【吴飞】读整理本《五礼通考》

作者：吴飞

来源：《历史文献研究》第46辑，此文部分内容以“整理本《五礼通考》的点校特色”爲题，刊发于《人民政协报》2021年1月25日国学版

方向东、王锷先生历时十六年整理完成的秦蕙田《五礼通考》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装成二十册，长达600多万字，学界内外普遍认爲该书是当代礼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实是可喜可贺。

此书装帧精美考究，排版布局相当用心，继承了中华版古籍的一贯传统，非常适宜閲读。除了外观漂亮，《五礼通考》的点校质量更是一流，读者足可放心使用。两位整理者都是当代学界文献整理和礼学研究方面的大家，有着丰富的整理经验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更对版本校勘相当熟悉。参与此书点校的还有二先生的多位高足，皆能不违其师之严谨作风。这部《五礼通考》整理本在版本选择、点校体例、文献校勘方面都相当用心，因而保证了它的点校质量。

首先，在版本选择上，两位整理者经过仔细甄别，采择精当。关于《五礼通考》的版本，点校者充分吸收了既有研究成果，广泛研读和比对各个版本，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最后决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本作底本，以味经窝本、乾隆本、光绪本爲对校本进行整理”。之所以选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因爲《四库》本是以味经窝通行本（简称乾隆本）爲底本，进行了一定的删改，“整体质量，远胜于他本”。有些地方是味经窝本、乾隆本、光绪本均有脱误的地方，只有《四库》本无误。当然也有《四库》本有脱误的情况，所以又依据另外三个版本进行校勘，版本之间有差异，无法判断正误时，整理者都找回到史源以确定是非，这样就保证了点校本最大程度地吸收各本之所长、避免各本的脱误之处。同时，整理者也根据《四库》本，将蒋汾功、顾栋高序以及秦蕙田自序置于书前，而将卢文弨、卢见曾、方观承、王鸣盛等人的序，《四库总目》提要、王欣夫跋都置于书末，这也最大程度吸收了各版本的资料。

味经窝本《五礼通考》，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其次，在点校体例上，两位整理者的决断可谓典范。古籍本来是没有标点的，但古人爲了读书通顺，也会简单地做一些句读，但这和现代标点体系非常不一样。由于古人写作时心目中并没有现代人的这种标点体系，当我们以现代标点体系来句读古书，就往往会发生各种问题，难以取舍。因而在古书点校中，不同的点校者常常爲一些基本体例发生争执。王文锦先生曾经说过，古籍的现代点校，并不是机械的语法作业，而是在保证断句无误、基本通顺的前提下，尽可能以点校将文气、语势表现出来。点校与翻译非常类似，对原作品不仅要得其形，更应该得其神，所以也要有类似“信、达、雅”的标准。能达到王文锦先生的这种高要求，就不仅需要点校者保证基本的语句通顺，没有断句错误，又不能在每个可下标点的地方都点标点，如若将文言文语句点得过碎、过破，就失去了文言文的文气，把一篇好文章毁掉了。因而，在标点时，有些现代标点不一定必须使用，有些习惯用语，也不一定要点破（比如“尧舜禹”就不一定点成“尧、舜、禹”，“元明清”不一定点成“元、明、清”），甚至语势到了，一长段一气连读，本就是作者的意思，如果一定要在中间点断，就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初衷，神韵全失。这要求的不仅是点校者对汉语语法的理解，而且还有閲读文言文的基本修养。在顿号、引号、书名线、专名线等的使用中，尤其需要点校者把握分寸。方、王二位的点校，仅用了不得不使用的十种标点符号，而且尽可能避免繁冗。如其使用引号时不超过三层，每段文字若只有一层引用就不加引号;对于经、注、疏、传、记、笺、集解等，一律不加书名线（当然，书中偶有未能严格遵守这一条的地方，亦在所难免）。笔者自己在点校时，对于如何使用冒号、引号、书名线就总是犹豫不决，以致最后经常弄得极爲繁复、不乏前后矛盾之处，深感二位先生这种统一而简洁的方式，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因而，整理本《五礼通考》不仅很少出现点断错误的情况，而且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原文的语势，保持了原作的神韵，使读者读起来琅琅上口、疾徐有度、铿锵有力。

最后，在文献校勘上，二位先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张涛先生閲读《五礼通考》时曾经发现了书中引用史料时的不少问题，并由此穷根究底，发现编著者对于每条材料，并不像秦蕙田自称的那样，老老实实地去核对原文，而是很多直接从《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转引而来，又没有认真核对原书，所以出现了不少讹误。（1）[①]整理者在“整理凡例”中指出：“《五礼通考》大量征引《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唐开元礼》等文献资料，经过甄选裁剪，归入相关类别之下。对于这些内容，我们逐一覈查原书，凡《四库》本有讹错衍倒者，改正并出校勘记帮助。”说起来简单，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逐一核对，这是秦蕙田等人宣称要做，但实际上并未完成的事。其实，秦蕙田这些编纂者有责任一条一条地核对原文，按照点校惯例，整理者在未发现明显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义务一定要逐条核对，但方、王二位出于认真负责的态度，要做本该秦蕙田等人做的工作。虽说现代的学者拥有了数据库、电子版等大量现代工具，但逐一查找出处、核对文字，仍然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那麽，整理者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些工作呢?我们可以对照张涛先生指出的一些错误，看一下点校本的情况。

1.卷二百四十三引《宋书·礼志》“殿中郎率获车部曲，在大司马之后”，《四库》本“获车”讹作“护军”，整理本改正，并出校勘记。

2.《宋书·礼志》“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严”，《四库》本作“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严’”，整理本未删去“中”字。

3.《宋书·礼志》“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阁”，《四库》本作“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阁”，整理本虽未删去“散骑侍郎”四字，但在校勘记中指出，“光绪本、《宋书·礼志一》无此四字。”

4.卷二百四十引《南齐书·武帝本纪》“（永明四年闰月）戊午，车驾幸讲宣武堂”，《四库》本引作永明三年，点校本改爲“四年”，并出校勘记。

5.同卷引《陈书·后主本纪》“至德四年秋九月甲午，车驾幸玄武湖”，《四库》本系于祯明四年，而祯明三年陈已亡，点校本未改正。

这五处错误，点校本改正两处，指出一处异文，默认《四库》本之“中严”，一处未改，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其中有些错误，在光绪本已经改正，点校者面对这种情况，必须查考其史源，方能判断究竟哪个版本正确。但有些错误光绪本也未改正，则系点校者直接对勘原书改正的，这真如同大海捞针，遗漏若干亦在所难免。点校者之尽心，当已胜过原编纂者和刻印者。张涛先生指出，有些错误，在味经窝初刻本的校语中已经指出了，而乾隆本和《四库》本却均未能改正，竟然是因爲改正会导致版面重排，带来繁难。

有上述这些优点，可以说，用此点校本，反而比使用《四库》本更可靠，因而，此书的出版，必将在许多方面推动学术研究。其中大致有三个方面：作爲一个礼学、礼制数据库的文献价值，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对秦蕙田等编纂者本人的研究。

首先，作爲一部资料集，《五礼通考》的作用，非常类似于《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点校者在“整理前言”中盛赞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之功，认爲他就是朱子曾期待修礼书的“大大底人”。《五礼通考》甫一问世，即受到广泛关注，以后曾国藩、梁啓超、章太炎诸先生都极爲推崇，首先是因爲此书爲相关学者提供了极爲方便查找的数据库。在这一方面，我们无论怎样推崇《五礼通考》的意义都不爲过。到了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读者仍然可以从中很方便地找到礼学、礼制的大量资料，这不仅是因爲编纂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资料，而且取决于其编纂方式。较之其他同类资料集，《五礼通考》的基本特点是经、史互补，即不仅列出了最重要的经学资料，而且在每个礼学条目之后，罗列了历代的相关史料。这种编排方式，一方面反映出经史一体的思想特色，另一方面，经、史之间的张力与差异也一览无余。

资料集不应该是流水帐般的资料收集，而要依赖编纂者的卓识，忠实地反映出资料本身的特点和基本问题。对于史料的采择与分类，秦蕙田等人也独具匠心，特别是将“学礼”“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等内容列于“嘉礼”部分，虽不免爲《四库》馆臣讥爲“炫博”，却也反映了编纂者对于礼学制度分类的独特理解方式。其“学礼”之部，当取自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观象授时”之部，不仅将对礼学影响深远的推步之学纳入其中，且非常详细地将明清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学成果纳入其中，至于“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之部，本来就是《周礼》的应有之义，将其纳入“嘉礼”，自比纳入其他部分更恰当。源于《三礼》的礼学，是爲传统中国制度进行分类的一个基本架构，如何爲各种礼制分类和排列，本就体现了研究者对礼的理解，《仪礼经传通解》《读礼通考》《礼书纲目》《五礼通考》，以及后来的《礼书通故》等礼学大书，对礼的分类都有独特的理解，各自构成一个礼学体系，都是值得今人认真研究的。

集中完成于康干之际的《读礼通考》《五礼通考》和《礼书纲目》，均以朱子礼学爲标准，但实际的礼学架构并不相同，除去其各自的资料价值之外，也都具有其值得研究的自身价值。这三部礼学大书，共同构成了从清前期由明遗民开创的学术思潮发展到乾嘉盛期的经学繁荣的学术过渡。《读礼通考》的实际捉刀者万斯同受业于黄梨洲，其署名者徐干学是顾亭林的外甥，二人是直承黄、顾两先生的下一代学者，在总结、思考朱子学之时，推进经学问题的研究。其时清廷的官学也以朱子学爲中心，康雍二朝修撰了不少尊朱的经学著作，方苞即深深地参与其事。而在《五礼通考》的编纂中，方氏后人方观承参与甚多，且其丧礼之部以方苞的《仪礼丧服或问》爲附録，更体现了这一学术取向。秦蕙田非常自觉地按照自己对朱子礼学的理解来编纂《五礼通考》。[②]他认爲，《读礼通考》之“规模体例，具得朱子本义”，他自己编纂《五礼通考》，则“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即以《读礼通考》的体例，来编纂吉、嘉、宾、军四礼，在凶礼部分，对于《读礼通考》已经编纂的丧礼部分，仅编入《仪礼》中的丧礼四篇及相关讨论，而略于史事，而另有“荒礼”“札礼”“烖礼”“禬礼”“恤礼”“唁礼”“问疾礼”等部。

与秦蕙田同时期的江永更是服膺朱子学，曾作《近思録集注》。他在编纂《礼书纲目》时，同样以续成朱子之业爲志，但与两部《通考》的体例安排非常不同，而是按照《仪礼经传通解》的礼学架构，以《仪礼》爲基本纲目，再以五礼分类，而形成嘉礼、宾礼、凶礼、吉礼、军礼的次序，其后又有通礼、曲礼、乐三部，而被《五礼通考》纳入嘉礼部分的历法、官制等内容，则被江永纳入通礼之中。显然，这种对朱子的继承方式与两部《通考》并不相同。可见，在这一时期总体上的尊朱风潮下，其实涌动着相当不同的思考方式。因而，到了江永、秦蕙田下一代的学者，就终于打破了尊朱风尚，开创了乾嘉学术的新局面。

清嘉庆十五年镂恩堂刻本《礼书纲目》，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戴震出自江永门下，又曾参与到《五礼通考》的编纂当中。江永殁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秦蕙田殁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按照钱穆先生的考证，其时戴震批评朱子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③]除戴震外，参与《五礼通考》编纂的，还有钱大昕、褚寅亮、卢文弨、卢见曾、王鸣盛、顾栋高等人，均将成爲乾嘉学术中极爲活跃的学者，他们出现在《五礼通考》的编纂队伍中，也表明了《五礼通考》的过渡性质。从尊朱的清代前期学术到标举汉学旗帜的乾嘉学术，究竟是如何转变的，江永和秦蕙田都是值得研究的关键性人物，而《五礼通考》更是见证了两种学术范式的转换，对其礼学架构与案语中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将是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

要研究秦蕙田自己的学术，最重要的当然是《五礼通考》的礼学架构和大量的“蕙田案”。如果此书确爲秦蕙田所主持修撰，且“蕙田案”皆出自其本人之手，则这都将是研究秦蕙田礼学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不过，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五礼通考》的著作权问题，这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梁啓超先生曾经提出：“徐干学的《读礼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④]这一说法其来有自，秦蕙田之后不久，即已有人怀疑《五礼通考》有剽窃之嫌。对《五礼通考》著作权的怀疑二百多年来不时浮现，究无实据。所幸治学严谨的张涛先生亲自到浙江图书馆找到了题名徐干学的钞本《五礼备考》残篇，详细比对了《五礼通考》与《五礼备考》的相关内容。从其行文可以看出，张涛先生爲了尽可能做到不冤枉秦蕙田，努力在最大限度上将一些相同的内容当作巧合。由于两部书研究主题相同，而且都是明确按照《读礼通考》的体例做的经史资料集，其间出现内容重合的概率本就非常大，一般性的重合并不能成爲判定秦蕙田剿袭的铁证。比如二书均按照《通典》体例以吉、嘉、宾、军、凶之次序排列五礼，这不能证明秦蕙田爲剿袭;二书对凶礼各部的次序排列也完全相同，仍不能证明秦蕙田爲剿袭;二书均于“军礼”之部首列军制，虽于历代礼书中极爲罕见，但这还是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能，而不能判定秦蕙田爲剿袭;二书资料编排方面有极其相似的结构框架，虽然令人生疑，但仍然不是秦蕙田剿袭的铁证;然而，二书即使在非常个人性的案语上，仍然有雷同的地方，《五礼备考》中的很多案语原文，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五礼通考》中，而且赫然冠以“蕙田案”三个大字！这样的情况恐怕再也不能以巧合之说来解释了！张涛先生给以同情式的理解，得出非常公允的结论：

秦蕙田等人确曾获得若干徐干学五礼遗稿，并受其影响，甚至干没其部分成果，现存的《五礼备考》残稿可爲明证。尽管与《五礼备考》相比，《五礼通考》已有很大不同，其著作权仍应归秦蕙田所有，但对《五礼通考》而言，《五礼备考》是内容、结构与主旨最爲相近的前人成果，远非其他著作可比。秦蕙田隐瞒了曾经取得閲读徐干学等人稿件并容纳吸收其成果的事实，不无掠美之嫌，遂导致著作权公案的发生。[⑤]

我们指出这个事实，并不是否定秦蕙田等人的成就。客观地说，《五礼通考》的编纂者只是参考了《五礼备考》，用到了后者的部分成果，而其絶大部分内容仍然应该是来自他们自己。秦蕙田的行爲并不比现代的许多剿袭者恶劣，而徐干学对万斯同成果的干没，恐怕也要比秦蕙田恶劣得多。但我们今天仍然要正视这件事，除了还原万斯同、徐干学、秦蕙田之间复杂的学术纠葛之外，还应更真实地研究从万斯同到秦蕙田之间的学术转变过程，从而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从清初到乾嘉之间礼学研究的演进，以及秦蕙田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应该处在什麽位置，我们在研究《五礼通考》中的礼学思想时，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把它当作秦蕙田的著作。

今日《五礼通考》整理本面世，两位点校者宅心仁厚，在盛赞秦蕙田著作之功的时候，爲贤者讳，而不愿指出这一点，用心亦可谓良苦。但这未免会埋没万斯同、徐干学之功。我们现在受惠于前贤、使用《五礼通考》中的资料、与大量案语中的学术思想对话之时，除了对秦蕙田等编纂者、方向东和王锷等整理者心存感念之外，还不应该忘记万斯同和徐干学的筚路蓝缕之功，如此方能更全面地对待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注释：
 
[①]张涛:《〈五礼通考〉史源举要》，《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秋季卷。
 
[②]参考曹建墩《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2—323页。
 
[④]梁啓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2页。
 
[⑤]张涛:《〈五礼通考〉著作权公案初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