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三旨论

作者：刘青衢

来源：“道援天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六月二十日戊寅

          耶稣2021年7月29日

自阳明子揭良知宗旨于世，斯学风行海内外已五百余年矣。阳明子之指点既高明而通透，后学之阐发亦细密而精良，可谓洋洋大观者也。黄梨洲因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罔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吾人生于五百年后，欲治良知之学，载籍俱存，遗泽可追，又何劳费辞，标新立异？圣人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盖千圣万圣，与天合德，时有不同，其道则一。吾人于道，岂添得一字？又岂减得一字？述之可也，何能有作。吾之所欲言者，未逾于阳明之胜义也，乃有感于阳明之胜义也。阳明之义足以流传不朽，而所以流传不朽者，在世世代代兴起之感发。使无后人之感，则阳明之学不过一纸旧书，束之高阁，尘蒙虫蛀，字糊页散，无人问津，如何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亘古亘新？故后人不能无阳明，无阳明则无向道之点化；阳明亦不能无后人，无后人则无传道之薪火。后人所感，不为重复阳明，而为重生阳明也。吾人于圣贤精义之外有所言者，一二践行之心得而已。

或曰：“然则，汝于良知学所感为何？”答曰：“所感多矣，因时因地不同，所至深浅亦不同，学无止境，不能尽言。举当下所感，约为良知三旨，一曰信得及，二曰稳得住，三曰开得出。请试言之。”

欲言良知之信得及，先言良知信不及之状。良知者，天命之性也，人人得而有，无论圣贤小人，富贵贫贱，聪明聋盲，“性相近也”。虽然，人有良知而不自觉其为良知，或不识良知之贵。孟子曰：“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阳明子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可谓善画骨髓者也。心者，天理也，圣人之道也。一旦走作，应事之际必多利欲情识而良知汩没，必致心镜积垢而虚生浪死，不复知有圣学也。人莫不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偶见于一时一事，未尝不感其善，俗语云“良心发现”是也。唯自信不及，以为非究竟之学，足恃之道，而别有他学为究竟，他道为足恃焉。遂以利己胜人为究竟，以强权巨富为足恃，至于良知，则以或不能胜人，或不能富贵，非人生万事之准则。于是，终日头出头没，追名逐利，弃其性之固有，而熙熙攘攘于卑琐之业。

既明良知信不及之病，则思如何信得及？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即复性，即自信良知也。阳明子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良知无知而无不知，非矫揉造作之知，乃自然流出之知；非一偏一隅之知，乃圆转周遍之知。良知无时无事不知，唯人不自知其知，不广其所知，坐在无觉也。故欲自信良知，先宜自觉其良知。觉者，悟也，良知本出于天赋，裹杂于形气之中，不觉悟则不识良知本来面目。由未悟而得悟，由小悟而大悟，由浅悟而深悟，学有多端，识有本末，悟得良知本体，始能自信。阳明门下善言悟者，王龙溪是也。其说悟有三，曰解悟，曰证悟，曰彻悟，既是悟入良知之法，亦是自信良知之据。读书明理，研习经典，以语言而获解悟，初认良知之理也。收视反听，离形去智，以静坐而获证悟，次契良知之体也。人情事变，左右逢源，以锻炼而获彻悟，终透良知之用也。解悟良知，开蒙除昧，兴发涵养，感其入信也；证悟良知，默会亲体，反身有得，自信稍立也；事上磨炼，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信之不疑也。欲彻头彻尾信得及自家良知，其在循序渐进，博学约取，长久用功，经事变、受考验之后乎？良知恒存恒照，在人之觉不觉耳，能觉则能信，能信则能立，信得及良知本体，虽万事万变，亦信得性与天道不在吾心之外，而有自得之乐。于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处顺处逆，居险居夷，无往不以良知为准则，为归宿，他物奚能夺之？

欲言良知之稳得住，先言良知稳不住之状。人虽自信良知，而形气尚在，渣滓未浑化，良知本体忽明忽暗，朝不保夕，工夫与境界时或退转，不能久持。如人此时此事能致其良知，而彼时彼事又旧态复萌，困于习气。所谓一时行善事易，一生行善事难也。约略而言，庸常能保任良知者，十处中或有三四；贤人能保任良知者，十处中或有七八；唯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动容周旋，无不中礼，动静语默，圆融无碍，良知自然流行，十处中十处皆是。圣人论从学之徒，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以颜子之资，尚只能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可见良知稳不住乃学者常态。阳明子亦有善喻：“譬如奔流浊水，才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信得及良知，仅为入门，工夫稳得住否，尤关性命之大节。

既明良知稳不住之病，则思如何稳得住？吾人先看阳明子如何稳住。先生少年立志，中年悟道，晚年入化境。龙场已暗收良知之意，征宁藩后乃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便不着些覆藏”。由渐悟而至顿悟，由顿悟而起渐修，由渐修而至极境，为成道之典范也。悟之顿渐，修之久暂，或以根器利钝而不同，但虽圣人亦学而不厌，学者又岂可轻言径超之路哉？阳明久求始悟，且“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是知稳得住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无捷径可寻，无近道可抄，唯有用功日久可及。阳明子谓：“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又谓：“既断了，则继续旧功便是。”又谓：“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阳明子之术，一则曰忍耐，曰不息，再则曰继续，曰时刻，别无素隐行怪之谈，更无奇巧速成之法。只是老老实实，平平淡淡，至诚无息，念念致良知。后学诸子据此又发为“第一念工夫”，以体上用功为极则。观此，良知稳得住之术明矣。而稳得住之术人人可操，稳得住之效未必人人可到，凡庸与圣贤由此殊途。计非人人能忍耐不息，人人能时刻继续，能与不能，全仗工夫勇与不勇，术能示人而不能保其效也。孟子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濂溪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各自用功，各尽天命，工夫有生熟，境界有深浅，成圣成贤，成凡成庸，全看一己之努力耳。

欲言良知之开得出，先言良知开不出之状。信得良知，久久稳住，一己之性命庶几安立。顾此尚不足以尽圣贤之道，明德之后，还须亲民，亲民则须技艺。阳明后学鼓动天下，流弊渐生。其弊云何？王船山谓：“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顾亭林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颜习斋谓：“孔子尝言：‘二三子有志于礼者，其于赤乎学之’，如某可治赋，某可为宰，某达某艺，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王门无此。”诸儒以明亡之憾而罪阳明，浪为偏激之词，殊失中肯之论，所言不及阳明本义，不足服人，徒为争讼云云。而指阳明后学好为顿悟良知，不能主气尊天，治经考史，开物成务，不能以天制人，穷究物理，发皇实业，或不无是处。阳明良知学原为救先儒之支离，世俗之功利，而端本澄源，自信自立，何尝遗弃伦物，空谈良知？良知乃明体达用、体用兼备之学（是义粗证于前文《良知体用论》），岂能有体无用？然后学不树之于事功，亦宜其见疑乎！

既明良知开不出之病，则思如何开得出？此不可空论，但看阳明子如何开出。史评阳明，素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誉，有明文臣所建事功，阳明率为第一流，置诸古圣先贤，殆不多见。然则，阳明之功业何从而建？盖自阳明少年志为圣贤始，亦曾遍览各家，博学多闻，格物穷理，气象恢弘。好任侠，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喜书法，于诸氏官署学书，用功甚笃，书法大进，嗣后艺境不愧为一代书家；勤读书，“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气度远迈举子；擅文章，与文坛领袖李梦阳辈切磋有加，自结诗社，技压老宿，后世辑《古文观止》，流传天下，明代文章，阳明独列三篇，为明人之冠；长兵略，“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效法宋儒，遍求考亭遗书读之，精诚格物，以至于疾；泛滥佛老，致力神仙养生之术，并有神通。及其出仕，军功之外，且能治民，泽被政教。为政则有乡约之制，为教则有教约之规，创制立法，辅世长民，人受其赐多矣。阳明之学文武兼备，广矣大矣，蔑以加矣！唯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阳明既以成圣为本，不得不以众技为末，有本有末，本末一体也。况以直指良知之究极而言，固不以诸学为高；以从旁襄助得力而言，则不可便废诸学。设无诸学旁敲侧击，辗转涵养，有以启发，恐亦不能积小悟为大悟也。平情而论，阳明擒宸濠、破巨贼之功业，果无关于早年之所学乎？阳明之书法与诗文，果皆糟粕而无益于世道人心乎？大言贬斥阳明之王船山、顾亭林、颜习斋辈，虽昌言实学，其自身实践，果有过于阳明者乎？无论诗文、书法、军功、治绩，有一可望阳明之项背者乎？彼辈身处宗社飘摇之际，亦尝用兵举事，而果有所成就乎？己虽不及而贬人太过，言辞虽峻而践履不足，适见其不知量也！要之，以诗书礼乐而兴发志意，以事上磨练而彻悟良知，以良知为本而建不世勋业，阳明何尝远于诗书礼乐，远于万事万变，何尝不能大用于民哉？讥阳明、罪阳明者，谬乎谬者矣，夫复何言！

顾亭林与颜习斋之驳斥阳明，多从经世实学入手，或抑阳明而扬朱子，或朱子阳明俱抑，所据辄曰：“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吾道自尊显，释老自消亡矣。”此盖清初诸儒所以责理学，尤其责心学之所依，以为空谈良知无用，而近于禅。然弊在空谈，不在良知，阳明未尝空谈良知，而实致其良知，流禅之讥，风马牛不相及也。王船山又以其形上之思而痛诋阳明“无善无恶”诸义，亦斥为禅，根本未解阳明之意而好骂人泄愤。阳明先言“无善无恶心之体”，又言“知善知恶是良知”，心体与良知，一乎二乎？良知即心体，心体即良知，良知既知善知恶，讵谓心体无善无恶？如非本具至善，孰能定善恶之别，得无义外乎？是知心体与良知俱善也。然则，阳明又何以言“无善无恶”？盖“无善无恶”非指心体之存有，而指心体之发用，心之所发，动而处事格物，几微之间，不可预设善恶，先入为主，缠缚泥执，以致内外悉误。阳明固谓“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程子谓“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无善无恶者，廓然大公也，必其无善无恶而廓然大公，乃可如其所是，顺应来物。如体上先存善恶，失其廓然大公之境，为主为奴，为高为低，先见已偏，奚得顺应外物？夫以阳明之慧，竟不知圣人至善之教，而虚无本体，善恶双遣，以至流于禽兽之无知，谁与信之！因审三儒之詈骂阳明，大都无的放矢，识者宜忌。至于后学之病，则不可无视。

阳明良知体用之学既见于事，其理则何？粗言三义。阳明说致良知，必说“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又说“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良知必表之于事物，不能见诸事物之良知，徒为光景，故良知之不容已，必求能开出治事之术。一也。阳明晚年颇申大人之学，以万物为一体。欲学者收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以至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为一，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一体之仁也。此一体之仁不外乎良知之体，皆自然而然，非勉强附会，亦必有践行之术。二也。良知仁体有治事处物之动力，有否治事处物之能力？阳明尝以孝亲为例，讲明此义。如有诚于孝亲之心，自然会讲求冬温夏清之理，温清之理是孝亲之心开出之条件。孝亲之心如树根，温清之理如枝叶，有树根而后有枝叶，有良知而后为实现良知，而必求其物质条件，乃自然之势。三也。以今语论之，良知仁体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欲达目的，必究手段，未有无手段而能达目的者也，未有目的不纯良而手段称正义者也。吾儒于今世亦当讲格物，讲科学，然未必出于好奇兴趣，而出于成己成物，参赞化育。欲安天下之民，则当穷就所以安民之术，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军事、科学，种种可用者，无不尊之重之，客观研究之，以发达其学。唯必以良知为本，如无良知主宰，科学亦可杀人，反成凶器，研之何用，将以自取灭亡乎？夫良知不局于后发，亦可先发，信得及、稳得住之余，更当随几起用。有事无事，良知朗照，本之以思身如何修，家如何齐，国如何治，天下如何平也。非止思之，又从而行之，展才布能，囊外内之道，达知行合一之效，则良知庶几能开得出也。

夫未信时以信得及为旨，既信后以稳得住为旨，既稳后以开得出为旨，是为良知三旨也。观阳明教童子，有歌诗、习礼、授书诸节；教乡民，有孝父母、敬兄长、训子孙、和乡里诸规；教学者，有知行合一、静坐、致良知诸方。自童子至乡民以及学者，学不躐等，教无定法。诗书礼乐、伦常规约、直指良知，皆措置裕如。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能养人化心，振拔就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有志于阳明之学者，信而稳，稳而开，幸毋以认良知二字为已足，枯守一时一事之明，“把作一种光景玩弄”。而应广明物理术略，开物成务，接引来兹，为学为教为政，以安人安百姓，成其体用一贯之道也。

七十三年六月戊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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