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学与儒家文化》《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自序

作者：李存山

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

我自1984年从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当时杂志社主张“编研结合”，即编辑人员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也要从事相关的专业研究。这很符合我到杂志社工作时的初衷，我曾说:我是以编辑工作为“公职”，不敢懈怠；以中国哲学研究为“天职”，绝不放弃。以前在读《黑格尔传》时，记得他曾说过:“一有公职，二有家庭，人生斯世，无复他求。”可见哲学家对“公职”是很重视的，这也鞭策我对编辑工作的“公职”要尽心尽力，而对中国哲学研究则在时间上放入“第二序”。因为把编辑工作放在时间的“第一序”，所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时间往往是比较零散的。职此之故，我的科研成果是以论文为主，这些论文大多是随机性的有感而发，缺少系统性和连续性。在我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虽然科研的时间比较集中了，但以前养成的习惯并没有完全改掉，与以前所不同者，是我后来逐渐把儒家文化作为研究的重点。

我读研究生时写的毕业论文是《先秦气论的产生和发展》，在参加工作后发表过几篇关于气论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文化热”，受此感召，我逐渐把气论研究与对儒家仁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仁学与气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的认识。当时学界有“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从书”的编纂，我的专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本是为这套丛书而写，但1988年中秋匆匆写完时已过了交稿日期，遂转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我为“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改革家系列”写了《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为《中华文化通志》(百志本)撰写了《哲学志》(其中第四章“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由邝柏林、郑家栋撰写)。在我调入哲学所后，曾应约作了一本简明注译的《智慧之门・老子》，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点教材”撰写了《中国传统哲学纲要》。除以上著作外，近年还出了一本通俗性读物即《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上罗列，未免让我自感惭愧。如果再加一本的话，就是我在十年前曾出了一本论文集《气论与仁学》。

自进入学界以来，匆匆34年过去，我自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在杂志社工作的17年，和调入哲学所后的17年。在后一阶段，我也曾打算出一本较系统性地表达我对中国哲学史基本观点的著作，虽然写出了一些主要章节，但其间几次被一些事务所打断，经多次修改终觉对某些问题的表述不够满意，故延宕至今没有成书。总之，就我现在既有的研究成果而言，还是以较零散的学术论文为主。这次承蒙华文出版社不弃，我在继《气论与仁学》之后，再出两本论文集，其一是《先秦哲学与儒家文化》，其二是《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

在《先秦哲学与儒家文化》中，选取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关于先秦哲学的十余篇论文，另分别选取了关于《周易》研究和楚简研究的两组论文。在《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中，选取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关于汉代哲学和宋代哲学以及汉宋之间相关思想的近三十篇论文。这里所谓“比较重要”，有的是从所论述的内容而言，有的是从我治学的过程而言。虽然时间跨度较大，论文的侧重点和水平不一，但自审这些论文大多是针对某些问题遂有感而发，故应属言之有物，而并不空疏;又觉在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歧见日多，为有助于学术讨论和增加共识，我们必须坚持以史料为根据，论证符合训诂和逻辑，我平时治学尽量做到这两点，故庶几应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于文中的一些新见，是否能被学界所接受，那就要经过各位师友和读者的审视与批评指正了。

我在杂志社工作时，因是以编辑工作为主，在科研方面不求入于学术的主流，故所出成果大多是有感而发，尝有“只是为学界备一说”之想。我到哲学所工作后，虽然主观上也为自己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客观上可能“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能为学界备一说”，而没有出现无根据的谬说，那么庶几也算不错了。

李存山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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