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性时代的政治思想——哲学的慰籍

作者：詹姆斯·汉金斯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当今时代是思想一致性的时代。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时代都如此，因为人是群居动物，但在我们时代有一些不寻常的压力让我们必须与某种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阻止我们拥有自己的哲学。

哲学是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是自由采用的，有超越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基础。意识形态是某个阶级或者其思想奴仆创造出来的东西，旨在限制表达和指导我们的思想朝着特定的目标和结论。哲学的目标是开放性的：发现真理，并提出有关周围世界的连贯认识。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允许某个群体的人拥有或把持权力。哲学家是因为缺乏智慧而热爱智慧的人，假定我们并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发现答案的方法就是澄清我们的思想。我们试图这样做通过批判性地反思体验，并对比我们的观点来看看是否前后一致。而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则早已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或许假装其答案得到了系统性论证或基于科学，但在实际上他们接受很多自相矛盾的主张，忽略很多实证性现实，因为如果不这样就将危及手中的权力。比如他们可能相信其权力是仁慈的，或者将来有一天是仁慈的，而在现实中它造成治下民众的巨大痛苦，因为其统治往往只对自身有利。

现代性和全球化

我们的时代特别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对哲学充满敌意。很长时间以来，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很多人相信意识形态的铁拳只是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政治体制中，也就是我们说的极权主义体制。极权主义体制是国家强制推行一种教条式的或正确的思维方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人相信我们与他们不同，因为我们的自由民主名义上保护言论自由和其他形式的自由。

从21世纪的视角看，这种信念现在看起来未免过于天真。享有名义上的言论自由的国家在实际上是否比拥有清晰法则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威权主义国家有更多的自由，还真并不是能说的很清楚的。我认为，怀疑首先产生于东欧。波兰哲学家、政治家雷沙德·雷古特科（Ryszard Legutko）在《民主中的恶魔》（2016）中，描述了人们在发现波兰在1989年逃离共产主义控制之后的震惊，他们不是逃到自由领域：

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共产主义衰落的最后一年拥有的自由精神比确立了新秩序之后的阶段多得多，新阶段立刻终止了当时很多人觉得强烈赞同的东西，虽然有些难以捉摸，但人人都知道的自由体验——一种感受到很多大门敞开和很多可能性供你选择的感受。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烟消云散，被自由民主体制带来的新的必要性言论压制住了。

在极权主义国家，因为不正确的言论和信念而受到惩罚要更严厉得多---也更残忍和可怕，这的确是真实的，但正如历史学家都明白的那样，惩罚的严重程度与国家控制受惩罚行为的权力是成反比的。当权力当局并不真正担心所控制的行为可能威胁现有秩序时，并不需要严厉惩罚。在自由民主社会，只要人们对社会目标还有笼统的共识和意愿，就能很容易容忍思想自由。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一些事引起很多普通公民的担忧，他们感受到自由民主国家的精英价值观变成令人窒息的正统教义。只有那些与当今自由民主体系的不自由倾向合作的精英成员才可能相信他们仍然享有思想自由，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自由。

回顾起来，更容易看到思想一致性首先从来不是仅限于某个特定政治体制的问题。它也从来不是依靠政权更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共产主义者和自由民主派承诺于自己形式的现代性，而且对传统或任何被认定为不够现代的思想都充满敌意。共产主义者相信政治体制需要根除传统思想，而世俗思想的自由民主派现在能够被忍受，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非自由派思想方式不可避免地要被踩在脚下。美国参议员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通常称这种态度为“自由派期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直到最近对待中国传统宗教的态度。但最近几十年，进步人士开始变得不耐烦了。宣称自由派的政治在文化领域已经变得更加占据支配地位，因而变得更狭隘、更教条、更坚定不移地将善的观念强加在并不赞同的人身上。

全球化也压缩了得到认可的观点的范围---显然这是一个悖论。但实际上，全球公司、国际组织和很多非政府组织展现出的那种不宽容遵循的是自己的内在逻辑。事物的指称意义越多，它的联想意义就越少，这是一条逻辑法则。我们只有将特殊性放在括号内，才能提出笼统概述。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权力变得越有普遍性，它就越少能够容忍特殊性---即对普遍接受的观点的偏离。世界范围的商业品牌垄断了迷人的魅力，贬低了本地生产者的吸引力。很多人权圣战者同样倾向于摧毁地方性的生活方式。鼓吹人权听起来有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高调，等到人们开始询问谈论的人权是哪个，是谁强加在谁身上的，用什么制裁手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我们鼓吹俄罗斯、伊朗的同性恋者权利、或中国的数字权利、巴基斯坦的变性者权利、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的动物权利、祖鲁人的女权主义、天主教医院里的生育权等，人们可能适当地询问鼓吹者是否真的遵循他人多样的观点和信念。授权推行人权的全球政权必然压制偏离常规的本地观念。严格的现代主义者认为全球价值观是正确的价值观，地方价值观是原始的、落后的，但即便认同这个前提，结论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在全球规模上强制推行价值观要求某种程度的思想一致性。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已经有了一种天生的趋势，将一些观念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组成部分来具体化、固化、和工具化。

哲学探索的自由

哲学家喜欢的思想自由发挥就成了异端行为，成了对支配性意识形态的颠覆。对于国家的或全球的精英来说，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的好处是它们可以被作为正统思想受到监控。正如米兰达警告中美好的话语描述的那样，“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作为你的呈堂证供。”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用来把你装入鸽子笼，违背你的意愿将你的观点锁定在一排从左至右安排的牢房中的某个位置上。作为寻找真理的自由思想者，你更愿意将你现有的临时性立场确定在多维度的、超越时间的体系的某个地方，但当今公开这样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中国，你可能伤害到你的社会诚信记录，即使你热爱你的国家，渴望用你的思想帮助它。在西方，可能有强势者急于给你贴上不敏感或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论者的标签，在现在的文化审查者看来，这就是最严重的犯罪。或者我们被当权者告知，很多人无知且愚蠢。我们似乎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世界各地的男人女人都不再能自由说话了，只要说话就必然带有其生活、职业和家庭的偏见。西方人之前遭遇过这样的时代，那就是现代初期宗教战争施虐之时，基督教的)教理问答，忠诚宣誓、刑罚法律、宗教裁判所、信念行动（ autos-da-fé，来自葡萄牙语，指的是宗教审判所对待异端的刑罚，即要求异教徒公开忏悔，情节严重、拒不悔改的会遭受火刑---译注）中国人有这种时代的更近体验：文化大革命仍然是活生生的记忆。在意识形态独裁之后，西方很多人就像当代中国人一样，努力让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得更文明、更温和、更少自以为是、更少教条、同时更多宽容，更愿意承认在政治精英为了自我保存和自我扩张的利益而产生的道德和政治信念之外，还有其他可靠的信念存在。

在西方，大学里争取自由主义争取意识形态温和化的声音在最近几十年受到更多的压制。那些声音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当今时代自由主义隐性失败的污染---首先是它没有能区分自由和许可证，以及放弃共同道德标准的宽容形式，还有精英越来越多地唯利是图以权谋私，缺乏为公共利益的献身精神等。在表面上看，这个处境似乎自相矛盾。形式上致力于自由的社会怎么变成一致性的堡垒？但是，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几乎两百年前就注意到的那样，追求思想一致性的力量在拥有更显著政治自由的社会往往更强大，致力于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更少尊重过去。但是，如果我们想改善社会，就需要自由思考，我们的心智需要有能力带着一种超脱来反思我们文明及其他文明的经验。我们需要超越时间的反思空间来思考其他选择。我们也需要临时的空间相互交流，就像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一样和其他人一起探索真理。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17世纪被称为哲学探索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的东西。有些人仅仅为了自己的理性而需要它；快要在谎言和虚假信息海洋中沉没的我们，需要生活在真理中。有些人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一样愿意在传统内部利用资源来改造当今政治协商和领袖的可怜和缺陷。我们希望统治者受到良好教育，拥有更多人性、温和、热爱公平正义、尊重公共利益。我们希望他们承认个体的价值，投身于培养我们共同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优秀传统。就像当代中国新一代儒家一样，我们相信复兴传统能改造当今社会。

什么研究能够推动哲学探索的自由呢？在17是欧洲，摆脱宗教政治的学科是我们现在公认的科学---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说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被认为是政治中立的研究领域，不关心政府和宗教当局。伽利略案件之所以震惊欧洲，部分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包括伽利略本人）都相信自然哲学应该处于超越政治宗教权威范围的上天领域（empyrean realm）。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到了21世纪，科学反而变得就像政权理论和国际关系学一样几乎沦为政治的一部分了。科学研究不再提供政治的避难所，反而在为政策辩护方面扮演着太过重要的作用。

抗拒一致性的避难所

我认为，当今最容易找到必不可少的思想自由的研究领域是包括政治思想史在内的哲学史。这是自由领域不仅因为位于历史深处的东西不是当今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权力和利益所涉及的地方。过去相当于是到了外国，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维持不结盟立场也有麻烦。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提出了相反的论证：他相信我们能够将过去置于冷静的分析之下，因为行动结果已知道，因而不会引起党派偏见者的希望或恐惧。我们在观察当代人行动时之所以投入激情是因为它们对我们产生影响；但过去的行为不一样。新闻让我们愤怒者恐惧，但当我们通过记忆的金色迷雾观察过去时是安全的，过去的伟人已经死去，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马基雅维利说，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将凯撒或者西塞罗变成美德典范的尝试引发了充满激情的分歧，对于这个说法在他那个时代是否真实，我远非确定无疑，但在今天肯定是不真实的。当今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如有关机构和建筑物的重新命名、推倒不再崇敬的历史人物的雕像、教科书重新编写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展示对过去的研究并不能提供让我们能免受现在意识形态激情冲击的避难所。我们或许试图通过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般的隐蔽写作或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或马基雅维利那样的讽刺来逃避自由表达观点的后果，但过去的历史性本身并不能给我们自由。

在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时代，为什么思想史能够提供免于一致性冲击的避难所？我相信理由在于它是讲授阅读文献的学科，那些文献如果得到适当的研究，拥有切开那使用蚕蛹的丝线紧紧束缚我们的意识形态蚕茧的威力。政治思想史学家知道阅读文献是多么容易，相信你已经明白了，将其放在已经接受的观念的档案柜里或让其主张符合你自己的先入之见是多么容易。为了避免历史学家不可饶恕的罪恶、时代错误、逃避可能扭曲我们自己的道德指南针的现在磁场，这需要艰苦的智力劳动。它要求持续不断的、训练有素的努力来抓住文献中时代背景下的意义，无论是表层意义还是深层意义。如果使用奥斯丁（J.L. Austin）的术语就是恢复其言外意义和言后意义，也就是文献对其时代的读者打算产生的影响和实际造成的后果。这个说法因为思想史家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而天下闻名。难怪政治思想史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大幅度地扩张了我们阐释学工具的储藏库。我们已经开始明白，要认识过去的著作需要对文献原文、修辞理论的历史和文学体裁、过去时代典型的交际模式、文献接受的历史以及该学科的历史等更深层的知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想象中抓住作者当时的生活，包括他的来源和模式、思想习惯、社会背景和政治。

这个清单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说下去，上面的条目绝非思想史学家需要再理解文献时利用的唯一工具。但是，文献研究的学科训练的好处是巨大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能够更接近听到来自过去的真实声音，表达其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现有思想的声音。通过训练有素的文献解读，我们逐渐享受到智慧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体验：发现一些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东西，能改变你理解世界的方式的东西。除非我们是圣母大学的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Gregory）所说的那种“替代神学家”的思想家---相信过去中没有任何东西对现在有用的人---过去的声音将给我们打开一个比当今时刻允许的狭隘地方主义更广阔的可能性王国。正如西塞罗的《西皮欧之梦》中的话“de excelso et pleno stellarum, illustri et claro quodam loco”：意思是我们从高空布满星星的清澈和明亮的场所观看世界及其历史。如果我们相信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在我们时代已经丧失了的美好事物和强大观念的再生，死者的声音将把它们栩栩如生地放在我们耳边。我们听见时或许突然感到不舒服，如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上的话：“我恳求你们，在基督的内心认为你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开始逐步相信，我们以为的真理中有些可能是虚假的，我们的美德中有可能是罪恶。

简而言之，学习古代政治文献提供了应对当今时代一致性和时代试图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虚假意识形态的解毒剂。它们提供了用人类条件的无限资源来重新构建有限的、现代自我的机会。古代文献也能帮助我们变得宽容，改善我们对他人宽容的方式。我们的宽容将不是通过咬牙切齿的方式或带着不屑一顾的居高临下姿态表现出来；我们将不是因为缺乏压迫他人的权力才表现得宽容。我们之所以宽容，用这个词的最好意思，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认定他人有能力拥有我们并没有掌握的真理，这些宝贵的真理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本文的初稿曾发表在李汉松编著的《政治思想史对话》（商务印书馆）

译自：Political Thought in an Age of Conformity by James Hankins

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political-thought-in-an-age-of-conformity/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哈佛大学文艺复兴历史教授。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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