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作者：韩书安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2期

摘    要：“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于经学与理学是朱子学的两个面向之独特认识，钱穆提出了“会通博综”的治学理念，主张考据、义理兼尽，融汉宋之学于一罏，最终回归于儒学的大传统，这无疑更能从根本上消弭汉宋之争。

关键词：钱穆；“经学即理学”；朱子学；汉宋之争；

汉学与宋学是中国古典学问的两大流派。一般说来，汉学是指以两汉经学为代表的名物训诂之学，宋学是指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义理之学，它们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致思倾向与为学主张。汉学与宋学的正式划分形成于乾嘉时期。如《四库全书总目》云：“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1】；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亦言：“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理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2】。不过，自清代中叶以来，汉宋之争的风气也日渐凸显出来。尤其是江藩《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两书的出版，更是对汉宋之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汉宋之争作为价值立场鲜明的学术分歧，直接影响到民国乃至当下的学术发展。因此，如何评价汉宋之争并将其进行合理地化解，可以说是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理论难题。

“一生为国故招魂”的钱穆先生，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考据、义理兼而有之，被誉为最后的“通儒”。他尤为擅长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汉宋之学有颇丰的论述。因此，本文拟以钱穆汉宋观的转变为研究对象，探析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如何消弭汉宋之争。鉴于钱穆著述繁多，笔者将以钱穆对“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细致梳理其汉宋观的演变。“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钱穆晚年在讲授《经学大要》时曾说：“《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曾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我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引用了他这句话，可是讲得不清楚。《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民国二十年在北平写的。到现在隔了四十多年。最近我又写了一篇《顾亭林学述》，再讲‘经学即理学’这句话，我算是讲清楚了。”【3】“经学即理学”之所以素来难解，是因为它牵涉到对汉宋之学的整体把握。钱穆对“经学即理学”评价的转变，与他对汉宋之学的思考有莫大关联。因此，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我们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历程并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

一、钱穆对“经学即理学”评价的转变

侯外庐曾指出：“世论亭林之学旨莫不提出他的一句名言，‘经学即理学’”【4】。不过，在如何理解“经学即理学”的问题上，学者们争议颇大并形成了两种典型的看法：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经学代理学”的观点，即认为顾炎武的本意是通过确立经学的新旗帜来推翻理学偶像。另一种是以柳诒徵为代表的“以经学之理学，代不讲经学之理学”的观点，即认为顾炎武只反对禅学之理学，并不是反对理学本身。梁、柳二人基于汉宋之学的不同视角，分别强调顾炎武为学革新与守旧的不同向度，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钱穆本人的治学追求而言，他无疑更认可后者，而不满于前者。因此，钱穆对“经学即理学”的态度和柳诒徵是一致的。不过随着学术思考的深化，钱穆的评价立场后来有所转变。

钱穆早年对“经学即理学”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在《国学概论》（1931年）中，他指出顾炎武为学特色是“绝口不言心性，而标知耻博文为学的”【5】。由此，他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理解是“亭林不喜心性，遂为此语。不知宋明理学自有立场，不待经学。经乃古代官书，亦惟训诂名物考礼考史而止，经学中又何有理学者？”（《国学概论》，第302页）钱穆认为，体悟心性的理学与训诂考证的经学属于不同的学问门径，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是“两无所据”的伪命题。但是，“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截断众流，有合于后来汉学家之脾胃”（《国学概论》，第305页），后来在顾炎武“判心性与学问为二途”治学态度的影响下，乾嘉以来“气魄较小，眼光较窄之流，则专借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为话柄，于名物训诂证礼考史外不知有学术矣。”（《国学概论》，第303页）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中，钱穆仍强调“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论，虽意切救弊，而析意未精，言之失当”【6】。不过，相较于《国学概论》中简单的批判论说，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经学即理学”有着更为详细的考证分析。他发现其实早在顾炎武之前，苏州地区的文人归有光、钱谦益已有类似的言论。【7】钱穆认为，归有光“‘讲道’与‘讲经’之分，其言为牧斋所袭，即亭林‘经学’、‘理学’之辨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0页）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清初学者治经大端，如考辨《易图》、《尚书》今古文、《诗风》淫正、《春秋》氏族土地、《周官》郊丘祀典等，归有光都已提及。钱谦益评述儒林与道学分合、汉学与宋学得失的观点，其实也是归有光遗说的发挥。虽然顾炎武后半生基本都在北方游历，但是归有光、钱谦益辨析经学与理学、区分汉学与宋学的观念在顾炎武的身上依然有所体现。由此，钱穆总结道：“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证佐，以开后世之涂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同上，第173-174页）钱穆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源头追述到归有光、钱谦益那里，这无疑消解了这一学术命题的原创性与深刻度，对于梁启超“经学代理学”的观点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批判作用。并且，在他看来，“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同上，第178页），“经学即理学”仅是就前者而言，并不能揭示出顾氏的学术全貌。乾嘉诸儒“乃打归一路，专守‘经学即理学’之议”，“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同上，第178-179页），是“得半而失半”的片面性继承。简言之，钱穆认为，“经学即理学”并不能完整反映顾炎武乃至整个清代学术的本质特征，不宜过分夸大它对宋明理学所产生的冲击和破坏作用。

然而，钱穆对“经学即理学”的态度，晚年随着他撰写《朱子新学案》（1971年）逐渐有所转变。钱穆注意到《朱子语类》有一条云：“程先生解经，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8】他指出朱子分判自己与二程解经差异的此条语录“分别大可玩味”。二程解经“理在解语内，是解说者自说己理，乃解者之自有发明，此可谓之理学”；朱子解经“理在经文内，此非解者自持己理，特玩味经文而有得，为之发明其辞，理皆经文之理，非解者自持之理，此可谓之经学”。【9】也就是说，与二程离经学以言理学不同，朱子实际是即经学以言理学。职是之故，钱穆认为“顾亭林曾云：‘经学即理学也，舍经学安有所谓理学哉。’此其渊源，实亦朱子先发。”（《朱子新学案》第四册，第218页）但他同时强调，“朱子论学之关键，亭林亦未为得其精髓。故如亭林之学，亦仅得称是为经学，不得称是理学也”（同上，第220页），即顾炎武仅是经学家而非理学家，虽然正式提出了“经学即理学”，但他的学术造诣尚未如朱子般臻至此种境界。相较于早年的坚定批判态度，钱穆晚年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看法已渐趋于承认与接受。

在《顾亭林学述》（1973年）中，钱穆对“经学即理学”有更为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亭林所谓经学，乃自汉至宋通言之。‘古之所谓理学’，指宋。以其合于经，同于经，故曰即经学。‘今之所谓理学’，指明。亭林谓其不取之五经，但资之语录，亦如释氏之有禅，可以诵经典而成佛也。”【10】简言之，宋代理学合于经学，所以顾炎武称“古之理学，经学也”；明代理学不合于经学，所以顾炎武称“今之理学，禅学也”。从根本上说，“在亭林之意，固未尝为汉、宋分疆，故经学中即包有理学，而理学亦不过为发挥经学。至于明代中晚以下盛行之语录，乃离异经学以为学，故亭林不以理学许之。下及乾嘉，严分汉、宋，经学独归两汉，理学全受排斥，此又与亭林意见大为不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85页）顾炎武本人并没有乾嘉诸儒那种汉、宋分疆的学统观念，“经学即理学”的本意是认为经学是孕育理学的母体，理学是发挥经学的产物，两者是相即不离、互为创发的关系。从早年的“尊宋抑汉”转变为晚年的“汉宋等观”，钱穆认为他此刻“算是讲清楚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内涵。

其后，钱穆在台湾讲授《经学大要》课程（1974年）时，也曾对“经学即理学”有所说明。他曾讲道：“经学就是理学，要读经学，才有理学，舍掉经学没有理学了。粗看这句话好像只要讲经学不要讲理学，顾亭林是处在反理学的态度。这样说最多讲对了一半，因为顾亭林《日知录》讲得很详细，宋朝、元朝都有经学，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理学。明朝人没有经学了，有什么理学呢？不讲经学的理学，只有明朝，王学不能叫理学。顾亭林是这样的意思。他反王学，不反理学。”（《讲堂遗录》，第850-851页）这和《顾亭林学述》一文的观点基本一致，都是强调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是反明学，并不是反宋学。钱穆认为，梁启超看错了顾炎武的学术，因为“他始终有个‘汉学’‘宋学’的成见在，认为清朝人是反宋学的”（同上，第851页）。在钱穆看来，他超越了乾嘉以来汉宋之争的主观成见，所以比梁启超更能准确理解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本意。

钱穆说：“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师友杂忆》，第159页）对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他始终站是在宋学的立场上进行评判。但是通过对其著作的梳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钱穆早年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但晚年逐渐转向温和认同的评价。这反映了钱穆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历程。而顾炎武与汉宋学术的关系无疑是影响钱穆评价“经学即理学”的关键因素。

二、经学与理学：朱子学的两个面向

为何钱穆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评价前后态度变化会如此之大？他曾自述，虽于辞章、经史之学皆有所得，但“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困，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11】因此，以宋学之立场论衡古今学术，在钱穆那里是始终如一的。他对于清学的总体评价，无论是早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的“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5页），还是后来在《清儒学案序目》中所论“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92页），都是坚持从宋学的视角评判清学的利弊得失。换言之，从钱穆一贯的“尊宋抑汉”立场来看，他对“经学即理学”的看法不应该会有本质的变化。

那么，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的宋学观念有所转变，由此影响到他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的宋学观念在中年时期确实有过一次重大转变。他晚年回忆说：“余治宋明理学，首读《近思录》及《传习录》，于后书尤爱好，及读黄、王两《学案》，亦更好黄氏。因此于理学各家中，乃偏嗜阳明。……及民国三十三年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朱子语类》百四十余卷，又接读《指月录》全部，因于朱学深有体悟。民国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写《中国思想史》及《宋明理学概述》两书，于旧见颇有更变。及民国四十九年赴美讲学耶鲁，始创为《论语新解》，前后三年，逐章逐句，不惮反覆，乃知朱子深允。”【12】从早年的尤爱《传习录》，“偏嗜阳明”，到后来通读《朱子语类》，“于朱学深有体悟”，钱穆逐渐在宋学系统内部实现了从推崇阳明学到提倡朱子学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对于钱穆后半生的治学重心及学术立场有着深刻的影响。

钱穆晚年在撰写《朱子新学案》的过程中，曾与杨联陞保持长期而密切的通信，向他介绍自己写作的最新进展。在撰写《朱子新学案》之前，他说：“穆有意以三年精力为朱子作一‘新学案’，不仅专为朱子，亦为中国理学史与经学史在其大关键处有所阐发。”【13】又言：“窃谓能兼绾道学、儒林于一身者而各达其至高标准者，惟朱子一人为然。”（《素书楼余沈》，第221页）钱穆认为，朱子的学术思想涵摄道学与儒林两部分，牵涉到对理学史和经学史的重大理解。因此，在潜心研治朱子学的过程中，他对早年的清学研究也有反思。他后来在给杨联陞的信中提到：“穆此半年来专读朱子书，时时返看旧日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颇觉当时学力尚嫌未足，对朱子学了解实不深。”（同上，第227页）钱穆的言下之意是，在重新阅读朱子的著作之后，他对清学的看法有所改观。而涉及到顾炎武，他则说道：“因治朱子书乃懂得亭林与梨洲二人之高下，又更明白到戴阮诸人评议宋儒之无当。”（同上，第227页）换言之，随着研治朱子学的深入，他对顾炎武与汉宋之争的问题有了更为加精当的理解。而这一理解的主线无疑聚焦在顾炎武与朱子学的关系上。虽然钱穆在信中并未具体展开论述，但是通过比较钱穆早晚年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思想变化的轨迹。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将顾炎武判定为朱子的五传弟子。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对于这种说法提出了严正的质疑。他说：“顾谓亭林原本于朱子，则似矣，而尚有辨也。朱子言格物穷理，仍不忘吾心之全体大用，不脱理学家面貌。亭林则只以知耻立行，而别标博学于文，将学行分两撅说，博学遂与心性不涉，自与朱子分途。”（《国学概论》，第302页）在钱穆看来，顾炎武将学行分为两撅，对于心性的层面关注不够，这和朱子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对顾炎武学行分离的学术观念仍持批判态度：“其言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学行分为两撅。是‘博学’为一事，而‘行己’又一事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6页）顾炎武将学问与心性分为二途，必然会导致对理学的根本否定。这其实也解释了钱穆早年为何要严厉批判“经学即理学”。

不过，钱穆后来则承认并赞许顾氏之学渊源于朱子。他说：“顾亭林大体一本程朱，还是朱子学之路向”【14】；在《顾亭林学述》中也强调：“亭林之学，其精髓所在皆出自朱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07页）。钱穆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上的转变，来源于他研治朱子学的独特体会。他在《朱子新学案》中高度评价“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学之大成”【15】。朱子的“集大成”的主要体现在“不仅集北宋一代理学之大成，同时亦集汉晋以下经学之大成。使经学理学会归于一，尤为朱子论学最大贡献所在。”（《朱子新学案》第四册，第127页）换言之，朱子实现了汉唐经学与宋代理学的整合与重铸。在钱穆看来，经学和理学的关系应当是，“经学之于理学，贵在相济，不在独申。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朱子学之著精神处正在此。”（《朱子新学案》第一册，第35-36页）经学与理学构成了朱子学的两个向度。钱穆认为，“朱子之学，大率可分为两途。一曰性理之学，一曰经史之学。”【16】性理之学和经史之学两者的为学性质有所不同，“性道约礼之学贵能尊传统，经史博文之学则尚心得。故言性理，不当有背于孔孟。言经史，则非孔孟之所能拘，此在朱子亦复如是。”（《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第58页）顾炎武是“稍偏于经史”一路的朱子后学，其经史考据中的学术创新是发展朱子学的应有之义。所以，钱穆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理解是“顾亭林亦欲融理学归儒学，故特尊朱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第62页）。在朱子学的广阔视域之下，“经学即理学”便是内在圆融，而非汉宋对立了。

钱穆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从批判到认同的评价转变过程，无疑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莫大关联。基于“朱子为学之能汇通经学理学而陶冶之一炉者”（《朱子新学案》第四册，第204页）的治学体会，他对于经学与理学关系的看法实现了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认知转变。因此，钱穆对顾炎武与汉宋学术渊源的考察，与早年侧重于从破的一面批判顾炎武为清学“开山始祖”不同，晚年更偏向于从立的一面提倡顾炎武为朱子“正统嫡裔”。这种学术评价上的转变蕴含着钱穆对于破解汉宋之争问题的新思考。

三、“会通博综”：化解汉宋之争的治学理念

对于钱穆来说，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研究清代思想史不可绕过的重要议题，更在于它涉及到平议乾嘉以来汉宋之争的学术风气。晚清以来，随着汉学势力的消退，主张“汉宋兼采”成为一种学术潮流。《清儒学案》记载：“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两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17】陈澧、朱一新、曾国藩、张之洞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由于他们的学问根基在义理、考据上各有所偏，因此他们的“汉宋兼采”实则是一种两相凑合，并不能在实践中开创出汉宋交融的新局面。而汉宋之争的学术风气在民国时期则继续蔓延，并且有扩大的趋势。这主要体现为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标榜汉学的新考据学派和以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的服膺宋学的新儒家学派的论学分歧与相互攻讦。如傅斯年直言：“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按照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18】徐复观则认为：“孔、孟而后，中国文化的命脉在宋明的程、朱、陆、王，而决不在清代的阎、胡、惠、戴。”【19】两派学人所反映的考据与义理之争，已从治学方法上升到了价值信仰。诚如钱穆所言：“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20】

基于汉宋之争的理论与现实之双重视角来参考钱穆对“经学即理学”的评价显然具有重要意义。钱穆早年立足于“尊宋抑汉”立场解读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虽然有力地抨击了新考据学派的气焰，但是仍未摆脱汉宋之争的窠臼，所以并不能彻底平息学术纷争。他也深知“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上述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治之于一罏。”（《学龠》，第162页）晚年在研治朱子学的过程中，钱穆深切体会朱子“用心之至公至正至大至平，所以能会和经学理学两者之长，以自成一家之学也”（《朱子新学案》第四册，第285页）。由此，他转向“汉宋等观”的视角重新审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这便超越了梁启超、柳诒徵将义理和考据截然对立的局限，也为汉学和宋学两大学术传统架起了一个会通交融的平台。钱穆评价顾氏之学说道：“亭林实能摆脱理学窠臼，而摄取理学精髓，若使此下经史之学能循此发展，则洵可为儒学开一新境。而惜乎学脉中断，乃专走上考据训诂之一路，经学非经学，又何尝当于亭林所谓‘舍经学安所得理学’之经学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00页）这不啻是对近三百年来学术发展误入汉宋之争歧路的一大痛惜与反省。

钱穆认为，只有义理与考据两者兼而尽之，才能为未来的学术开辟新方向。他指出：“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了儒家而才有经学的。是有了新儒家而才所谓新经学的。若儒家精神漫失了，专来讲经学，那是一种无灵魂的经学，不是真经学。清代经学便有此趋势。但我们忽略了一向的经学传统来讲儒家思想，那也是一种无骨骼的儒家，也非真儒家。民国以来讲儒家的，便有此倾向。”（《中国学术通义》，第15页）义理与考据的关系譬如人体之骨骼与灵魂，都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乾嘉以来的学术，皆偏于义理、考据之一端，并不能窥见古人学问之全体。钱穆以孔子以降中国学术思想之集大成者朱子为榜样，终于找到并且亲身实践着一条“通汉宋之囿，祛义理、考据之弊，而兼通并包，一以贯之”（《学龠》，第36页）的治学之路。相较于晚清时期的“汉宋兼采”之论，钱穆“会通博综”的治学理念，强调考据、义理并重，融汉宋之学于一罏，最终回归于儒学的大传统，这无疑更能从根本上消弭汉宋之争。

需要指出的是，钱穆“会通博综”的学术典范是朱子，这表明他对于宋学有更多的偏好。近些年来，随着经学研究的复兴，作为两汉经学集大成者的郑玄，其经学义理日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我们是否也能以郑玄为学术典范来沟通汉宋之学，破解考据与义理的纷争呢？不过，无论朱子，还是郑玄，在“会通博综”的治学理念下，他们都是一种理想化的符号象征，我们也无须执着于经学或理学的具体名相。正如钱穆很早便在一篇名为《汉学与宋学》演讲文章中指出，“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两派学者均注重在‘用’字。由经学上求实用，去研究修、齐、治、平的学问，即是从哲学、文学、史学上去研究人生问题、家庭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都欲找到最根本的‘原理’（即是‘道’），来做实际的改革。这就是‘儒学’的精神，即是‘经学’的家法。”（《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78-579页）从儒家下学上达之根本宗旨出发，汉学与宋学的本质无二，都是以经世济民为志向。当我们消除崇汉抑或尊宋的价值立场后，便可以如章学诚所说的那样“见古人之大体，进窥天地之纯”。

注释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3年，第1页。
 
2阮元：《研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37页。
 
3钱穆：《讲堂遗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50页。
 
4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三联书店，2014年，第263页。
 
5钱穆：《国学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册，第284页。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6册，第168页。
 
7归有光《送何氏二子序》云：“汉儒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凡今世之人，多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钱谦益《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亦言：“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0页）
 
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438页。
 
9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4册，第218-219页。
 
10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81页。
 
1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8页。
 
1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1册，第3页。
 
13钱穆：《素书楼余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第219页。
 
1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91-92页。
 
15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1册，第34页。
 
1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第55页。
 
17徐世昌等：《清儒学案》第7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6945页。
 
18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页。
 
19徐复观：《无惭尺布裹头巾·交往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20钱穆：《学龠》，《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