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的体系构成

作者：张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中国艺术有自身的源起、展开、演进，并形成与西方艺术有所不同的体系构成。明了这一中国特色，对于中国艺术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从传统向现代演进，且因中西复杂互动而形成的当下艺术现状，会有更深理解。同时，对于现代学人在中国古代艺术书写上多以今天的艺术体系为基点，到中国古代历史中按图索骥地选取材料建构中国古代艺术史，会有新的体悟。

中国古人的艺术观念，远古起源是怎样的，在先秦的定型是怎样的，以及在秦汉以后是怎样演变的，在整个进程中形成了怎样的体系结构，下面予以呈现。

一、艺：起源探讨与定型于礼

中国艺术的起源，从观念形态的形成看，与如下的文字相关：艺、术、数、方、工、技、伎、匠。这八个词，后四词关联到具体的技术，前四词不仅与具体技术相关且还有超越具体技术的观念内容，其中的艺，不仅与技术和观念相关，还与观赏性相关，从而最为重要。艺之观念，是一个充满争议而需要精细研究的大问题。但从《周礼·保氏》提及的六艺来看，可以得出两点，（1）艺逐渐形成了礼、乐、射、驭、书、数的体系。（2）艺是在仪式中形成自己的体系的。把技术用仪式的观念加以提升，就成为艺。

中国远古产生的艺术观念，经过夏商周千余年历史演进和先秦文化的理性化转变之后，体系性地体现于《周礼·保氏》的“六艺”。六艺成为中国的艺术观念从先秦到后世演进的一个起点。在从原始文化到夏商周早期文明的演进中，礼的内容有了初步的分层。一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技术体系，特别是在朝廷与儒学的合一中，关注家国天下的治理，以礼、乐、文为基本结构，形成以文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可称：文之艺。二是既与国家的国运管理相关又与各阶层的命运探求相关，与中国宇宙结构观中虚的一面相连，是以术数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可称：术之艺。三是在技术分流中，对应中国宇宙虚实结构观中实的一面，以实在的规矩尺度和手工之技去把握技术，在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之后，主要与工的技术相连。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产生了两种同样重要的流向，一是中唐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在士人的中隐庭院园林中，产生了一种士人雅趣的玩之艺。二是宋代都市公共娱乐空间瓦子勾栏形成后，产生了具有大众趣味的表演性的伎之艺。要而言之，艺在先秦以后的文化转型以及秦汉以后的文化发展中，分为五大不同的方向，决定了艺在古人观念中的基本走向和复杂关联，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体系结构。下面就对艺的五大方向流变，作一基本的梳理。

二、文之艺

文，由最初的巫王的美的外观，演进为整个仪式的美的外观。仪式中的各大因素，人以及人之身和人之言、食器、乐器、玉器、丝帛、音乐、舞蹈、装饰等美的外观都可以称为“文”：“文章者，礼乐之殊称也”。再放大到整个宇宙，日月星，乃天之文，山河动植，乃地之文。在远古仪式的演进中，正如艺成为技术体系的总称一样，文成为美的外观的总称，就艺与文都是礼的重要构成和在礼中具有等同重要性来讲，艺就是文。

文，虽然作为普遍之美，以及作为新的大一统的礼制之美的原义还在，但具有高级性和高尚性的语言之美经常占有了文的专义，并与其他之美区别开来。简而言之，文，在远古是仪式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色、声、味之美，在秦汉之后是朝廷、士人的语言运用和语言作品之美。

文字经典的代表“六经”被称为“六艺”。六经、六学、六艺是儒家经典中三种所指相同只因强调重点不同而可以互换的词汇。“艺”因为关联着作为语言作品权威的六经，而保持着文化的高位。因为语言作品在社会文化中位居高位，汉人对作为语言作品的图书进行的技术性归类，也被称为“艺文”。这一以六经为六艺的指称使艺保持在文化高位，反映了汉人的认识。当两汉求艺之实的章句之学的主流地位被魏晋求虚之妙的玄学取代之后，艺在文化主流的位置，开始以两个特点体现出来。一是在语词出现的频率上，六艺被六经取代，这一现象从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开始到《隋书·经籍志》得到定型。二是艺进入文化中位的“术数”和“方技”之中。

三、术之艺

艺从文向术的移位，基本上是在魏晋南北朝形成的，主要体现于正史中的“艺术传”—“方伎（技）传”中，这种分类发展成之后正史写作的固定类型。具体来讲，有《晋书》《周书》《北史》《隋书》《清史稿》的“艺术传”，《三国志》《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的“方技传”，《北齐书》《旧唐书》《明史》的“方伎传”，《后汉书》的“方术传”，《魏书》的“术艺传”。这类艺术—方伎—方技—术艺的内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定型。方技和艺术，总的来讲，从汉代到清代，在正史这一主题的史传中，是同一内容的两个名称。

《世说新语》中专有《巧艺》一类，内容共14条，关系到绘画以及书法、建筑、棋类、骑射，都是从理性角度论及“艺”的高超巧妙。同时在此章之前，有《术解》一类，共11条，关系到相墓、法术、医术、音律等，还有部分的神秘内容。《世说新语》的分类透露出在艺的演进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为时代主流，体现在正史的艺术—术艺传或方术—方伎—方技传中，从魏晋一直延续到明清。一种是与术数相区别的实用化的“艺术”，虽有巧妙乃至玄妙，但更具理性意识。后一种方向，在魏晋南北朝出现初澜，到隋唐有质的定性，在明清得到定型。这一新方向的出现和演进，主要体现在正史和史书之外的各种图书目录以及士人话语中。

唐宋时期之所以从术数之艺中产生出杂艺术，在于士大夫庭院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隐逸思想的演进所产生的士人雅趣。这一雅趣对朝廷产生影响，进而对整个文化生活产生影响。唐宋以后，正史中呈现了双峰并峙的现象，在艺术—方技传中，艺术等同于方技，可名之为：术之艺。而杂艺术不同于方技，可名之为：玩之艺。这里必须补充一点，以上呈现的只是正史所代表的主流观念的变化，如果把眼界放开一点，主流所呈现的观念变化早在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就有所体现。考察《颜氏家训》与正史的异同，可以体会观念演进的复杂性，体会地方基层的士人文化与中央朝廷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可见与不可见的错位与互动。

四、玩之艺

艺从中唐士大夫的园林中产生出来的新质，在宋代士大夫的庭院中进一步演化，构成了“艺”的新内容。它不但结合着释道的闲适、养生、修心观念，而且把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织入进来，使艺之一词形成新的词义内涵。这种新型的“游之艺”在两宋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意识。但两宋之游，把孔子的仪式技术之游，改变为在精致居室庭院中的赏玩，因此可称：玩之艺。

玩之艺的存在，主要体现在宋代的目录学著作中。官方在撰写正史经籍志—艺文志时，盖因有艺术传—方技传作为对照，把玩之艺定义为“杂艺术”。目录学著作中从宋代早期的官修图书目录《崇文总目》始，正史中“杂艺术”的“杂”字就被去掉。虽然“杂艺术”一词并未因“艺术”一词的新用而消失，而是一直还在用，直到清代，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仍标“杂艺类”，钱大昕补著《元史·艺文志》亦标“杂艺术”。但在宋代，这一脱掉了“杂”的限定语的“艺术”，成为代表新风尚的专词。它在内容上与方术（方技）有本质不同。这一新型“艺术”在两宋的无论官修还是私著的著录中，都占据主要地位。

《玉海》《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夜航船》《看山阁闲笔》这四大不同写作风格的类书，对于庭院的游之艺，显出了两种同中有异的方向：一是从《玉海》到《看山阁闲笔》把书画及相关艺类归进文学类，以提高玩之艺的品级。二是《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代表的方向，形成以琴、棋、书、画为主体，包括文玩、茶、香、花等在内的玩之艺的庭院艺术体系。前一种方向最后没有成功，但其中的内容被吸收；后一种方向得到定型。以上述四部著作为基点，再扩展到从唐宋到元明的史书以及其他相关著述，可以呈现玩之艺在历史上的基本演进：第一是棋类，第二是画类，第三是书和琴，它们在明初正式从经部的小学类和乐类进入艺术部。在琴棋书画中，琴书画一道，转变了棋的兵术之味和术数之旨，而成为高雅的庭院之趣。

五、伎之艺

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在京城中有了供全民共享的公共娱乐场所：瓦子勾栏。在唐代以教坊为中心而延伸到社会各处的官伎、家伎、营伎、市井伎、私伎等演艺人员，以及佛寺道观的各种教义俗讲宣讲者，到宋代演变为以公共娱乐场所为中心的伎艺群体。伎成为宋之前倡、优、伶、说等表演人员的总称。伎通技，是有技术之人，艺与技相对，强调中国型技术虚实结构中虚的一面。

宋代伎艺是一种新型的体系组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以娱乐场所为基点，呈现出伎之艺的结构发展。《东京梦华录》写北宋汴京的瓦子勾栏伎艺，列了约30项。《都城纪胜》写南宋临安的瓦子勾栏伎艺，罗列更多。这些都市娱乐演出，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技术和巧妙。由以上四本两宋的著作对伎艺的呈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歌舞乐和戏曲，二是各类说书，三是各类百戏。在宋以来的各类伎艺中，两种艺术类型不断在向精英化和文人化方向提升，这就是小说和戏曲。当然这两种类型尽管不断提升，也仍然面向各个阶层。小说虽然产生了具有浓厚文人意识的作品，如四大名著，但更多的作品是大众小说。戏曲产生了具有深厚文人意识的曲类，如昆曲和京剧，但更多的仍是大众戏曲。总的说来，这三大类伎之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本上属于由社会地位低下的艺人形成的大众娱乐圈层。这一领域的伎之艺与士人庭院的玩之艺有所交迭，宋代以来官僚的家中都养有歌舞伎，各类伎人的家中器具也深受士人趣味的影响。然而，从宏观角度看，士人庭院的玩之艺与瓦子勾栏的伎之艺形成了雅与俗、精英韵味与大众趣味的明显区别。

六、工之艺

中国文化在宋代进入新的时代。宋辽金西夏的南北互动，海上丝路带来的世界互动，新型的都市繁华和商业繁荣，使本具丰富潜能的艺，在都市庭院的玩之艺和瓦子勾栏的伎之艺中得到大发展的同时，工的一面得到凸显。从传统的承接来讲，从《考工记》中工的体系和《庄子》中关于轮扁斫轮等工的思想，到宋代以来各行各业之工，工之艺按自身规律在发展。宋初李昉等奉敕编修的《太平御览》为了对艺的多种面相进行新的把握，使用了“工艺部”术语。此部实际包括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射、御、算，这是对礼之艺传统的承继。二是书、画、博戏、棋类，这是对唐宋以来庭院玩之艺的总结。三是巧，用来面对宋以来工之艺的勃兴。在“巧”中，引了从《考工记》以来的各种“工有巧”的话语。《太平御览》的“工艺”一词把玩之艺、伎之艺与工之艺关联起来，考量的正是“工之艺”极为突出、惹人关注的现实。本来，工之艺的艺在本质上，与礼之艺、文之艺、玩之艺、伎之艺，确有相通的一面，《考工记》讲工的四大要点“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说的正是在虚实合一的宇宙观中，器物也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工之巧，同样需要把握器物之虚和宇宙之虚，只是内蕴宇宙之虚的器物之虚，又一定要从工之实上体现出来。宋以后，艺主要体现为庭院的玩之艺、娱乐场所的伎之艺和以各生产行业为主的工之艺，三大方向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

总结讨论

以上对艺的起源和演进所作的呈现，使我们对何谓中国古代“艺术”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以艺术进入中国现代进程中已有状态为基点再回望历史，可以简括四点如下。

1.艺术在理论上的语义内涵。双音节词“艺术”，回到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古代，以“艺”为主。艺是技术，但按照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的特质，讲的是一个大体系中的技术。中国宇宙观乃虚实结构，以此生发，中国的技术体系和技术语汇也有与虚实相关的两个方面。与技术相关的四个基本语汇艺、术、工、技中，艺和术主要与虚实合一的“虚”相连，工和技主要与虚实合一中的“实”相连。

2.艺术在历史上的演进流变。远古之时，艺关联到以用木技术为主的各类技术来源和提升以及在仪式中的定型。夏商周是礼之艺的完善和体系化时期，先秦两汉，艺的主潮转为语言之美的文之艺，从三国西晋到南北朝到隋，艺的主潮是历、律、算、卜、相、医等，以及与之相关或相通的书、画、棋、射为一体的术之艺。隋唐而下的宋元明清，艺的主流一是从士大夫的庭院居室文房中产生出来，演进为玩之艺的体系。二是从都市公共娱乐场所的表演中产生出来，形成伎之艺大潮，特别体现在戏曲和小说的兴盛上。三是随都市发展和经济兴盛，生产行业的工之艺显露头角，形成工之艺的大潮。玩之艺、伎之艺、工之艺相互交迭，又与一直存在的文之艺和术之艺，形成五流并存而又主次有分别、上下相交替、相互可进入的艺的整体。

3.艺术演进流变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动因。中国古代之艺，之所以出现以上六大方面的依次展开和演进，在于艺术与文化核心之间的互动。从远古到三代乃至春秋战国，礼都是文化的核心，从而艺体现为技术—观赏—政治合一的礼之艺。两汉儒学成为主流，从而形成了以精研六经和文字运用为主的文之艺。魏晋南北朝，玄学风起和佛道成势，使术之艺成为主潮。中唐两宋以来儒道释思想的互补，在士大夫中形成了都市庭院里以诗词文琴棋书画为主导的玩之艺。两宋以来的都市繁荣和勾栏瓦子的出现，带动了市民趣味兴起，促成了伎之艺；两宋以来的技术进步、工业产生、手工业发展，勃兴了工之艺。总而言之，一方面，艺术的丰富展开成为社会文化和思想展开在艺术上的体现，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变动又是艺术得以丰富展开的内在动力。

4.艺术在文化上的核心要点与基本定位。艺虽然展开为六大方面：礼之艺、文之艺、术之艺、玩之艺、伎之艺、工之艺，但又有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文。具体来讲，在前期的礼之艺、文之艺、术之艺的展开和互动中，以儒学思想和朝廷美学为基础的文之艺是整个艺的核心。在后期的术之艺、玩之艺、伎之艺、工之艺的展开与互动中，以士人庭院为基础的玩之艺是核心。中国之艺的核心从前期朝廷之美的文之艺到后期士人之美的玩之艺的演进，都是以文为核心的，突显了中国古代艺术体系的特征。

上述四点，构成了中国古代之艺的基本内容，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在中西互动的新境遇中发生新变的基础。当中国由文之艺、术之艺、玩之艺、伎之艺、工之艺为基本结构的艺术体系，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一是面对西方18世纪形成的美的艺术而进行的中西互动，产生了中国现代由文艺所统摄的艺术体系。二是西方的美的艺术随着电影、摄影、电视、网络的出现，随着与美的艺术相关，又与美的艺术有异的各类艺潮的出现，西方的艺术体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全球艺术的大变局之时，重思中国古代艺术的体系构成，对于我们如何在古今中外的复杂互动中，思考艺术这一具有人类本质性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