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士人对王船山圣贤与豪杰精神的诠释

作者：朱汉民

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提要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晚清以来，湖湘士人对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读，一方面强调其道德理性与楚蛮气质的结合，承传了王船山对屈原人格的解读；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内圣与外王、圣贤与豪杰的结合，体现出晚清士人新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本公众号将从”王船山的人格特质”、”湖湘士人对船山德性与气质的诠释“、"近代湖湘士人对王船山圣贤与豪杰精神的诠释"三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王船山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论文,以飨读者。

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3、《王船山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之《近代湖湘士人对王船山圣贤与豪杰精神的诠释》

晚清以来，湖湘士人对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读，除了强调其道德理性与楚蛮气质的结合，承传了王船山对屈原人格的解读；另外又特别强调内圣与外王、圣贤与豪杰的结合，体现出晚清士人新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从先秦到宋明，湖湘之地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边缘；从屈原到船山，活跃于湖湘的士人群体主要是一批遭贬谪、隐居、流放的士人，所以他们往往向往、追求一种合忠义与刚勇为一体的精神气质。自晚清咸丰、同治以来，由于湘军势力的崛起，湖湘士大夫在政界、军界、学界的地位大幅提升，他们已经由政治权力的边缘走向核心，实际控制了清朝的大半江山。在湘军得势的时期，清朝有总督八人，而湘人居其六；有巡抚十五位，而湘人居其八。这样显赫的政治、军事权力，使得湖湘士人的人格理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他们不满足于内圣道德，尤追求外王事功；不满足于圣贤精神，还要求豪杰事业！所以，曾国藩等湖湘士人在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时，特别强调将内圣与外王、圣贤与豪杰统一起来，以豪杰精神、外王事业，作为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涵。

其实，从屈原到船山，其内心也是十分向往外王事功与豪杰精神，他们也都有经邦治国的经历和成就。王船山还对宋明士林过于注重内在心性修养而体现出的内敛、柔靡的风习十分不满，从而提出“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1]他强调圣贤作为理想人格总是包含道豪杰精神在内。当然，船山所说“豪杰”一方面是指一种坚勇、强悍的个性意志，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指“救人道于乱世”的外王事功。

咸、同以来，以湘军将领为代表的湖湘士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实现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故而他们特别重视以外王事功、豪杰事业来诠释船山的人格精神。如曾国藩在序《船山遗书》时，就是这样诠释的：“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2]曾国藩将船山学说视为“明体达用”之学，故而特别强化其在外王事功、经世致用方面的功能，肯定它能“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所以，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在为刘毓崧所作《王船山先生年谱》作序时，首先设定的理想人格就是这种“圣贤豪杰”，他在《序》中一开篇就说：“自古圣贤豪杰负环玮之姿而有康济之才者，皆思摅其所藏，设施于世，亭毒万类，归于太和，”他肯定船山先生的人格与学问亦体现出“圣贤豪杰之用心”[3]显然，曾国藩兄弟均以船山先生为“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人格典范，希望湖湘后学向他学习。

曾氏兄弟对船山人格特质的诠释，影响了湖湘地区的学界、士林，人们纷纷以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典范来学习船山先生。如谭嗣同非常推崇船山的人格与学问，他亦是将船山先生理解为内圣外王的典范。他在引证了船山先生关于道器的理论后说：“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4]显然，他推崇的船山之学及其人格精神，是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王船山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潜心研究学问，似乎是远离了外王经世，不能“兼济天下”，而只能“独善其身”，但是谭嗣同则仍然认为：“‘达则兼善天下’，不知穷亦能兼善天下，且比达官之力量更大。”[5]他认为“穷者”的人格精神能影响天下，故而“亦能兼善天下”。民国初著名教育家杨昌济亦十分推崇王船山“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并常常以此勉励其学生。青年毛泽东曾称“独服曾文正公”，就是认同曾国藩这种圣贤豪杰的乡贤典范。青年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就是杨昌济授课、毛泽东记录的课堂笔记：“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6]可见，曾国藩所诠释、推崇的船山先生的理想人格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曾国藩为首的“中兴将相”对王船山人格精神的诠释，其实是一个人格建构的互动过程。一方面，船山先生的合道德理念与血性气质、圣贤与豪杰的人格理念在影响、塑造曾国藩等人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与王船山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尤其是取得外王事功、豪杰大业的曾国藩等晚清湖湘士大夫，更是用自己的人格理想去塑造船山的人格精神。

注释
 
[1]【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
 
[2]《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19页。
 
[3]《王船山先生年谱·曾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37－138页。
 
[4]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中华书局，1981年，第197页。
 
[5]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欧阳中鹄》，中华书局，1981年，第461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讲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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