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济野：中国儒学之复兴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政治系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最近，印尼国家颁布年度“孔教模范教师奖”，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亦举办孔子五十四世孙孔邵时享大祭，而《国际儒学》亦在北京创刊发布。中国儒学渐成兴盛之势，海外各种类型之儒学研究此起彼伏。然而较少有人对于海外中国儒学研究的不足，以及中国儒学研究兴起的原因作详尽之考察。其实中国儒学自身之特质，即造就了近来中国儒学研究复兴之原因之一，亦构成了海外中国儒学研究的最大不足之所在，致使儒学的“西学比附化”在根本上“此路不通”。

中国儒学自身的特质首先源于中华文明本身的特质。从文化取向来看，中华文明与西洋文明最大的分殊在于：西方文明是“泛物文明”，中华文明是“向文文明”。前者衍生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一开始的分殊，并致使“工具理性”日渐对于“价值理性的”的凌驾主导，在政治观上则带来有关工具性的“统治形式”的推导证明和几何设计在西方政治学长久的主流地位，并以数理逻辑形式的优势长于世界。后者生发于价值性的“道”对于工具性的“器”长久的优先地位，在政治观上则是“道德”对于“政治”的统摄，并以独特而发达的礼仪文化别树一帜。

中华文明的“泛文文明”特质造就了中国儒学的特质：“向文性”。而“向文性”的特质，构成了近来中国儒学复兴之缘由：“向文性”的儒学，符合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诊断与处方的精神进路：今日社会已然“富”，但国人普遍的存在方式是“野”，亟待精神安顿与精神重构，诉诸于“文”之反济。一来通过对民族意识与家国传统的传承与发扬，诉诸于公序良俗与社会良心；二来通过对道学生命之丰盈灵魂的追索锚定，诉诸于个体救赎与精神超越，从而从个体化与总体化两条进路，达致与当代社会形势的合宜合体。

“向文性”在儒学中的烙印比比皆是，这里只谈两点：一是在主旨上始终追求终极人文关怀的实现，二是在结构上追求“文学唯美性”。一方面，以终极价值关怀的实现为目标导向，由于其本身无法一一经验还原，由此造就了诸多中国儒学特有的形而上的概念词汇，“道”“性”“心”“理”等比比皆是。同时由于古代汉字词汇的相对贫乏，“一词二指”甚至“一词多指”也不乏其例。另一方面，追求“文学唯美性”的导向，在句式的结构、选词的考究方面常常为追求结构的唯美化而牺牲清晰性。这两个方面造就了中国儒学这一特质两个表述层面的特点：文本的模糊性和逻辑的跳跃性。这两个表述性的特征标的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乃是一个依托于连续性文本的“诠释学传统”，内涵于其中的一方面是对于经典文本权威地位的不断肯定与确证，另一方面则是诠释者利用模糊文本与跳跃逻辑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自由解读与创作。

而中国儒学本身文本的模糊性和逻辑的跳跃性，构成了“海外汉学”研究最大的缺陷：“海外汉学”沾染的数理逻辑一致的内在实现需要，对于文本模糊性和逻辑跳跃性的中国儒学有“必然如此”的不相适合：这种模糊性使得任何一种以清晰为导向的解读必然不整全。比如海外有关王阳明的心学研究，由心下达“意”、“知”、“行”、“事”，上通“性”、“命”、“天”、“道”，中以“致中和”相贯穿，从而形成完美的三角，不由得怀疑，如此线性几何般的思维方式是否真能合适的诠释富有跳跃性和灵动性的中国哲学？又例如《道德经》的首句，“道可道非常道”，一句便拥有至少四种文本的断句方式，加上中心词“道”字的语意抽象与一字多义，任何一种对该句的进行清晰化解读的努力注定不会整全。

中国儒学此般文本模糊性与逻辑跳跃性，敞开的便是“解读的自由”、“思维的发散”、“逻辑的断裂”。由此不难想象充斥于中国儒学内政治哲学方面的“圣人政治说”：由常人跃进至圣人直通天道，譬如“上帝治国”般治理政事，而不是以先验的不变法则清晰精准地推导出政治的运作机理。这如果不是放在此种颇具特色的“跃进的”、“断裂的”的思维方式下便很难以理解。海外汉学具有的注重形而上概念的逻辑一致和源流连贯的特征使得其解读中国儒学带有了先天的“透镜障碍”，因而中国儒学从根本上不能“西学比附化”。

中国儒学此种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亦构成近来中国儒学研究复兴的重要方面。一来，西方文明的“泛物”传统演绎至今，“物”对于“文”的优势近乎绝对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迫于失衡，亟需“泛文”的文化给予矫正以适当恢复平衡。例如，这带来了西方汉学研究中“礼”的重新发现：“礼”被赋予浓厚的人文意义和人性色彩作为一种对和谐人性的诠释性概念而被重新界定；二来，中国儒学的逻辑跳跃性相较于西方的线性数理逻辑是天然的参照与补充，深受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困扰的西方人在中国儒学跳跃性的逻辑和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中得以汲取前进发展之养分；三来，中国儒学文本的模糊性敞开着巨大的自由解读空间。在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正确”的哲学，这种巨大的模糊诠释空间，也可以使得中国哲学在特定时代“被正确化”，例如近年来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复兴从某种程度来说，便是力图立基于中国儒学的模糊文本，巧妙地从“内圣”开出“新外王”。

中国儒学内涵的“向文性”，构成了当今世界济“物欲横流”之穷的必然所向，而其“诠释学传统”特色下的文本模糊与跳跃逻辑，构成了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可能性所在。但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的更多是“平视之自信”，而非“俯视之自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