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格局

作者：郭丹（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七月十八日乙巳

          耶稣2021年8月25日

方铭教授的专业主要是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但其新著《方铭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却避开了纯文学研究的路径，有意选择中国传统文化源头所自的核心内容，从经学、诸子、辞赋研究中选择部分与孔子和儒学相关或有助于认识孔子及其影响力的文章集结成书，目的在于展示先秦文学所产生的宏厚渊深的文化背景，这对于认识先秦文学无疑是睿智和有创见的。

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道统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题目，方铭就此择其要者加以论述，在《文集》第一部分中，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以及孔子的德治思想、审美思想、政治智慧与周文明的几个问题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对中国传统文化五个明显的特征的概述非常精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义而言，只应该是中国传承道统的文化，也就是那些传自轴心时代而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是‘载道’的文化。”表明孔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六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说论道与道统是从宏观上论述经学与文学背景的问题，方铭特别注意到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在《公羊三世学说与孔子的政治智慧》一文中，他提醒人们应重视今文经学的价值与作用，指出六经研究不能离开古文经学，也不能远离今文经学。对于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文集》具体论及了《诗经》《左传》等经学著作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并深入到叙事方式、文体特征等细部的特征。方铭对于经学与文学的思考，令我想起了前不久他在武汉大学讲学时提出的“新文科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的意见。他认为人文学科分科不宜太细，新文科中的人文学科应该把传承和发扬中国人文学科的面貌看作自己的使命，而经学学科的存在（现在一般把经学归入中国古代哲学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特点，传统经学经过现代价值的淬炼，可以唤醒学者和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回忆，有利于培养人文学科的综合性人才。

方铭认为，新人文学科改革需要回到中国文化本体立场，依据中国古代文化生产和消费路径，建设文史哲贯通而不是文史哲分设的中国人文学科体系，从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全面性、系统性、包容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在新文科的建设中，古代文学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经学学科的设立，多研究真问题和重要问题。《文集》的第三部分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及国学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的问题，认为国学的“核心内容应以中国古代的经学、史学、诸子文献及其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国学研究应以中国固有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学研究应树立汉儒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站在建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高度认识国学研究的意义”。

作为对先秦两汉思想文化的全面考察，方铭有一些看法是颇有新意的。论庄子与屈原的差异，谓庄子是彻底出世的态度，屈原是典型的入世思想。“屈原笔下的人，大恶大美阵营分明。而庄子却不计美恶，只问是否合于自然。在屈原眼里，人被类型化了，而庄子却把人自然化。”“屈原以感性统领自己的思想，庄子以理性统帅自己的感情。”论孔子与战国文学的繁荣，方铭认为孔子的教学活动培养了大批的文学家；孔子开启了私家讲学的风气，即由此开启了士人著述的新士风。他认为孔子对战国文学繁荣的影响，包括二个方面，一是整理六经，为战国文学提供了借鉴，士人学习六经，推动了士人的著述；二是孔子的文学观对于认识文学的功用起了奠基作用，推动了战国士人对文学的重视。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战国文学的发展，与孔子及六经有关系但又有区别，其差异即在于“奇诡辩丽”。这从战国时期的诸子著作、纵横家之言与诗赋著作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历史著作如《左传》也是如此。这样的论述有助于人们认识战国时代文学繁荣的原因与渊源有自。

再如对于司马迁的“爱奇”心态，前人论述甚夥，而方铭《爱奇心态与战国政治及文化的关系》一文，却把此心态溯源到战国，甚至追溯到大同小康之世到春秋战国的时代变化来揭示这种心态的变化与形成过程。对于战国的爱奇心态的显现，方铭认为战国虽是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但“却意味着社会道德生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进一步堕落”。而“这种混乱状态给人心理上和道德上带来的突出变化就是原有信仰的完全崩溃”。时代对文人奇智异谋的期望促使文人要出奇制胜、追求奇诡的政治见解和文化见解。这是作者准确把握住战国时代特点而概括出的犀利见解。

《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是方铭多年研究论文的精选合集，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方铭非常注重利用新出土的简帛等文献提供的新鲜资料对自己的研究加以补充，诸如清华简《保训》与周代德治文化的渊源、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反映出来的原始儒家的大同理想等，在新材料的考证上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即把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道统、经学、思想史等文化领域和出土文献等方面，这不仅是加重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厚重感，更重要的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方面，揭示文学发生的深层意蕴。这正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所应具有的视野和眼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