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经验”：论王阳明民族观的形成与实践

作者：张 明，伍国苇，张寒梅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教育文化论坛》2021年第1期

摘 要：王阳明中年被贬谪贵州，由此开始对少数民族与土司治理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夷夏平等”的民族观。王阳明将此民族观运用于当时贵州重大事件的处理上，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贵州经验”，对贵州产生直接良好影响。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和“贵州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民族观；“夷夏平等”；“贵州经验”

作者简介：

张明：男，贵州印江人，土家族，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区域文化史、阳明学、教育学。

伍国苇，女，贵州都匀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

张寒梅，女，贵州雷山人，苗族，贵州省文联副编审。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苗学研究。

王阳明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心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37岁因政治斗争失败而被流放到了贵州龙场。他在贵州开始思考和探索少数民族与土司治理问题的理念与方法，逐渐形成了“夷夏平等”的民族观。他将此民族观运用于具体实践，通过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处理，于是积累了行之有效的“贵州经验”。

目前，学界对王阳明民族观和“贵州经验”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有以下三篇：马国君、彭兵在《从明朝边防形势看王阳明的“北防南化”思想及实践》[1]一文指出，面对明朝中后期严峻的边防形势，王阳明对北方边防提出了“筹边八策”，而对南方则反对轻率实施“改土归流”，力主“教化”诸策，于是形成了“北防南化”的思想，为明朝中后期边防稳定做出了贡献。欧阳辉纯在《论王阳明的民族观》[2]一文指出，王阳明的民族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民族团结性。王胜军在《儒学官僚与“夷夏之辨”——以王阳明开启贵州书院为中心的考察》[3]一文中指出，王阳明从心学出发，对传统“夷夏观”作了新的诠释，认为“夷人”虽无汉地“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但却自有如璞的“美质”，在保有道德良知方面胜于“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所谓的“华夏”。

本文通过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系列事件，深入挖掘王阳明民族观和“贵州经验”：首先分析王阳明在贵州对少数民族的全新认识，其次探讨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的形成过程，最后考察王阳明将此民族观运用于具体实践而取得的“贵州经验”。王阳明民族观和“贵州经验”为少数民族、土司问题、边疆治理留下了有益的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有益的借鉴意义。

一、“居夷何陋”：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全新认识

正德三年（1508）春三月，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龙场镇），他在此与少数民族生活了近两年时间（1508.3—1509.12），[4]这不仅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对其思考和处理少数民族和土司问题提供了重要助缘。王阳明通过自己“百死千难”的亲身遭遇，加之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理解，为其“夷夏平等”民族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通过亲自处理贵州安氏、宋氏两大土司问题，积累了卓有成效的“贵州经验”，对贵州教育发展、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社会稳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王阳明在贵州主要有以下几次事件促成他对少数民族和土司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全新认识：

第一，贵州少数民族彪悍尚武。王阳明于正德三年春进入贵州到达清平卫（今黔东南州凯里市炉山镇）时，就看见当地少数民族正在互相仇杀，他立即写下了《清平卫即事》诗，其云：“积雨山途喜乍晴，暖云浮动水花明。故园日与青春远，敝缊凉思白苧轻。烟际卉衣窥绝栈，(时土苗方仇杀。)峰头戍角隐孤城。华夷节制严冠履，漫说殊方列省卿。”[5]694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的大儒，当他第一次看见贵州少数民族时，就敏锐感觉到他们奇异的服饰、礼仪、风俗，以及彪悍、尚武的性格，巨大的文化差异对王阳明的冲击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但这也为王阳明思考少数民族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贵州少数民族热情好客。王阳明一到达贵州龙场，就立即陷入绝境。“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5]1228王阳明出生于文献之邦的余姚，作官于繁华富庶的京城，边远贫穷的贵州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不仅语言不通，而且环境恶劣，生存艰难。初到龙场的王阳明一无所有：无房、无粮、无药，面临饥饿、疾病、死亡的威胁。无粮，就采野菜充饥；无药，就默坐静养；无房，就在龙场驿旁的小孤山搭一间低矮的草庵（草棚）暂时栖身。王阳明《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云：“草庵不及肩，旅途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5]694当地苗、彝等少数民族主动向他问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王阳明接受他们的好意并表达感激之情。随着时日渐久，王阳明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起来。“群僚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5]694王阳明被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和质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所感染，与他们打成一片，俨然回到了儒家的理想国——唐尧虞舜时代。

第三、贵州少数民族嫉恶如仇。王阳明刚到龙场不久，官府就派差役到龙场侮辱王阳明，当地少数民族挺身而出，主动保护王阳明，痛殴打跑差役。《年谱》云：“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且谕以祸福。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5]1228这一事件酿成一次严重冲突。[6]官府要求贵州提学副使毛科（余姚人）出面处理此次冲突，毛科写信给王阳明让他向官府请罪。王阳明《答毛宪副》云：“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5]801王阳明在该书中表达了宁死而“不动吾心”的严正立场，他不畏强暴，不卑不亢的气节使当地少数民族越加敬佩。同时，通过这次事件，王阳明也更加认识到当地少数民族耿直、善良、嫉恶如仇的性格。

第四，贵州少数民族积极向学。在冲突事件之后，当地少数民族鉴于王阳明居所恶劣、状况堪忧，于是指点他搬到离小孤山四里之外的龙冈山东洞居住。王阳明将东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并欣然作诗《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当地少数民族又乘初夏季农闲时节，特地从几十里的木阁菁大山砍来巨大木材，帮助王阳明在龙冈山建造了几所木屋，王阳明命名为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等。王阳明《龙冈新构》云：“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温，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5]697龙冈书院是王阳明亲手建立的天下王门第一家书院，堪称“王门祖廷”，不仅吸引当地少数民族子弟和方圆几百里各族学子前来就学，而且湖南蒋信，云南朱克相、朱克明兄弟等也不远千里前来请教。[7]《何陋轩记》云：“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5]890清代学者田雯在《黔书·阳明书院碑记》中说:“先生之学，以谪官而成，先生之道，其方由龙场而跻于圣贤之域也耶?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駃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8]92阳明心学大旗首先树立在贵州高原之上，贵州民风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第五，贵州少数民族“何陋之有”？王阳明通过自己以上几次亲身经历和感受，真切体会到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彪悍尚武却又热情好客、质朴耿直、主动向学的性格，进一步改变了原先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误解。他不禁大声欢呼：“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建“何陋轩”以明志，并在《何陋轩记》一文中对当地少数民族热情称赞道：“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也欤？[5]890他认为苗夷之民内心淳朴、性情率真、乐于助人，虽然崇尚巫术，敬奉鬼神，轻慢礼仪，放任性情，但并不损害其淳朴本质，君子居此应该教化他们，“安可以陋之？”这应该是孔子所说的他愿意居住的地方啊！此外，王阳明还有“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和“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等诗句，表达了他身在“夷地”而不以为“陋”的观点。正如方志远教授说：“这篇《何陋轩记》所记的倒并非何陋轩本身，而是守仁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9]69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说：“抗疏廷杖，龙场烟瘴。居夷何陋，诸蛮归向。”[5]1400评价恰如其分。

概之，王阳明“居夷何陋”“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等思想的提出，表明王阳明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认识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为其“夷夏平等”民族的形成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君子有为”：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的形成

浮海、居夷，是古代圣人在不得志之际希望逃避现实、寻求世外桃源的理想场景。孔子曾有“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之叹。王阳明被迫流放贵州，居夷处困，变被动为主动，自然而然担当起了“居夷化夷”的职责。换言之，在王阳明看来，在贵州最直接可行的“化夷”途径，就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推行文治教化、加强文化认同、促进民族融合。王阳明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索，逐渐形成了“夷夏平等”的民族观：

第一，提出“君子有为”的观点。王阳明年轻时曾格竹子之理，不得其门而入，只有贬谪到了贵州龙场这样的生死炼狱之地，他才最终觉悟到“竹有君子之道”。[10]在《君子亭》一文中，王阳明借竹子之理表达了他必须践行“君子之道”的决心，即他对贵州少数民族必须有所作为。可以这样说，贵州正是余英时先生所揭橥的王阳明“觉民行道”的第一站。具体而言，王阳明在《君子亭》中觉悟到的“君子之道”[5]891有四：君子之德、君子之操、君子之时、君子之容。君子之德，即“中虚而静，通而有间”，就是君子要有静虚修养的工夫，达到静而无欲，动而通达的境界。君子之操，即“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就是君子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忧不惧，安顺处常，做到“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君子之时，即“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就是君子须知天知命，进退自如，素位而行，不汲汲于朝堂，不戚戚于龙场。君子之容，即“清风时至，玉声珊然……风止籁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就是视听言动均能挺然特立，不挠不屈，展示君子从容之态、中和之美。正所谓：居夷何所陋，君子必有为。王阳明对“竹有君子之道”“君子有为”观点的提出，为他探索“夷夏平等”民族观打开了一道现实的入口。

第二，坚信“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理念。除《君子亭记》之外，王阳明还写有一篇千古雄文《象祠记》，后来收入《古文观止》中，他坚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理念，因而被世人广为传颂。众所周知，象是舜的弟弟，是历史上的大恶人，但象后来在舜的感化下弃恶从善，受封在南方的有鼻。贵州彝族认为象是他们的祖先，历代祭祀不断。贵州宣慰使安贵荣重修象祠（今贵州黔西县素朴镇），邀请王阳明前往参观。王阳明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教化典范，于是写下了这篇著名散文。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并不直接评论恶人象，而是表达了对舜的高度赞扬，即舜能将恶人象转变为好人，可见舜的伟大的仁德精神和人格力量；同时，象受舜感化之后，能改邪归正，变成一个善人，从而进一步推论到人性本善，认为恶人并非一成不变，只要施以适当教化，也可弃恶从善，走向光明。王阳明《象祠记》云：“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5]894从《象祠记》可以看出，王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可以感化之人，只要君子修德至极，就可以感化如同象一样的恶人。在贵州“夷多汉少”的现实背景之下，王阳明提出并坚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理念，表明他“夷夏平等”民族观的雏形已经形成。王阳明接下来在龙冈书院、文明书院讲学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其“夷夏平等”的民族观。

第三，龙冈书院传道讲学。王阳明谪居龙场期间，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载：“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11]179龙场悟道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标志性重大事件。[12]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随即在龙冈书院传道讲学，为贵州培育了第一批黔中王门弟子。“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冈始也；龙冈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而夷俗已变，文教以兴。”[13]160“王阳明创办龙场‘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真正揭开了明代贵州书院讲学之风的序幕。”[7]

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时期，吸引很多少数民族弟子进入书院学习。关于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的讲学情景，嘉靖《贵州通志》引阳明弟子王杏《新建阳明书院记》云：“居职之暇，训诲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丕变。”[14]这真实显示了当地少数民族乐于求学的盛况。“人人闻风慕道，欲问业龙场者，络绎不绝。”在这期间，王阳明作有《龙场生问答》一文，记载了与龙场弟子问答的具体内容。此外，王阳明还作《教条示龙场诸生》，为龙场弟子制定了天下王门第一款学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5]974《教条示龙场诸生》虽然只有四条学规，但饱含了王阳明对贵州少数民族学生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诲。王阳明《居夷集》留下了约20首（篇）与书院讲学活动相关的诗文，反映了当年王阳明在此讲学游艺的各种场景。尽管王阳明在贵州所收王门弟子多达数百人的规模，但大多姓名现在已经不可详考，有幸的是，王阳明《镇远旅邸书札》留下了黔中王门弟子20余人的字号，这是天下王门的第一份弟子群体名单，其中最著名的黔中王门弟子有陈文学、汤伯元、叶子苍三人，他们后来被列入《王阳明年谱》，成为黔中王门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四，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文明书院位于贵阳城中心（今贵阳大十字市府路），创建于元代（1313年），系元代顺元路府学，是贵州最高书院。王阳明贬谪来到贵州（1508年），该书院当时已经荒废，毛科重修并改名为文明书院，选取全省优秀学子200人就学其中，贵阳名士徐节作有《新建文明书院记》。毛科邀请王阳明主讲文明书院，但王阳明认为自己是一个被贬谪官员，同时仍在病中，于是予以婉言谢绝。正德四年（1509）闰十月，席书（四川遂宁人）继任贵州提学副使，再次邀请王阳明主讲文明书院，王阳明这次欣然同意。席书“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隆庆贵州巡抚阮文中在《阳明书院碑记》中说：“始，贵阳人士未知学，先生与群弟子日讲明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日革其浇漓之俗而还诸淳。迩者衣冠济济与齐鲁并，先生倡导之德，至于今不衰。”[15]王阳明著名弟子徐爱曾与黔中王门弟子李良臣（任山东临清教谕）有交往，徐爱在《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诗中说：“吾师谪贵阳，君始来从学。异域乐群英，空谷振孤铎。文章自余事，道义领深约。”[16]7王阳明与席书在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贵阳成为“知行合一”的始发之地。

《君子亭记》和《象祠记》不仅表现王阳明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深刻了解和深切同情，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君子人格的理想追求。王阳明不以居夷为陋，认为夷民通过教化，同样可以登入圣域。王阳明在贵州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他却通过传道、讲学、辩论等活动，在贵州高原之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形成了一代新的学风。特别是他为贵州培育的第一批王门弟子，亲自开启了贵州书院讲学运动。此后黔中王门弟子出现前后三先生、掀起几次讲学高潮，形成五大王学重镇，阳明心学覆盖全省，延绵百余年，蔚为大观。[17]这一切都始于王阳明谪居龙场和龙冈书院的建立，阳明心学发轫于贵州，贵州落后的教育文化状况得以发展，少数民族彪悍的民风大为改观。王阳明“居夷何陋”“君子有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等思想的提出，以及传道、讲学、辩论活动的推进，表明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在贵州已经逐渐形成。

三、“一封书信，胜于十万雄兵”：王阳明“贵州经验”的实践

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形成之后，其治理少数民族土司问题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就是与贵州最大土司——水西土司安贵荣的多次接触，他不仅使桀骜不驯的安贵荣遵守朝廷法度，同时还让安贵荣出面平定了明代中期贵州水东宋氏土司头目的一场严重叛乱。王阳明把“夷夏平等”民族观运用在解决少数民族土司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卓有成效的“贵州经验”。

王阳明贬谪地贵州龙场，是当时贵州水西土司安贵荣的辖地。安贵荣，系明初水西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第8代孙，成化十年(1474)任贵州宣慰使，因军功封为昭勇将军，位在贵州其他土司之上。安贵荣拥众48万，辖地千余里，在位凡四十年（1474—1513），是贵州最大的土司。他自恃兵多地广，桀骜不驯，蠢蠢欲动。（明）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称安氏土司“世骄蹇不受节制……（安）贵荣多智略，善兵。”[18]王阳明贬谪到龙场驿时，安贵荣正与官府作对。安贵荣听闻王阳明与官府的冲突之后，认为可以将王阳明引为同类，于是几次三番派人给王阳明送去大米、鸡鹅、金帛、鞍马、仆人等，以图试探和拉拢王阳明。《年谱》载：“水西安宣慰闻先生名，使人馈米肉，给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马，俱辞不受。”[5]1228王阳明推辞安贵荣的馈赠，后来实在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二石大米和一些柴炭鸡鹅。王阳明礼节性地写下《与安宣慰第一书》表示感谢，其云：“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辄以礼辞。使君复不以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马，礼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5]802王阳明的言行，使安贵荣对王阳明更加敬佩。

正德三年（1508），凯里香炉山一带苗民发生动乱，安贵荣受命平乱，官府加封他为正三品的贵州布政司左参政。安贵荣认为功劳很大，但官府奖励太轻，“犹怏怏薄之。[18]70同时他担心朝廷在水西境内增军驿造成威胁，于是要求朝廷减少军驿。“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偿其功”。[18]70安贵荣就此两事举棋不定，遂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得知此事后，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写下《与安宣慰第二书》[5]802并用“悚息悚息”四字表达严正立场。王阳明指出两个要害：第一，朝廷法度不可随意改变：龙场九驿的设立是祖宗之法，如果今日裁减驿站，那么，明日也可以废除宣慰使之职；第二，要挟高官厚禄万万不妥，如果担任地方流官，那么朝廷一纸调令，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千年的土地和人民将不再属于自己。安贵荣猛然醒悟，果然不敢再要求朝廷裁减驿站和追加高官之事。王阳明于无形之间，化解了贵州水西安氏土司的一场隐患。清初学者毛奇龄说：“方阳明在龙场时，土司安贵荣暴横无礼，自恃从征功，欲并诸官驿作土司地。阳明贻一书示之，彼即归罪恐后。夫阳明何尝苦劝人而所至向化，此即躬行有效之一证矣。”[19]

正德四年（1509）夏，贵州政局又生事端。贵州宣慰同知水东土司宋然辖境内的土酋阿贾、阿杂、阿麻聚众二万余人反叛。这是明代中期贵州一次严重的土司叛乱。《明史·贵州土司传》载：“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宋氏世居贵州城侧，管水东、贵竹等十长官司，皆设治所于城内，衔列左右。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至是总兵官为之请，许其以时巡历所部，趣办贡赋，听暂还水西，以印授宣慰宋然代理。贵荣老，请以子佐袭，命赐贵荣父子锦纻。”【1】“先是，宋然贪淫，所管陈湖等十二马头科害苗民，致激变。”郭子章《黔记》云：“乖西苗贼阿杂等之叛，由宣慰宋然激之。”安贵荣不仅不出兵帮助宋然平乱，反而放纵暗中支持阿贾、阿杂，试图趁乱兼并水东土司之地，贵州局势更加混乱。《明史·贵州土司传》载：“贵荣欲并(宋)然地，诱其众作乱。于是阿杂等聚众二万余。”

叛军进攻省城，情况十分危急，官府命令安贵荣出兵，文移三至，安贵荣才出兵解围，局势稍有缓解，安贵荣又称病不出，叛军死灰复燃。王阳明得知安贵荣称病不愿继续出兵平乱之后，立即写《与安宣慰第三书》[5]804，分析四个要点：第一，安贵荣有助乱之罪。阿贾、阿杂之乱，传闻乃安贵荣指使，并提供毡刀、弓弩等物资，地方官员及朝廷文移三至，安贵荣才派兵解洪边之围，拖延达三月之久。第二，有纵兵之罪。安贵荣解洪边之围后，又称疾归卧水西，部下诸军潜回，徒增剽掠，以重民怨，贵州民情不平。第三，有固守割据之罪。有人扬言称，安氏连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不必为宋氏出一兵一卒，朝廷也无可奈何，是为固守割据，实属不妥。第四，流言传播，加速安氏之祸。假使朝廷下片纸于湖广、四川、广西各处土司，命各自为战，共分安氏土地，朝廷朝令而安氏夕亡。王阳明强调安贵荣必须出军，将功补过。王阳明以上四点分析，直中安贵荣要害。安贵荣急速出兵，帮助官兵平定了水东土司头目的叛乱。

王阳明通过以上三封书信，使拥众四十八万（明初朱元璋派大军远征云贵只有三十万）、蠢蠢欲动的贵州最大土司安贵荣听从朝廷法度，帮助官军平定叛乱，后世子孙也不再敢有谋反之举。《黔记》称：“终贵荣之世，不敢跋扈者，公之功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尺牍止乱”的故事。《明史·王守仁传》称：“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王阳明三封书信解决了贵州两大土司问题，保护了西南一方安定，真可谓：一纸书信，胜当十万雄兵也。清代贵州巡抚爱必达（1749）称：“阳明日与僚夷杂居，屈伸荣辱，略无所挠。悍如安重(贵)荣，但得其片纸书，消疑式，不敢反侧，胜于十万师。”[20]88

王阳明与安贵荣的往来，是王阳明与少数民族土司首领交往的一段佳话，也是其文治教化的重要尝试和成功典范。王阳明通过三封书信，劝解贵州少数民族首领安贵荣，让他不再怀有异心，保证了贵州一方平安。不仅如此，此后百余年间，安贵荣的后代也没有发动叛乱，甚至安氏土司一直成为明廷维护贵州乃至西南安定的重要依靠力量，比如，安氏土司帮助平定了明末播州杨氏土司之乱和清初吴三桂叛乱。民国学者曹经沅称：“所谓一纸书，足当千万兵者，阳明这封信，真可当之无愧。……以空拳赤手之小吏，而能替国家有形无形消灭多少灾祸。此种伟大精神与人格，颇值得后世永远效仿。”[21]从王阳明以上“三书”可以看出，王阳明站在“大一统”的立场上，具有高超的维护民族稳定的政治智慧。王阳明与安贵荣的交往及其对贵州少数民族与土司问题上所得到的“贵州经验”，对他后半生立德、立功、立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王阳明来到贵州之时，他还只是一位被朝廷流放的不入流的驿丞，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但当他离开贵州之时，却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相当高超的处理少数民族和土司问题的“贵州经验”。王阳明中年流放贵州近两年时间，通过亲身的遭遇，产生了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全新认识，提出了“居夷何陋”“君子有为”“居夷化夷”“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等观点，标志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逐渐形成。王阳明将此民族观具体运用和实践于贵州土司问题处理上，圆满解决了当时严重的政治社会隐患，积累了卓有成效的“贵州经验”，从而对贵州教育发展、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社会稳定都产生了直接良好的影响。深入挖掘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和“贵州经验”，不仅对当前阳明文化建设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而且对民族治理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本课题组将继续进行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国君、彭兵《从明朝边防形势看王阳明的“北防南化”思想及实践》，《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欧阳辉纯：《论王阳明的民族观》，《孔子研究》2016年第2期。
 
[3]王胜军：《儒学官僚与“夷夏之辨”——以王阳明开启贵州书院为中心的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张明：《王阳明黔中活动系年考略》，《阳明学刊》（第六辑），巴蜀书社2012年。
 
[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6]张明、管华香：《王阳明与贵阳》，《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7]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8](清)田雯：《黔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9]方志远：《王阳明评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
 
[10乐爱国：《王阳明的“格竹”与“竹有君子之道”》，《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12]张新民：《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
 
[13]（清）李崇畯：《修文龙岗书院讲堂题额后跋碑》//贵阳市文物保护委员会:《贵阳阳明祠·阳明洞碑刻拓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钱明：《王阳明与贵州新论》，《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5]（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嘉靖三十四年刻本，一九八二年贵州图书馆据云南大学借云南图书馆传抄天一阁嘉靖刻本重抄本复印本。
 
[16]（明）徐爱等撰、钱明编校整理：《徐爱钱德洪董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17]张明、徐钰：《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影响:兼论当代阳明学研究概况》，《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8]（明）田汝成：《炎徼纪闻校注》(土司资料丛书广西土司资料系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清）毛奇龄：《折客辨学文》//《西河集》卷一百十九至卷一百二十，《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7 别集类》。
 
[20]（清）爱必达撰、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都匀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21]曹经沅：《在龙场驿丞任内的王阳明》，《越风》，1937年第2卷第1期。
 
                     
注释：
 
【1】 《明史》卷三百十六列传第二百四“贵州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