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月亮上吗？

作者：普拉格亚·阿加沃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该如何向孩子们解释死亡，我们已经不再有清晰的意识了，但他们的问题能帮助我们直面死亡。

我那一对4岁的双胞胎中有一个对死亡问题总是痴迷不已。她总想知道濒临死亡的一切。她一再让我告诉她，人死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最初，我对她痴迷于她所说的死人感到有些吃惊，但后来明白了，每当她安静下来时，她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问我“你能够告诉我更多有关死亡的东西吗？人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告诉她“他们的身体不工作了，心脏停止跳动。”

“这就是爷爷身上发生的事吗？”

我父亲---也就是她的爷爷去年11月去世。这对双胞胎只见过他一次，就在她们3岁生日前，我们在2019年回到老家印度，虽然我们经常在手机上通过FaceTime交流。我们本来准备2020年初再次回去，但因为新冠疫情未能成行。他病得越来越严重，身体越来越虚弱，加上居家隔离的孤独和与世隔绝，这些星期和几个月份缺乏充分照顾，这些都促成了他的去世。

学龄前儿童能够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但需要通过父母的悲痛，而这显然是发生在我家的事：我回到印度，在父亲葬礼后呆了一个星期，在孩子们面前，我没有掩盖自己的悲伤。我想让他们明白，其爷爷去世了，我想那怕仅仅通过我的回忆让他们知道。我也想让谈论死亡变得正常化，尤其是在当下，在全世界陷入空前疫情危机的时刻，将其视为生活中一直存在的东西，我的孩子听到丈夫和我经常性谈论死亡问题。

我实际上非常清楚，孩子们常常在有关死亡的谈话之后不知所措，因为成年人不愿意（甚至竭力回避）谈论死亡问题，他们担忧扰乱孩子的心绪或给他们身上留下创伤，或担忧他们不能理解死亡概念。2014年基于美国中西部家长和3至6岁孩子的老师所做采访的研究辨认出现代家长的一种趋势，即假设孩子们太不成熟，根本无法从情感上理解死亡。按照英国慈善机构“温斯顿的愿望”（Winston’s Wish）的预测，英国每22分钟就有一个孩子丧失父亲或母亲（每年大约有24000名儿童），家长仍然有明确表达出的不愿意，他们不想和孩子们谈论死亡问题，缺乏对孩子如何看待死亡的了解。不是听任死亡成为生活中的天然组成部分，家长往往遮蔽或保护孩子，使其避免认识死亡现实。

我试图在实用的、科学的层次上处理这些问题，尽可能接近事实，因为研究显示，在向6岁以下孩子解释死亡时最好坚持生物学标准。我试图找到怀特（E B White）的《夏洛的网》(1952)，或许在不求助于精神层面的情况下帮助我四岁的孩子更好理解死亡和丧亲。我尝试了，却没有很多研究探讨父母社会化和交流对孩子理解死亡产生的影响，不过，如何给孩子们谈论死亡建议的网站并不缺乏，里面有很多说法令人生疑，根本没有考虑到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我曾经在推特上提出呼吁，搜罗了一些有帮助的书，但主要证明明显缺乏针对更小孩子的以实用方式阐述该话题的文献。

当然，我们如何用生物学术语理解死亡在过去一些年也发生了变化。很久以来，死亡的临床定义是没有心跳，但心脏停止跳动能用机器使其重新跳动起来。所以修改后的死亡定义包括“大脑干细胞在内的整个大脑的所有功能不可逆地停止。”在西方社会，临床死亡与下面八个标准有关：缺乏对任何刺激的自发性反应；完全缺乏对最疼痛刺激的反应；缺乏自发性呼吸至少一个小时；缺乏姿势活动、吞咽、打哈欠或发声；没有眼睛运动、眨眼睛、瞳孔反应；脑电图成直线长达至少10分钟；完全缺乏运动反射；24小时后上述标准没有任何变化。在其他文化中，濒临死亡者的观念可能更抽象和更少严谨性：在南太平洋某些文化中，甚至当人在睡觉或生病时，也可能被认为“死掉了”，因此有人可能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之前死好几次。

我记得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开始明白死的含义，是他们看到花园里一只七星瓢虫不动了。他们恳求我“妈妈，让它动一动”希望我叫醒这个瓢虫。后来，是我们上年纪的邻居在去年2020年封闭隔离前去世，他们肯定听到我们在谈论这位老人家。有个孩子问我“那个老太太到某个地方去了吗？”但是，马上就忘掉这件事了。这次，问题持续不断。

对死亡的这种痴迷到底来自何处？孩子们并没有死亡意识。两岁之前，小孩子能够假装死亡是不会发生的东西，如果他们看不见。事实上，孩子们在三岁之前根本不清楚死亡是怎么回事。他们可能认为那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但没有具体的丧失意识。如果家里有亲人死亡，他们可能受到父母或保姆的情感影响或者看见宠物死掉等。

1948年，心理学家玛利亚·纳曲（Maria Nagy）的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反应分析显示，他们理解死亡的方式有三个清晰阶段，这是基于大约350名3-10岁儿童的反应的调查。在3-5岁时，他们仍然认为死亡是一场旅行，这个人再也不会来了。他们或许明白他们生活中的成年人在玩一种类似藏猫猫(把脸隐藏而后闪现以逗幼儿的游戏)的捉迷藏游戏，或父母因为出差消失了，过一段时间就回来。

五岁以下的孩子并没有分开的概念，即他们理解的死者位置与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相反，他们将死亡个人化，有时候认为死亡就是“睡着了”。对他们来说，永久性观念还很难理解。纳曲的研究显示，孩子们认为死亡是临时性的。他们理解心脏停止跳动，但他们常常一次只注意到一个概念，很难让他们理解死亡将持续多长时间。孩子们通过解释天堂太远或棺材钉得太紧了死者根本没办法回来了，以此试图将永久性理性化。到了6岁左右，孩子们开始明白死亡的不可逆性。慢慢地，他们明白其中的理由：身体功能丧失导致死亡。

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影响很大的1920年代认知发展模式（是对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J M Baldwin）从前模式的修改），存在一个逻辑结构来说明小孩子如何通过其心理和身体行动形成基模（schemas）。随着他们获得的知识越来越多，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扩展到包括其他视角和更抽象的概念化过程，孩子们不断更新这些基模。在大概六七岁的样子，孩子们进入皮亚杰所说的“具体操作阶段”，他们能处理更多逻辑思想和推理：似乎明白死亡的普遍性，虽然他们仍然对死后发生什么的概念感到困惑。即使在这个年纪，有些孩子仍然依靠魔法思考来理解死亡，将死亡与一个人联系起来，他们可能将这个人物定义为魔鬼或具体形式的死神如手握镰刀的恐怖收割者（the Grim Reaper）。但是，因为他们在12岁左右进入“形式操作阶段”，他们更广泛的科学推理能力允许他们明白死亡的更具象征性和抽象性的观念如死亡如何被概念化的理论性视角。

告诉孩子们亲人“现在平静安详”或“他们在天堂很幸福”可能产生复杂问题。

孩子们对死亡的了解也受到其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独特生活体验的影响。俄罗斯裔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人类生态视角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框架来理解儿童环境---1970年代他使用了术语“中间系统”（mesosytem）如何影响其发展。这个中间系统能包括直系亲属及其观点，以及对死亡、学校和朋友以及广泛文化的反应。在2019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如果和他们对非功能性（如所有身体功能停止）的理解相比的话，印度学前班的孩子表现出对死亡不可逆性和普遍性的更成熟理解。2014年对188个孩子的研究（生活在伦敦的白人英国小孩和英国穆斯林小孩，还有生活在巴基斯坦农村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小孩）发表在英国《发展心理学杂志》上，该研究发现农村生活能够影响死亡的概念化过程：巴基斯坦穆斯林小孩理解不可逆性要更早于英国两个群体的孩子。

见识死亡、战争和冲突也能产生影响。加拿大心理学家罗比·凯斯（Robbie Case）在1990年代提出的核心概念结构理论可以作为这个说法的补充，她认为，孩子们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战略之间来回折腾直到他们能够发展出解决问题的更加一致的途径。认知能力不一定是孩子们理解死亡是不同于睡觉或它是不可逆的方式的障碍，即使用来描述死亡的语言有时是障碍。通常，成年人解释死亡是告诉孩子们亲人“现在平静安详”或“他们在天堂很幸福”，但这从孩子的认知发展视角看可能产生复杂问题，与他们对死亡的生物学理解产生冲突，或者减弱有关人们为何首先选择离开的消极情感，以及如果他们这样选择是否因为自己犯下的过错。

对我来说最容易的事就是告诉孩子们是的，他们的爷爷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这是人死后发生的事。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如何给孩子们说父亲永远去哪里了。永久性概念是我自己孩子现在似乎很难理解的东西，在我和他们对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的东西。父亲不会回来了。我有时候闭上眼睛能够想象他还在那里，在印度，忘了他已经不在人世。我们相隔几千英里意味着自从我20年前来到英国以来，我一直在思念他。当我一直对这种分离感到悲哀时，我试图要弄清楚如何开始哀悼他的离去。

在某种方式上，我假设悲伤的循环对成年人来说是不同的。悲伤和丧亲的第一个阶段往往伴随着内疚，就像小孩子抓住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其中任何出错的东西肯定都是自己的过错。同样，我责备自己：如果我更频繁地和父亲说话，询问有关我们的问题，如果我能照料他等。我们持续走在这个崎岖的道路上，问自己问题，责怪自己，试图控制我们感受到的无能为力。孩子们做同样的事，虽然不仅仅是夺回控制权的手段，因为直到6岁7岁时，他们的参照圈子仍然很小。他们从单个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还不能明白在不同人看来，同一样东西可能不同的事实。

虽然孩子们和我都在去年夏天观看了蝴蝶和青蛙的生命循环过程，谈到了当昆虫死亡如何和何时死亡，另一个昆虫从卵中诞生，他们将其作为事实来接受，当作发生在大自然中的情况，并没有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联系起来。死亡的生物学方面，甚至其不可避免性对孩子来说更容易理解。人老了就会死掉；受伤了就会流很多血，他们会死掉；当他们窒息，没法呼吸了，他们会死掉。但精神层面的东西仍然让他们感到困惑。在我们开车经过教堂时看到墓地，我四岁的孩子提出了很多问题，人们在坟墓下面会发生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她爬在我身上，问我我们能否拯救坟墓里的人，把他们解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他们的观点与灵魂从生死循环传递到另一个维度的精神信念一致。

“如果他躺在地板上，我们能将爷爷带回这个房间吗？”其中一个孩子有天晚上突发奇想：“人死了之后去哪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尸体应该放在地板上。我想到了印度教葬礼上死者被放在地板上，他们的脚趾用绳子绑住，脚指向南方，那是死神阎罗王（Yama）的方向。我父亲去世时，他们还没有到过那里。我也没有去过那里：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限制，他的尸体火化必须在他死后几个小时之内匆忙进行，在场的只有几个近亲属。没有通偈（shlokas太阳神咒语）也没有在恒河边（the Ganges）的仪式。他必须在电力焚烧炉中被尽快火化，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尸体。一切都显得不真实，甚至有一种超现实的色彩。如果我没有看见，它真的发生了吗？

参加葬礼帮助孩子们承认死亡并获得安慰和帮助。

像我的孩子，我甚至不知道一旦人死了，他们会去哪里？他们就消失进入以太了？一分钟前在这里，呼吸、喊叫、愤怒、说笑、失望、骄傲、高兴、伤心，又过了一分钟，就像开关忽闪一下，一切都没了。这到底怎么发生的？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作为印度教徒长大的人，但没有遵从任何宗教意识形态，我不愿意将天国或永生观念强加在孩子身上。但是，按照普利策奖获得者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和汤姆·匹茨辛斯基（Tom Pyszczynski）1986年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TMT）（《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陈芳芳  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译注），导致象征性永生的做法能帮助人民尤其是孩子应对死亡意识。该理论源自美国人类学家厄恩斯特·贝克（ Ernest Becker）赢得普利策奖的著作《拒绝死亡》（1973），该书提出了文化观念和逃避方法能缓解孩子有关死亡和恐惧和焦虑。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弗吉尼亚·斯劳特（Virginia Slaughter）提出了从属概念模式，孩子们通过生物学和精神性等各个层面获得对死亡的认识。其实在某些文化中，死亡被认为是人生的组成部分。在其TED演讲“人生并没有随着死亡而终结”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凯利·斯维泽（Kelli Swazey）谈到印度尼西亚东部塔纳·托拉雅（Tana Toraja）人将死者称为“病人”或“睡着的人”。这个人被放在空闲的屋子里，日常喂养和观照礼仪仍然继续，他们仍然被当作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此转型阶段，家庭的年轻成员能获得生死之间的阈限空间。

关键是，仪式帮助我们将我们本来可能压制的情感外在化。孩子能学会更好应对死亡，比如允许他们参加葬礼。美国丧亲悲痛方面的专家菲利斯·希尔曼（Phyllis Silverman）和威廉·沃顿（J William Worden）显示，参加葬礼帮助孩子们承认死亡并获得安慰和帮助。他们在1992年的研究考察了120名丧失亲人的孩子，95%的孩子被允许参加葬礼。两年后，这些孩子承认参加葬礼在帮助他们崇敬死者和获得支持和安慰方面非常重要。在2001年的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玛丽·弗里斯塔（Mary Fristad）和朱丽叶·塞利尔（Julie Cerel）及其同事报道说，葬礼仪式的某些具体方面如音乐或阅读在帮助孩子度过这情感剧烈变化的时刻至关重要。他们的研究包括5到17岁的孩子318名，研究发现孩子们描述了积极的参与（如选择花朵）是有用行为，礼仪的象征意义如演奏一首最喜欢的歌曲给他们很长时间的安慰。

礼仪，讲故事和戏剧表演帮助孩子将他们本来可能觉得难以传达的情感表达出来。他们能够在情感起伏波动的时刻扮演起缓冲作用的人。我记得当我6岁7岁时爷爷去世的场景，我们呆在爷爷家里两个星期，经历了完整的印度教仪式，直到第13天为死者亡灵获得判决（sadgati）得到救赎做了祈祷之后。所有的堂兄妹都在，孩子们有各个年龄层的伙伴相互支持，虽然我们经历丧失亲人的痛苦。

在现代家庭，死亡体验在过去一些年改变了很多，因为很多孩子是在到了很大时才体验到亲人的去世。而在遥远的过去，鉴于死亡率很高，很多死亡发生在家里---因为疾病，死亡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通常生活在联系紧密的社区和家庭中，孩子们成为死亡仪式的组成部分。但是，因为大家庭分开，人们的寿命延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在很多传统礼仪已经变成为现在的方式，这影响了孩子们对死亡现实的认识。即便在传统上死亡意识最清醒，也特别强调应对死亡社会维度的文化之一的爱尔兰文化中，在家举行的古老风格的守灵仪式也在被其他更快捷的途径取代之中。这已经减少了孩子参与葬礼的可能性，悲伤教育成为孩子教育的组成部分的更多责任放在了家长和老师身上。

如今，家庭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很多人面临这样的问题，亲人在遥远的地方去世，我们无法瞬间抵达，疫情又更加凸显了这种状况的残酷性。孩子们要理解已经在遥远地方的人如何去世就就变得更困难。丧失亲人的感觉或许很抽象，加上没有探讨表达情感的空间，这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来说都十分残酷。在印度新冠病毒疫情灾难中，我的社交媒体时间线和家庭聊天群（WhatsApp groups）每天都有人死亡，或朋友、家人死亡的消息，我不断想到一代孩子可能在不认识爷爷奶奶的情况下长大。整个海外群体现在不得不给孩子们谈论数千英里外的亲人去世的消息---孩子们只是在Zoom或者FaceTime上见过，或者其他数字工具上见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通常，孩子们只是在开始思念死者时才会意识到死亡意味着什么。当他们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成年人已经离开人世时，这就变得特别困难。因为我们不在一起生活，无法经常见面的亲人的离去就变得很难解释和理解，因为当这个人已经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时，“离世”的意义就很难明白了。

孩子们有能力理解死亡，尤其是从生物学视角看，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孩子们的情感成熟取决于环境、宗教和精神信仰。这不是普遍性的。

比如，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来生信念的孩子或许相信死亡之后，心理和身体功能可能持续，这位亲人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生活在我们身边。对遭遇丧亲痛苦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安慰。马达加斯加农村的维佐人（Vezo）相信，尽管身体功能停止了，认识和记忆等心理功能仍然持续。2010年的维佐人研究显示，五岁的孩子已经很好地了解死亡作为终结的生物学基础。动物被宰杀时，他们可能在场，也可能参加过葬礼和守灵仪式，或被要求最后看一眼去世的父母以确认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事实。到了12岁时，这些孩子已经开始形成充满活力的二元论死亡概念，即死亡的生物学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存在。

鉴于现在缺乏丧葬礼仪和大家庭聚会，我们或许需要更多奇迹现实主义。

孩子对死亡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大人的交谈中塑造而成的。如果大人愿意交流，给他们讨论问题的空间，帮助他们了解对人们死后发生的事可能有不止一种解释。这样的对话能够帮助孩子吸收如下观点：即使生物学功能终止了，仍然可能相信死亡之后的生命，或精神信仰可能和死亡的科学模式并不矛盾。

“或许他们到月亮上去了。你认为爷爷在月亮上吗？”

我的态度并不明朗，虽然我愿意相信这样，是的，或许父亲去月亮上了，你知道，他在上面盯着我们看。

“那他是怎么飞到月亮上的？乘坐一种特殊的火箭吗？谁在驾驶这个火箭呢？”

另一个声音说，“或许有飞行员啊，你知道的。”

我让他们自己搞清楚怎么回事，这似乎是更容易的方式。我悄悄地希望他们很快入睡。躺在黑暗中思考和试图将跨越世代的松散目标绑在一起，这些扭曲的DNA丝线就像手腕上的普阇祭品（the puja）红色茅利线（mauli string）一样，那是在父亲去世第10天，我在印度为父亲做的印度教礼拜祭品，这些线一圈一圈缠绕着，就像我们对彼此的爱，即使我们没有说出来，即使这种爱是无言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纳闷这是否仅仅是幻想，我的悲痛的关键是否就在于这种一厢情愿的魔法思考，进入念咒招徕的魔法世界。即使我相信我在帮助孩子理解死亡观念，明明知道这对他们的健康发展是多么重要，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的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我的悲伤和丧亲之痛，以一种周围成年人觉得根本不可能的方式谈论死亡。

我想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说过的话，孩子们的心灵最适合学习，而随着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开始将很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当我们想当然地看待事物时，很难清除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并提出正确的问题了。

在与孩子们的对话中存在奇迹和幻想的可能性，给予父亲仍然存在的替代性空间。在此空间里，我自己有关死亡的问题似乎并非毫不相干或不够尊敬。在孩子们的问题中，我开始看到，为了帮助应对悲痛过程，自己和周围人提出的问题是多么少。我是多么努力地尝试一切都好，即使在内心深处，真的并不好。

鉴于现在缺乏仪式和大家庭的葬礼活动和哀悼阶段，大家庭聚会，我们或许更需要魔法现实主义和讲故事。神奇的火箭和月亮之旅或许就是现在的答案。在试图应对死亡和丧亲之痛时，不是用实用主义的、科学的方式解释死亡，我们应该采取孩子式的幻想和好奇态度。这或许就是答案。

作者简介：普拉格亚·阿加沃尔（Pragya Agarwal），行为和数据科学家、作家、演说家和咨询顾问。智库50%基金会创始人和主任，著作有《摇摆：解体的无意识偏见》2020年；《希望我们知道说什么：和孩子们谈种族问题》2020年；《当妈妈：论选择做女人》2021年。

译自：Is grandad on the moon? By Pragya Agarwal

https://aeon.co/essays/why-we-need-to-discuss-a-death-in-the-family-with-the-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