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系列市场整治是改开后中国的拐点：从引入西方转向回归传统

作者：蔡历

来源：“蔡子曰”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八月初三日庚申

          耶稣2021年9月9日

甲

近期我们有一系列的市场整治动作，包括强化对市场的监管，其意义将是深远的。我的看法是，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发生格局性的变化、拐点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将是时代级别的、历史拐点级别的。

我们要放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中、历史框架中、历史视角中才能够看清这个事。

下面从三个历史视角来审视。

第一个历史视角，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来看。第二个历史视角，再拉长一点，从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看。第三个历史视角，就是从整部的中国历史。在三重历史框架之下，我们才能看清这一次变化。

近期的系列市场整治，最早可以追到追溯到去年的10月份，当时马云发表外滩金融演讲，引发当局不满，上市已临盆的蚂蚁金服、阿里巴巴集团被关注，然后是对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进行整治、监管。

今年7月又下架滴滴APP。滴滴也是互联网平台，但是对滴滴的整治则主要事关国家的信息安全，还有资本市场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问题。因为滴滴也是到美国去上市，这就涉及到资本的问题，资本市场的问题。

接着是对娱乐业、教培行业的整治，对于这些无德艺人进行一个规范，出台了双减政策，导致教育领域里的上市公司，而且他们大多数也是在美国上市，以新东方为代表，股价出现了暴跌。

就是说从2020年10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对市场的整治的动作，这些动作已经不是不单纯的常规性的操作，常规性的政策，它其实是已经构成中国历史的新拐点，预示着中国的整个的格局，无论是市场格局，还是社会格局都在发生着方向性的变化。

这个格局性的变化不仅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格局性的变化，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格局的变化。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它也是一次很值得我们的以后的历史学家去书写的一次格局性的变化，是要载入史册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强调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进入了一波西化的阶段。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波西化，第一波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

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学习美国，学习它的市场制度，学习它的经济模式、市场制度。改革开放的标本、楷模就是美国，包括引入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股市，以及包括刚才讲的娱乐市场，以及体育市场，也包括我们的教育公司，新东方上市这种操作也是该潮流下的产物。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人最吃香，就是懂西方、美国，能够引入西方的技术，引入西方的制度，这批人最吃香。

其中我想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俞敏洪，一个是马云。他们俩原来都是英语老师，就有一种语言上、文字上的优势，然后他们借助这种优势，像马云的话是引入西方的技术，就是互联网技术，从美国开始的互联网技术，运用到中国做电子商务，获得成功和暴富。

俞敏洪的话，他直接就是利用英语这种工具，类似于向淘金者卖铁锹。因为我们整个的对西方有一个崇拜，对美国有一个崇拜，希望到美国去留学，甚至移民美国，于是出现一股学英语热潮。俞敏洪就开培训班，他也发了。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波整治中，他俩也都是首当其冲。新东方股价暴跌90%，俞敏洪的身价也随之大缩水。而整个的这波市场整治则是自马云始，蚂蚁金服的上市也被永久暂停。

他们俩的爆发是因为改开后的西化，他们借助自己在西化上的优势，迅速发迹，登顶富豪阶层。这一波整治实际带来形势发生格局变化，他们俩也当然成为受冲击的标杆。总之，此二人成为改开后中国社会形势的浮标，随西化而兴，随西化的终结而衰。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间也经过了几个阶段，但总之我们一直是以西化为主要导向，着眼于引入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以美国为标杆、标准，那么在这方面有优势的人就会发家。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晃已40多年。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崛起。我们确实学习和引入了西方的很多要素，它们的好处也充分发挥，助推我们实现经济崛起，但是同时它们的坏处、不好的一面也日渐显现，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已经确认崛起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生变化，人民开始对相关市场行为的不满，然后引发当局对市场的系列整治。

进一步看，在引入西方市场制度的阶段，我们是以西方为标准，那么要对从西方引入的市场要素进行整治，所依据的标准就不能是西方的，而只能是中国的，就是中国义理，这也是中国文化之核心。

所以，当前对市场的整治，实际也是用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改造。和上世纪20、30年代毛主席说的“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以实现早前晚清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也就是说，中国对西方文化，从晚清到民国，从改开前到改开后，中国对西方文化都一直不是象明治后的日本一样，一边倒地迷信，而是一直对其保持距离，对其进行独立的判断、选择和改造，以实现“中体西用”。

只是从微观历史看，这种改造又是分阶段的，表现出阶段性不平衡。在一个阶段着重于学习和引进，当然也有一些人陷入迷信和崇拜，在后一个阶段则着重改造。向人走路一样，是一左一右的。

所以，透过这些市场整治的政策上的操作，我们可以看到其本质，其实是向中国回归，向中国传统回归、向中国自身回归。

乙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着重于引入西方，引入西方的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现在我们发现它有问题，要解决它，要对它进行一个规范，一个整治，那么我们是靠什么来规范？规范的标准是什么？

靠我们传统的东西，这些整治政策的深层支撑是传统。只有在我们传统的文化框架下，才能真正看清这次整治。我们传统的框架是什么？是“义利之辨”，包括：心物之辨、道器之辨、体用之辨、知行之辨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义利之辨的范畴，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审视。

基于义利之辨框架，我们会发现这次转变其实是向传统回归，向中国自我回归。我们以前是否定自我的，认为自己不行，而学习西方，崇尚崇拜西方。现在则是要反过来，肯定自我，肯定中国，认为西方的不行，要用传统的东西、中国自身的东西来约束和规范这些从西方引入的东西。

资本市场和资本、娱乐业、互联网、市场化的教育业，包括体育业等，这些都是在改开期间从西方引入的，它们也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以前我们却认为这些都是发达国家的东西，是美国的东西，是先进的、发达的。对所谓的文化市场、娱乐市场，体育市场我们认为它是好东西，而没有看到其坏处。

现在经过实践，我们发现了它的问题，要用我们传统的东西来去规范这些引入的东西，为其治病，抑制甚至消除其坏的一面。

我们传统的东西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义理，然后衍生出义利之辨。以前西化是求利，现在我们要开始回归义理，用义去和利，去改造利，以实现《周易》说的“利者，义之和”。使得所有的利中都包裹着义，都由义作为支撑，消除无义之利，消除有利无义的状态。

“义理-心性”是中国文化之内核，义利之辨也是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的轴心性问题。义理和心性是同一个东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宋明理学将其概括为“心即理”、“性即理”，而民间则将理和良心视为同一物，认为讲理和凭良心是一回事。

中国文明的大厦就是建立在义理和人心的基石之上。从最高的价值观、最内核的理念，到个人的教育学习和心性的修养、品德的修养，然后到家庭的管理，最后到社会秩序，包括经济模式、治理模型和政府模式，都是基于义理-心性的，是一以贯之的。

这一点就体现在我们《大学》的8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是学习，诚意、正心是学习的目的和结果，就是成德、心性的修炼。这四条关注内在的心性的成熟。然后是外在的行为表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让你的行为比较美好、合理；齐家，家庭和睦；治国、平天下都是社会秩序。治国的话是一个局部的区域的秩序，一个地方的秩序，天下就是整个世界的秩序，整个世界的秩序。

我们说义、理，其实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的，第一个就是公平。义理是公平，也是共识。这个大家都知道。公平的话它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对吧？我们说利益分配公平就是正义。这样以来义理就完全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啊，这就是现代人对正义的一个理解，将利益分配的公平与正义等价，中西皆然。

其实义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义理就是人心、人性，当我们说义理时，就包含着人心、人性。当我们说义理秩序时，是说这种秩序不仅公平，而且合乎人的本心、本性，而不能违背人心、人性。

举个例子，吸毒、杀人都是违背人心、人性的，所以不能因为公平了就正义，就合乎义理，不能说人人皆可吸毒，人人皆可杀人，人人平等地拥有杀人的武器就是正义。

合乎人心，合乎人性的东西才叫义理。我刚才讲，宋明理学干脆直接将义理等同于心性。所以义理的本质并非外在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内在是否合乎人的本心本性的问题。

因此绝不能将义理等同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那样义就成为利的附属品，只有利是独立的，义反而不独立。实际上在义利之辨中，义才是独立的，利是不独立的，因为只有人心是独立的，利只是外物，是人心的思考、判断和选择对象。人心是主动的思考者，外物只是被动的人心的处理对象。

所以《周易》只说“利者，义之和”，而绝不能也说“义者，利之和”。为何？因为义是根本，所有的利都应该包括着义，利必须和义。而利是不独立的，不能让义去和利。只许义凌驾于利之上，而不许利凌驾于义之上。

但是讽刺的是，现代很多人，对“利者，义之和”往往会搞反，偏偏说成“义者，利之和”，因为现代人在学术和教育上西化的太久太重，对中国的经典和传统太疏远了，无法理解了。

所以我们说义理更重要更核心的特征是人心。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义理、心性之上，涉及到方方面面，从个人的学习，到我们制度。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制度都是义理式的，都是心性式的。我们的制度就是基于义理、心性原理而设计出来，我们的制度中是包含着义理人心的。

所谓的“圣人制礼作乐”，就是圣人根据义理、心性去设计制度。礼乐就是三代的制度。儒家重视礼乐、重视礼，其实并不在这些制度本身，不在礼乐本身，而是这些制度中所包含的义理、心性。

故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玉帛、钟鼓是礼乐制度的外在形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其所包裹和承载的义理、人心。

同时，制度可变，而义理人心则是永恒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损益”即变化，是外在的制度形式，而“其或继周者”则是指支撑制度的永恒性的东西，即义理、人心。“百世”指永远。

其实当前的系列的市场整治，其实也是一个制度设计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对此前的西化的制度进行修改的过程，进行“损益”，也是一个“圣人制礼作乐”的过程。

中国文化是义理文化，而中国文化的传承则是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学术线，一条线是实践线，更重要的是实践线。这同样是正确理解和认知中国文化的关键，也是难点。

一提义理，我们首先会想到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经学也也被称之为义理之学、心性之学，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的义理并不单纯的写在四书五经中，写在儒家经典中，还写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写在我们的祖国的华夏大地上，写在我们的人民中间。

读书、做学问的确是义理文化的传承线路之一，但是并不是唯一，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实践线才是义理的最重要最基础的传承路线。

这种实践而且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就是政府的实践，一方面是人民的基层的实践，而且人民实践更重要、更基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礼失求之野”……这一系列的古代经典语言都指向这个基本事实。

学术线易变，而以人民为基础的实践线则坚如磐石，是支撑中国文明历经万年而持续不断的基石。

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在学术线上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制度，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文化，不仅废止读经，而且打到孔家店。但是，辛亥后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也仅仅止于学术线上，止于学术层面，并不能真正将中国文化真正打倒和否定，因为义理文化的基石不在学术线，不在学层面，而在实践线，在实践层面。

通过以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实践，以及更重要的人民的实践，我们的义理文化依然被传承。不仅说被传承，而且是作为精神内核和制度内核在支撑着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包括我们的革命的实践，包括我们经济的实践，包括我们经济的崛起，其实理念和制度内核依然是义理。

也就是说，辛亥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出现了学术和实践的分裂，学术西化而实践传统。以前中国经济和技术太落后，中国的主要精力也是发展经济和技术，追赶西方，而通过西化，即通过引入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可以推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在容忍学术和实践的分裂，甚至有意忽视甚至无视这种分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的成功崛起，学术和实践分裂的矛盾就是迅速变得突出，而无法继续容忍。西化的学术已经严重脱离实践的实际，无法对实际、实践做出正确的解释。公知的贬义化，甚至专家、教授这些词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义化，专家是砖家，教授是叫兽，是民间自发对学术系统鄙视和否定的反应。

一提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如果单纯地从学术线看，很多人会错误地认为她们已经死亡了，已经消失了。但是从实践看，她们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在场。甚至不仅一直在场，而且一直在处于中国社会的最中心、最内核，支撑着中国的发展中，包括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所以从实践线来看，中国依然是义理式社会，只不过我们的学术界，以及受这种西式学术和教育范式误导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不到而矣。因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学术范式就是西化的、西方的，这导致我们对中国依然以义理为内核的现状无法正确认识，因为我们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和思维框架去看中国。

改革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引入西方，那就是求利，而现在通过实践我们发现，这些在中国落地的西方东西是有严重的问题的，根源在违背义理的。财富分配不均不公平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不合乎人心人性，老百姓不满。哪怕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也总是有空虚感，这是单纯地靠财富无法填补的。

丙

其实你会发现对市场的整治其实就是对资本的整治。无论是互联网平台也好、教育也好、娱乐也好，其实它背后都是资本。其实这也是我以前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搞市场化，最终实现经济的崛起，同时也导致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化。

我们已经资本化，但是我们没有，也不可能资本主义化，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以及更核心的制度设计，构筑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使得中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免疫的。但是我们出现了充分的资本化，那么这些资本化它的坏处也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整治。整治的话其实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用义理来约束资本，或者让资本义理化。

其实晚清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充分思考该怎么去西化，什么才是面对西方文明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最后形成一个结论叫“中体西用”。但是辛亥之后，我们在学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包括彻底否定晚清这个说法。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之后，就连“中体西用”也否定了，因为他们主张象日本一样全盘西化、脱亚入欧。

其实新文化运动是错误的，晚清是正确的。如果深入地、整体地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就会发现，“中体西用”并不单纯的说是一个晚清的一个思想，它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总结。

自黄帝以来，中国的历史模式就是“中体西用”的，因为黄帝之后，中国的历史就开始周期性遭遇外来文化冲击，如何处理这些外来文化，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轴心性问题。同时，中国的现状在实践层面也事实上是“中体西用”的。

就是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它的关系正确的关系就是一个体用的关系，也是一个义利关系、心物关系。中国文化是体、是义、是心，而西方文化则是用、是利、是物。

西方的这些技术也好，经济制度也好，当然是有它有好处，是有用的，但是即便有好处，但它不能作为体来主宰中国，对吧？

譬如说原子弹有用对吧？我们必须学习原子弹技术，我们必须引入西方的原子弹，因为有了原子弹，我们才可以打破美国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核讹诈。我必须有原子弹，必须学习原子弹技术，但是绝不允许原子弹、原子弹技术，以及掌握原子弹技术的人凌驾于中国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这肯定不行的。

我们要发展经济，我们要发展工业，因为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因为我不发展工业，西方就侵略我们，打压我们，对吧？我必须经济崛起，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经济就可以凌驾于整个中国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义理之上，我们要全部服从于经济体系，不是这样的。

而以前多少倒有点这个意思，很多人陷入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迷信，信封人民经济决定论，让整个中国都要服从于所谓经济规律，服从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制度。现在我们整治市场，其实质就是用中国文化来改造，引入的西方文化因素，然后理顺和建立正确的中西关系，理顺体用关系、本末关系、义利关系。

应该中国之义理为本、为体，以西方的经济和技术之利为末、为用，中国、中国人民是体，是主宰者，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不过是服务中国人民这个主体的工具。

当然对西方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并非从现在才开始，而是在中国近代史的一开始就存在，和对西方的学习和引入同时发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一直地、持续不断地对西方文化进行着改造。

只不过，引入和改造还是呈阶段性的，一个阶段更注重引入，另一个阶段则偏重改造。改开以来的中国是一个新的偏重引入西方文化的阶段，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终结，偏重改造的新阶段已来临。

当前中国对市场的系列整治，就是这种变化的正式开始。也导致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正在发生一个格局性的变化，由以引入西方为主转向改造西方为主。改造西方也是回归自身、回归传统，即回归义理。

中国近代史中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应对西方对中国的挑战。

丁

西方它他之所以侵略、打压我们，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技术比较领先，核心就是军事技术，对吧？像晚清的时候西方船坚炮利，直接打晚清政府。晚清的话其实也做了反应，就是洋务运动。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是，晚清的话只承认西方的技术、经济，不承认西方的文化、制度，所以一直把西方看成蛮夷，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这一点上来说，晚清并未失去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但是随着1894年1895年甲午海战败给日本，我们开始学习日本。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通过学习西方，它实现了崛起啊。一个小国家竟然可以对抗咱们大中华，对吧？

所以1895年之后，中国开始一边倒的学日本，尤其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戊戌变法本身也是学日本。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兴起一股留学日本的留学潮、留学热。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就是真正的、最早的留学热。

日本也是西化的，而且是通过否定儒家、否定中国文化去西化，即“脱亚入欧”。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回来之后，就出现两个结果，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6年新文化运动。这两者是一体的，辛亥彻否定中国制度，而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其领导者都是国民党（同盟会）。

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就出现了近代史上一的第一波西化。我们中国近代史有两波西化，第一波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是由国民党所领导。而国民党也正是因为搞日本式的全盘西化，脱离中国实际，背离中国义理和人民，导致其最终在大陆失败。最后窜逃至中国文化基础薄弱的台湾岛，继续在那里搞西化的一套，最终把祖国宝岛变成现在的“蛙岛”。

国民党的前身叫同盟会，而同盟会就是在戊戌之后的留日潮时期在日本成立，这些基本事实说明国民党存在日本式西化的基因，甚至存在崇拜日本的基因。民国时西化的学习对象是日本。

我们共产党认为你国民党不行，资本主义不行，你国民党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让中国再次提醒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蛮夷，而俄国的10月革命，则引发中国关注马克思主义，然后成立共产党。然后，以毛主席为领导，中国又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个改造。毛主席讲理论联系实际、西方的理论要服务于中国实际。

无论是我们抛弃国民党领导的资本主义，而引入马克思主义，还是毛主席领导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都是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在做主动的判断和选择。

这些都属于中国对西方的改造范畴，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他提了一个路线和方式，把西方的东西中国化，主张西方的理论要服务于中国的实际，服务于中国人民，西方的技术要服务于中国实际、中国人民。

但是国民党的话它是唯西方的，它是以西方为本位的，在根本是西化的，让西方的东西凌驾于中国之上，包括现在台湾也是这样。国民党如果在大陆成功，现在的大陆就是台湾，变成一个大号蛙岛。完全拜倒美国膝下，完全跟着美国走了，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所以我们共产党是以中国为本位的，主张对西方的理论进行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进行改造。

随着国民党的失败、新中国的成立，民国时代也就结束了，中国的第一波西化就随之终结。共产党领导成立了新中国之后，我们并没有西化。

当时是美苏争霸，对吧？是冷战。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既和美国打，又和苏联打。在抗美援朝中我们结结实实地和不可一世的美国打了一仗，然后和苏联也进入实质上的战争状态，差一点要打起来。

中国敢于对抗美苏两大强权的巨大勇气就来自中国的义理文化，是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义理之勇。这也导致中国被排斥在当时世界的两大体系之外。无论是美国的体系还是苏联的体系，对我们都是排斥的。所以我们既不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也不是苏联共产主义体系，我们是自己的体系，或者说我们决定探索出自己体系。

既然自己的体系，我们就需要独立的深层文化来支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探索既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独特文化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宗旨。

遗憾地是，从根本目标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而且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人们对其产生误解。

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就急需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体系、新的一套学术范式，来替代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所建立的这种西化的文化范式、学术范式，完成毛主席没有完成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不仅不是西化的，还甚至说既反美国体系，又反苏联体系，我们想走自己的路，创建自己的体系，可惜失败了。

改革开放之后，因为经济太穷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开始发展经济，然后中国就出现了第二波西化。

改革开放之后是中国的第二波西化，这个时候我们学习美国。第一波西化我们学习的是日本，包括学习苏联，其实学习俄国、苏联其实也算是一种西化。

也可以说，在第一波西化中，国民党主导西化，而共产党则主导对西化进行改造。

改开后的40多年来，以引入西方为主，那么现在开始进入改造西方为主的新阶段，就是用中国的义理来改造西方的文化，用中国的义理来约束、改造资本，让资本义理化。

所以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什么样的人最吃香，一定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吃香，了解和搬运西方文化的人吃香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马云和俞敏洪这两个曾经的英语老师的喜剧性起落遭遇，也是中国正在发生局势转折的一个标识。

即便从整个近代史上来看，中国这种变化它也是格局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近代以来最核心的矛盾就是我们经济太落后了，但是现在我们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我们现在是仅次于美国，从GDP总值上来讲，甚至很快也将超越美国，我们的发展势头是高于美国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格局性变化，我们现代对市场的整治是基于“百年变局”的基础之上。

我们实现了经济崛起的情况下，有硬实力，然后来改造西方，来回归中国文化，包括我们在提文化自信，这是非常扎实的，这是一次非常扎实的回归中国，回归传统。

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征就是循环，而每一次循环其实就是一个引入西方蛮夷文化和对西方蛮夷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国在5000年前就开始周期性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不仅为现代人忽略，也被古人所忽略。当然的近代之前的西方主要指西亚。

这种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是周期性的出现，每个周期都有一个典型特征。首先，一开始都是蛮夷入侵，武力入侵，然后这些入侵的蛮夷为带来一个新的蛮夷文化，对中国文化造成冲击。最典型的比如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发生崩溃。对这种新的蛮夷文化，我们一开始会引入，然后对其进行同化和改造。

黄帝以来的5000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周期性地引入西方文化和对西方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近代发生的引入欧美西方，和对其改造，只是这诸多周期中的一个，当然也是最后一个。

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和改造，最终为形成一个“中体西用”的格局。所以中国文明没有一直连续。尽管说我们屡次的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我们没有崩溃，而是学习引入西方的东西，然后在用的层面，把它融入到我的体系中。

这个体系是“中体西用”的，就是中国自身的义理文化是体，外来的西方文化是用。战国的时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框架下，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引入和改造西方文化的新周期、新循环，而且是最后一次。

在这个新循环中，对西方的学习和引入阶段已经完成，而进入对改造西方的阶段，然后形成一个“中体西用”的新格局。

所以我们从三个历史框架来看，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是近代，一个是整个中国，就会很明确地看清当前所发生的变化，确实是一个关键性的格局性的变化。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拐点，也是近代以来的拐点，甚至也是我们整个历史中一个拐点。

欧美、美国是最后的蛮夷，5000年来中国周期性遭遇外来蛮夷武力入侵和文化入侵的时代已经终结。关于这一点，前面我有视频和文章专门谈到，以后还会继续分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