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书》解读到《四书选讲》

——我在孟子故里讲《四书》

作者：杨海文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杨海文（1968－），男，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山东省泰山学者。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曾供职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现代哲学》杂志社、《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兼任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孟子学会副会长、广东儒学研究会副会长、济宁市里仁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侧重孟子思想及孟学史研究。著有《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浩然正气——孟子》《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孟子〉七篇解读·滕文公篇》，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近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唐孟子思想解释史研究》、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重大课题《〈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

一、为《四书选讲》定位

2021年5月14日上午，《四书》解读收官仪式在布置一新的邹城市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举行，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团队成员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王志民（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我（中山大学哲学系）、孔德立（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刘瑾辉（扬州大学文学院）深情地发表了各自的解读感言。

每当我们开始发表六七分钟的感言，背后的大屏幕就会显示袁汝旭（孟子研究院副院长）让各人事先拟好的一句话：

这样的解读形式在两千多年儒学史上尚属首次。（陈来）

从民族信仰的角度说，《四书》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四书》解读，既是责任，也是功德。（王志民）

《四书》解读活动开辟了研究和传播孔孟儒学的新境界。（李存山）

《四书》解读开启儒家古典诠释新方式，可谓广大精微转道轮，意味深长传久远。（王中江）

让《四书》走向大众，让儒家精神走入时代。（梁涛）

从《四书》学习做人做事的规模与根本、发越与微妙。（杨海文）

严谨的学术研究与通俗易懂的讲解相结合，是贯彻两创方针的典范。（孔德立）

修身养性读《四书》，“仁爱”“忠恕”藏胸中。立心立命继绝学，世世太平沐圣光。（刘瑾辉）

这八句话，不同的表述，同样的情怀！赵永和（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说它们是“新时代子曰”，诚哉斯言！除了以上这个细节，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定格下来。我们在《四书》解读收官仪式之前，都收到殷延禄（孟子研究院书院管理部主任）撰写并书写的楹联。这些楹联美轮美奂、情真意切：

【陈来，字又新】潮宗于海，其来有自；学明乎德，吾道又新。

【王志民】志于道，依于仁，我欲无言；贵乎民，尊乎圣，予岂好辩？

【李存山】德厚泰山，道之所在；学富五车，师之所存。

【王中江】有源有支流，江德润华夏；无过无不及，中道守斯文。

【梁涛】广厦安民梁其柱，百川归海涛之兴。

【杨海文】百川入海，荡荡乎其大；七篇存心，焕焕然斯文。

【孔德立】以言以立知诗礼，圣祖庭训；为仁为德行孝悌，贤孙家传。

【刘瑾辉】传经扬州握瑜怀瑾，考据孟学立言生辉。（此联由王相雷撰写）

6月8日，《大众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摘录我们的感言以飨读者。导语写道：

《四书》解读项目，是孟子研究院组织实施，由陈来、王志民主持完成的一项面向大众的儒学经典解读学术工程。该项目始于2016年9月，以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陈来、王志民、李存山、王中江、梁涛、杨海文、孔德立、刘瑾辉为主体，邀请安乐哲、杨朝明、肖永明、颜炳罡、翟奎凤等一批国内外儒学专家积极参与，在济宁市，邹城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持续推进的。在此期间，先后完成《孟子》七篇解读、《中庸》解读、《大学》解读，并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去年以来，随着《论语》解读的圆满完成，整体项目，胜利告竣。于2021年5月14日在邹城举行了《四书》解读收官仪式。该项目的后续工作将以《四书》解读为总目，将相关视频和著作结集出版发行。整个《四书》解读项目，历时5年；其间，得到央视新闻联播、山东新闻联播、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腾讯网等数十家电视、网络媒体的广泛报道，受到海内外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部分内容由山东教育电视台播出后，在教育界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此可将孟子故里讲《四书》的盛举定义为：《四书》解读项目是落地孟子故里邹城，孟子研究院组织实施，陈来、王志民主持，众多专家面向社会各界讲授，历时五载（2016年9月至2021年4月）完成，影响广泛深远的一项儒学经典解读学术工程。

有了这个定义，这本《四书选讲》就有了定位。孟子研究院的《四书》解读项目按照《孟子》《中庸》《大学》《论语》的顺序先后进行，我有幸全程参与其事，负责解读《孟子》第3篇《滕文公》、《中庸》第17－20章、《大学》传七章与传八章、《论语》第11篇《先进》与第12篇《颜渊》。现将我参与解读这一项目的相关成果汇集为《四书选讲》：因其仅仅涉及《四书》的部分内容，故名之曰“选”；因其经由讲座录音稿整理而成，故名之曰“讲”。从《四书》解读到《四书选讲》，我与孟子之间的缘分，我在孟子研究院的历练，可谓尽在其中。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工作会议

（从左到右：孔德立、杨海文、王中江、李存山、王志民、陈来、赵永和、袁汝旭、赵龙、殷延禄）

二、《四书》解读极简史

《孟子》七篇解读于2016年9月24日由陈来开讲，2017年1月15日由李存山收官。陈来解读《梁惠王篇》，王志民解读《公孙丑篇》，我解读《滕文公篇》，王中江解读《离娄篇》，梁涛解读《万章篇》，孔德立解读《告子篇》，李存山解读《尽心篇》。2018年3月，陈来、王志民主编的《〈孟子〉七篇解读》（全7册）由齐鲁书社出版。

2016年10－11月，我在邹城市电视台演播大厅负责解读《滕文公篇》，用了四个单位时间：10月29日上午，解读《滕文公上篇》第1－3章（5·1－5·3）；10月30日上午，解读《滕文公上篇》第4－5章（5·4－5·5）；11月5日上午，解读《滕文公下篇》第1－5章（6·1－6·5）；11月6日上午，解读《滕文公下篇》第6－10章（6·6－6·10）。2017年1－2月，我对录音稿进行整理，形成了文字作品。各讲整理完毕的时间先后是1月11日、1月29日、2月6日、2月13日，可见费时费力。以上是收入《〈孟子〉七篇解读》的《滕文公篇》，也是《四书选讲》第一至四讲。我当时还给各讲、各章制作了标题，以便读者阅读。《〈孟子〉七篇解读·滕文公篇》没有采用这些标题，这是《四书选讲》在形式上明显区别于前者的地方。

2016年8月18日下午－19日上午，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团队自组建以来，第一次召开工作研讨会，正式提出开讲《孟子》。现在回想起来，包括陈来（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志民（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在内，那时似乎尚未明确形成《四书》解读的一揽子计划。2017年6－8月开讲“孟子思想与干部政德修养”专题系列讲座，而不是开讲《中庸》，原因就在于此。

2018年1月7日下午，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工作研讨会正式提出开讲《中庸》。为什么不是接着讲《论语》，而是讲《中庸》？我的记忆当中，会上有些小插曲。有人建议：“我们讲完《孟子》了，就该讲《论语》。”有人则说：“我们是孟子研究院，讲《孟子》责无旁贷！还有孔子研究院呢，让他们先讲《论语》吧！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再讲也不迟。”经过一番商讨，并经陈来、王志民、李存山（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梁涛（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赵永和拍板，决定按照《四书》作者约定俗成的顺序，由《孟子》向上讲《中庸》，接着再讲《大学》，最后讲《论语》。将完整的《四书》解读方案确定下来，是这次会议的重大成果。会议还决定适当聘请院外的儒学专家参与以后的解读。

《中庸》解读于2018年5月8日由陈来开讲，7月12日由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官。《中庸》有33章，陈来总论《中庸》的地位与思想，王志民总论子思与《中庸》，李存山解读第1章，王中江解读第2－9章，梁涛解读第10－16章（分两讲），我解读第17－20章，孔德立解读第21－26章，肖永明解读第27－30章，翟奎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解读第31－33章。后面两讲的实际顺序是翟奎凤先讲、肖永明后讲。2019年4月，陈来、王志民主编的《中庸解读》由齐鲁书社出版。

2018年6月21日上午，我负责解读了《中庸》第17－20章，地点还是邹城市电视台演播大厅。11月7日，我对录音稿整理完毕，形成了文字作品。整理《孟子》讲稿的地点是康乐园里的老建筑——何尔达屋，那时我还供职于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整理《中庸》讲稿的地点则是康乐园里的现代建筑——锡昌堂，因为我不久前已经全职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以上是收入《中庸解读》的《大德受命——〈中庸〉第十七至二十章解读》，也是《四书选讲》第五讲。《四书选讲》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庸解读》的差别不大，但随文修改了以前的若干不妥之处。

《大学》解读于2019年4月26日由陈来开讲，6月21日由李存山收官。《大学》包括经一章、传十章，仅有一千多字，仍由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团队负责解读。陈来总论《大学》的地位与思想，王志民总论曾子与《大学》，王中江解读经一章至传四章，梁涛解读传五章至传六章，我解读传七章至传八章（分两讲），孔德立解读传九章，李存山解读传十章。2019年12月，陈来、王志民主编的《大学解读》由齐鲁书社出版。

2019年5月31日上午，我负责解读了《大学》传七章；下午，负责解读了《大学》传八章。我将录音稿形成为文字作品，先是7月30日整理完毕传八章，后是8月10日整理完毕传七章。现在想来，这一倒序或许与梁涛有点关系。《四书》解读项目有两个管家：如果说袁汝旭是行政事务方面的管家，梁涛就是技术业务方面的管家。每位专家讲哪些篇章，都是由梁涛事先拟定的。除非特殊情况，我们总是照着执行。我没想到梁涛竟然将仅有72个字的传七章、仅有96个字的传八章分给了我，而且其他专家只讲一场，却让我讲了两场。更何况，传七章原定由他讲的，而他临时有事，竟然顺手推给了我。以上是收入《大学解读》的《正心修身》与《修身齐家》，也是《四书选讲》第六、七讲。《四书选讲》保留了被《大学解读》未采用的所有注释。

《论语》解读于2020年11月13日由陈来开讲，2021年4月9日由我收官。《论语》共有20篇，陈来总论《论语》的地位与思想，王中江解读《学而》《为政》，王志民解读《八佾》《里仁》，李存山解读《公冶长》《雍也》，孔德立解读《述而》《泰伯》，杨朝明（孔子研究院）解读《子罕》《乡党》，我解读《先进》《颜渊》，梁涛解读《子路》《宪问》，肖永明解读《卫灵公》《季氏》，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解读《阳货》《微子》，刘瑾辉解读《子张》《尧曰》。与前面的《孟子》《中庸》《大学》解读相比，《论语》解读颇有一些不同：第一，原定上半年开讲，但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推迟到了下半年；又因疫情反复，颜炳罡与我的讲授时间多次延后，原定2021年春节前收官变成了4月收官。第二，原定由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总论《论语》的海外传播，受疫情影响，一直未能如愿，据说以后将在线上补讲，而不是在邹城市电视台演播大厅面对面给听众们讲。第三，受多方面原因制约，不是按照《论语》各篇的先后顺序讲的，而是按照王中江、李存山、孔德立、王志民、杨朝明、梁涛、肖永明、刘瑾辉、颜炳罡、我的顺序讲的。《论语》解读成果目前正在整理之中，同样将由齐鲁书社出版。

2021年4月，我在邹城市电视台演播大厅负责解读《先进篇》《颜渊篇》，用了四个单位时间：8日上午，解读《先进篇》第1－18章（11·1－11·18）；8日下午，解读《先进篇》第19－26章（11·19－11·26）；9日上午，解读《颜渊篇》第1－14章（12·1－12·14）；9日下午，解读《颜渊篇》第15－24章（12·15－12·24）。《四书》的四次解读都由陈来开讲，有两次由李存山收官，有一次由肖永明收官，而最后一次由我收官，我觉得与有荣焉。2021年6月2日起，我对录音稿进行整理，形成了两个文字作品。《先进篇》整理完毕的时间是9日，《颜渊篇》整理完毕的时间是16日，这半个月可谓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以上是交付《论语解读》以待出版的稿件，也是《四书选讲》第八、九讲。这两篇总共50章，我都援用自创的“如字组词法”重新做了翻译，并将译文列在原文之下；50章就有50个小标题，占了目录页的半壁江山。从形式的角度看，它们是与前面七讲最不相同的地方。

最近几年来，有人见到我总说：“你们孟子研究院的《四书》解读，做得极好！”这是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双重体现。身为孟院人，我倍感自豪！与此同时，我也深感我们的《四书》解读项目亟待纳入历史、思想史的宏大叙事之中，譬如至少需要一个极简史的说明。以上所述，或许可以当作孟子研究院《四书》解读极简史的某种尝试。

《论语》解读开讲暨《〈大学〉解读》首发仪式

三、讲读、整理与解读

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四书》作为经典中的经典，亟待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体如何做呢？陈来先生2017年8月7日为《〈孟子〉七篇解读》写的《序言》指出：“国内有代表性的儒学学者走出大学校园，走到基层跟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典读本，应该说这是当代经典学习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儒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从儒学下乡看，孟子研究院的《四书》解读极具示范意义。

儒学下乡，形式多样。孟子研究院的《四书》解读有何创新呢？在2021年5月14日的《四书》解读收官仪式上，陈来先生强调指出：

以往我们学习和解读儒家的经典文本有不同的方式。大家比较熟知的，是从汉代以来一直到清代、再到近代的注释。对经典的注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比如对《论语》的注释可能有两三千种。以前我们学习、解读经典文本，一个很主要的方式就是注释。“五四”以后，在现代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就是今译，把古典文本翻译为今天的语言，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两种方式，应该说都结合了不同时代的需求，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那么，我们这次解读在什么地方做了方式的创新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古代的注释往往是选择性的注释，不是一分一毫都不差的。不同的注释家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程度来确定注释的布局。今译当然不是选择性的今译，但今译的特点是关注文字的疏通，而不是特别注重思想和义理。如果跟这两种方式相比，我一贯把我们这个解读方式叫作讲读。讲读的特点，一是它的全面性，而不是选择性；二是它不像今译那样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文字的梳理，而是着重于义理的提炼和思想的解说。我在讲《孟子》文本时，一开始就提出义理的提炼和思想的解说是我们讲解的重点。同时，我们的讲解结合了当今社会文化的现实和需求。这都是跟前两种解读儒家经典的方式不相同的地方。

《四书》讲读显然是儒学下乡更落地的做法。讲读不同于注释、今译，因为它侧重义理的提炼与思想的解说。在陈来先生看来，这正是《四书》解读项目的创新之处。对于“讲读”这个关键词，陈来先生早在2016年9月24日开讲《孟子》七篇之际就说过：

总的来说，我们对《孟子》的讲解是要回归《孟子》文本的讲读和解析，是顺着文本逐章讲析，这是我们的特点。但逐章讲读和解析的重点不是在生僻字词，虽然古书里面有很多生僻字，今天的人不会念，不认识，也不了解它们的意思，讲读应该包含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的重点在于思想的提炼和义理的贯通。文本本身有很多的方面，除了生僻字，还有与今人大不相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写文章都讲究语言逻辑严密，古人的文章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有时候好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上有点错位。关于这种现象，古人有很多种解释，使文本读起来能够更通畅，但这都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透过文本掌握他的思想，掌握他的义理。

我们解读《四书》，具体做法就是讲读；《四书》解读之所以获得方方面面的认可，既与讲读这种类似上课、做讲座的方式有关，又与整理后出版的文字作品以及剪辑后播出的音像作品有关。这意味着我们要对以下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第一，讲读有何特点？它与注释、今译有何异同？第二，我们在孟子故里做的这件大事，为何称作《四书》解读，而不是《四书》讲读？讲读与解读有何异同？

陈来先生已对第一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这里先从三者之异的角度略作补充：

一方面，经典是可以反复被阅读的，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社会与自然的普遍价值与终极关怀。没有读者，就没有经典；没有诠释者，同样没有经典。正是因为经典具有可重读性，所以经典的诠释包括三种方式：有选择重点、疑点而注释者，有忠实原文、原意而今译者，有敞开语境、心境而讲解者。选择相关内容而注释，往往不能确保内容的全面性；符合原文含义而今译，通常难以激活形式的灵活性；联系思想现实而讲读，则可取长补短、兼而得之。以上是注释、今译、讲读三者各自不同的地方。

另一方面，注释、今译以书面文字为载体，可以说是在书桌上写下来的。做这些事，可以有间断。顺利的时候，多写一点；不顺利的时候，就停下来。与之相比，讲读以口头表达为载体，可以说是在讲台上讲出来的。这件事不能停顿，必须一口气讲下来。讲读是按照文本的顺序一句一句地讲，要将文本的整个思想贯通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注释、今译虽然也关注思想，但不是它们的重点。以上是注释、今译二者与讲读有所不同的地方。

有异必有同，差异有时甚至是相同得以成立的前提与财富。这里涉及事前的备课与现场的讲读二者之间的关系。譬如陈来先生提到的生僻字词，古注、今译都会做出相应的解释。备课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切实消化这些成果；讲读的时候，它们不是重点，但也是要点到的内容。从生僻字词到历史、地理诸方面的考据问题，都是主讲人事前需要深入了解并理解的；否则，心里就会缺乏底气，现场就会讲得磕磕碰碰，听众就会觉得在糊弄他们。备课环节最能体现讲读与注释、今译二者的相互关联。

以上是对第一个问题做的尝试性解答。解答第二个问题之前，先要辨析两组关系。

第一组关系涉及主讲人进行知识生产、实现成果的三个环节：一是备课环节，这是事前的行为与过程；二是讲读环节，这是现场的行为与过程；三是整理环节，这是事后的行为与过程。所谓整理，是指主讲人依据讲读录音稿整理而成文字作品。

第二组关系涉及社会力量进行知识再生产、转化成果的两种形式。备课环节只有主讲人在场，而听众是听不见、读者是看不到的，所以它与知识再生产、成果转化不具有直接关系。社会力量进行知识再生产、转化成果有两种形式，举例而言：一种是《四书》解读的部分内容已由山东教育电视台多次播放，2019年出品《百集电视系列讲座〈孟子〉七篇解读》，这是音像作品；另一种是《孟子》七篇解读、《中庸》解读、《大学》解读的相关成果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这是文字作品。

更具体地说，主讲人要进行三次知识生产：第一次是备课环节，第二次是讲读环节，第三次是整理环节。从知识再生产的角度看，作为第二次的讲读环节催生了音像作品，作为第三次的整理环节催生了文字作品。至于实际操作，尽管音像作品与讲读环节有关，但不需主讲人再做其他事情；而与整理环节密切相关的文字作品，却端赖主讲人事后的辛勤劳作。行文至此，整理环节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为了较好地解答第二个问题，有必要了解一下主讲人花在备课、讲读、整理三个环节上面的时间。备课环节要花多少时间？这是无法定量、不可估量的。即使主讲人前期已经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但备课还是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四书》解读项目的每次讲读，通常为两个小时左右。与备课相比，两个小时左右何其短暂！与整理相比，同样如此！一份两个小时左右的讲读录音稿，大概有1.5－2万字（电脑统计字数，下同）。整理要花多少时间？如果全力以赴，至少也得三四天。譬如我解读《论语》的四份录音稿总计7.7万字，而整理时间为2021年6月2－16日，长达15天，字数也增至8.4万字。

整理环节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只是改一改错别字、标点符号，或者理一理句子、语序，这不能称作整理。整理环节有两个目的：

一是解决并修正讲读稿遗留的问题。讲读是将备课列出的知识点流畅地讲出来，不时会有思想的火花闪现。但是，啰里啰嗦的重复、“嗯嗯啊啊”的口头禅以及口误、有些地方讲得不顺甚至讲错等等，这是时常出现的状况。整理环节必须亡羊补牢，尽力解决并修正这些遗留的问题，而做减法，删除若干文字，这需要大量的时间。

二是复活并夯实讲读稿内在的文气。讲读《四书》，重在义理与思想。每一次成功的讲读，就是文气充沛，将义理与思想即时淋漓尽致地迸发出来。但是，再成功的讲读一旦变成文字，原本活生生的文气也有可能滞塞。整理环节必须点石成金，尽力复活并夯实这些内在的文气，而做加法，增补若干文字，这需要大量的时间。

只要费了心力，整理后的出版稿就会受到社会与读者的好评。譬如，《〈孟子〉七篇解读》2018年10月荣获第十二届山东省对外传播奖优秀出版作品奖，2019年6月19日齐鲁书社与韩国国学资料院举行韩语版版权输出协议签约仪式，2019年9月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18年）二等奖；《大学解读》《中庸解读》2020年10月24日入选《全国政协委员读书书目》第3期。2021年1月4日，从事儒家书院管理的北京读者赵艳爽女士在微信上对我说：

杨老师，您好！我与我孩子这两天在一起读朱子的《中庸章句》。读到第十七至二十章，参考了您在孟子研究院所讲的《中庸解读》。您讲得真是太好了！如果没有您的讲解，我和我孩子很难在假期两天中把这四章读下来。我和我孩子非常地感谢您——您思路清晰、观点透彻、思想精练、尊重文本、中正风趣、舍我其谁的讲解，将我孩子（男孩，24岁）带进了读经书那令人高兴而振奋的状态。他说他很佩服您，说您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学问大家，还说以后希望能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和学习。我也深以为然。这里您只讲了四章，我和我孩子都没听够啊！！！

目前已出版的《〈孟子〉七篇解读》《中庸解读》《大学解读》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可谓大家写的小书，堪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之作。这类将普及与提高融为一体的作品，是不是学术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既可以曲高和寡，也可以大雅大俗。我们肯定《四书》解读的学术品质，但也不必刻意夸大它。通俗读物有自身的写法，学术论文也有自身的写法。譬如，同样是研究《大学》传八章，《四书选讲》第七讲就与《中国哲学史》的一文有极大的差异，后者是我将前者改成的学术论文；同样是研究《孟子·滕文公上》第5章（5·5），我拿2016年的解读成果发表的文章就与《哲学研究》的一文完全不同，后者是我重新解读之后写成的学术论文。从提高看，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是我们的文化学术工作；从普及看，让思想站起来是我们的文化社会工作。做儒学研究，原本就该两条腿走路：“围绕应用搞研究，搞好研究促应用。”

现在试着解答第二个问题。每当孟子研究院发布《四书》解读的消息，人们总说：“他们又要讲《四书》了。”我将自己在孟子故里讲《四书》的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书名是《四书选讲》。可见讲读是孟子研究院这次解读《四书》的特质与本色之所在。至于人们习惯称作《四书》解读，有可能是因为“解读”一词比起“讲读”更为约定俗成、家喻户晓。在我看来，既然讲读与整理二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讲读”就不足以涵盖“整理”，唯有“解读”能够同时包含“讲读”与“整理”。正因如此，“《四书》解读”比起“《四书》讲读”或许更能标识孟子研究院这项儒学经典解读学术工程的全貌。

话说回来，一般人其实很少注意过“讲读”与“解读”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也是因为写这篇带有回顾与总结性质的文章，重温了陈来先生的卓见以后，才进一步体会到讲读对于《四书》融入当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谨借此文，我呼吁有更多的人在儒学下乡的宏伟事业中关注并实践这种方式，使得《四书》通过一章章、一句句的讲读，让普罗大众从中获得精神动力与智慧支持。

四、我心归处是儒乡

一动笔写这篇文字，我就将它定性为回顾与总结。所以，尽管前面写了一万多字，但我还是想再说一说孟子研究院，说一说孟子研究院赐予我的福分与历练。

济宁（地级市）邹城（县级市）是孟子故里，孟子故里是孟子研究院的永久所在地。2013年4月28日，正科级建制的孟子研究院办公室揭牌成立；2016年4月7日，孟子研究院升格为济宁市政府直属正处级全额事业单位；2020年10月12日，孟子研究院整建制划转至同年4月20日成立的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过去，邹城有孟庙、孟府、孟林，亦即“三孟”；济宁有“四孟”，这是因为孟母林位于曲阜。现在有了孟院（“孟子研究院”的简称），于是邹城有了“四孟”，济宁有了“五孟”。

从2013年算起，孟子研究院至今只有八年的历史；从2016年算起，仅有五六年的历史。然而，就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之内，孟子研究院迅速成为邹城一道瑰丽的文化风景、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说起它来，儒学研究者与爱好者无不交口称誉、赞赏有加。但是，赵永和书记总是谦虚地说：“如果没有陈来、王志民先生领衔的特聘专家团队，如果不是专家们尽心尽力做了《四书》解读等一系列高端文化活动，孟子研究院就没有今天！而我们，只是做好专家们的学员，做好专家们的服务员！”作为特聘专家，我发自肺腑的感受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团结而又有执行力的领导班子，没有这样一群奋进而又有凝聚力的工作人员，孟子研究院也就不会一日千里、长足进展。以后肯定有人拿孟子研究院做学术史研究，我相信他们会认可这样的说法：“坐落在青砖瓦房方寸之间，孟子研究院虽然没有大楼，但却汇聚了全国顶尖的儒学大家，在院党委的带领下，全院营造出一种崇尚学术、尊重学者、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良好风气，从而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换句话说，特聘专家与全院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铸就了孟子研究院的辉煌！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用“缘分”与“福分”两个词，勾勒我与孟子在冥冥当中那种神秘的关联。以孟子研究院成立为节点，先是有二十多年，我寄身在与孟子的缘分之间；而最近五六年，我栖居在孟子赐予我的福分当中。

我寄身在与孟子的缘分之间，经历过这么几个阶段：第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准备写硕士学位论文。写什么题目呢？业师李宗桂教授让我写孟子，我与孟子的缘分降临了！第二，博士学位论文继续研究孟子，我与孟子的缘分延续了！第三，毕业留校后的很多年间，遇到过不少波折，甚至想过不再研究孟子，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我与孟子的缘分夯实了！第四，2008年5月，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督促我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浩然正气——孟子》；2011年10月25日，梁涛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孟学史》（11&ZD083）立项，我担任子课题《汉唐孟学史》主持人；2013年7月12日，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13FZX003）立项；2014年7月，陈少明教授用学校的中国哲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专项基金资助我在齐鲁书社出版《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8月我开始在中国哲学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与孟子的缘分升华了！

缘分似乎是不期而至的，但挥之即去的绝对不是缘分。缘分要“随着她”，随缘就是道法自然、静待花开。随缘就会有福，福分尾随缘分而来。福分要“顺着他”，顺福就是为仁由己、春华秋实。

自从1995年5月14日第一次前往邹城拜谒孟庙、孟府，时隔20年后，我在2015年4月27－29日再次来到邹城，参加孟子研究院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孟子文献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不久后，我与孟子的缘分不知不觉变成了福分。福分源于2015年4月13日，山东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面向社会发布《关于引进儒学研究高端人才的公告》。经梁涛教授推荐，时任孟子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殷延禄委托工作人员刘奎电话我，希望我参评济宁市首批尼山学者的选聘。这是2015年5月4日之事，我与孟子研究院的交往可谓由此开始。

其后有三件事至关重要：一是2016年1月10日，我被济宁市人民政府授予“尼山学者”称号（选聘起止时间为2016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二是2016年4月15日，我被聘为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任职起止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15日）；三是2017年12月12日，我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泰山学者”特聘专家（选聘起止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加盟陈来、王志民先生领衔的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团队，这是我平生最大的福分！

一直以来，我将兼职做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定调为福分与历练。于我而言，这几年既是在履行本职工作，又是在提升自我境界；既是栖居于“畏天之威”的福分当中，又是忐忑于“修己敬人”的历练之际。所谓历练，一方面是指做学问受到哪些启发，另一方面是指做人受到哪些熏陶。

从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孟子的角度看，《孟子》七篇解读的做法，尤其是陈来先生强调的讲读方式，是我在做学问方面受到的最大启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始于2018年上学期，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开设了《孟子解读》的本科生课程（解读《公孙丑篇》是面向研究生），就是逐章逐句地解读《孟子》。目前讲过四个学期（2018年上学期解读《梁惠王篇》、下学期解读《公孙丑篇》，2019年上学期解读《滕文公篇》，2020年下学期解读《离娄上篇》），但按照每个学年讲一篇或者半篇的进度，至少还要五六年才能讲完，可谓任重而道远。

越是逐章逐句地解读《孟子》，越是觉得我对《孟子》既熟悉、又陌生。年高德劭的李锦全先生（生于1926年）时常说我：“你都研究孟子这么多年了，还要备课？”自从2018年8月3日从学报编辑部全职调入哲学系以来，我这个教学新兵就将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花在备课上面。做任何事情，投入越多，收获就越大。我就是在与《孟子》从熟悉到陌生、又从陌生到熟悉的不断反复当中，慢慢领悟到《孟子》单章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021年4月23日，我主持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重大课题《〈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20GZGX03）立项，以及业已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是佐证。做《孟子》，一旦逐章讲读能够驾轻就熟、单章研究能够出神入化，教学与科研相得益彰，新的学术增长点何尝不会应运而生呢？！这也是我做中国孟学史研究最为企盼的。

最近几年来，我在与孟子研究院同仁交往的过程中，深深地被他们的好学精神所打动。每当他们在对口的齐鲁书社出版专著，我总是乐意写上一点文字。2019年10月，赵永和书记出版《学孟母教子做幸福家长》，封底印有我写的推荐语：“教育的前提是教育者先受教育，教育的目标是被教育者得到教育。好好学习是父母神圣的职责，天天向上是孩子天赋的馈赠。打开这本小书，父母在成长；打开那本大书，孩子在成长。”2020年9月，老友殷延禄出版《孟子的药方》，我写了《孟子与药的伦理政治关怀——殷延禄〈孟子的药方〉序》；2020年12月，才女徐爽出版《中华家风箴言录》，我也写了《序》。越是与孟子研究院同仁以及邹城的朋友们交往，我在做人方面就越是得到了历练。

特聘专家有聘期结束的那一天，大学教授有到龄退休的那一刻，但研究孟子是我一生矢志不渝、永不放弃的志业。记得在唐村镇的狼舞山上，我对“老大哥”袁汝旭说过：“等我退休了，我就来孟子研究院。”记得在我做院长的济宁市里仁书院（邹城市田庄社区康福楼福贤街6号），我对执行院长刘成说过：“等我老了，常住邹城，我就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已经为这本《四书选讲》的来龙去脉写了这么多的文字，但所有的温情与敬意，无非就在一言之中——我心归处是儒乡！

（2021年6月24日下午写毕于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锡昌堂712教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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