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个词语叫同文同种。同文比同种更重要。文者，文化、文明、道德、信仰也。她们相互有异有同密切相关：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信仰是文化的要旨，文明是文化的结晶。作为中华文化主要代表的儒家集文化、文明、道德、信仰为一体。华夷之辨，主要不是“辨”血统种族而是“辨”文化。华人反儒，可以退而为夷狄；夷狄尊儒，可以进而为华夏。（华夏再分而言之，华为正统，夏为偏统。）
 

异族不可怕。不论什么种族、血统，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
 

“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南海、北海、西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千百世以上有圣人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千百世以下有圣人出，其心同也，其理同也。”
 

虽族类不同，各致其良知，心就会趋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种族论、血统论的观点并不成立。“非我文化，其心必异”的说法才是正确的，不同的文化立场和道德水平，其心必然不同。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指的主要就是基本的文化道德立场。
 

二


非我文化，即是异端。异端才可怕。儒家对异端防范特别森严、批判特别激烈。孟子将杨墨二家都斥为禽兽。杨墨之学，虽为异端，颇为良性，但“发展”下去，则有可能造就禽兽世界。孟子批之，可谓防患于未然。
 

某些恶性异端就更可怕了。如古代法家和现代马家。信奉它们的人，无论是否汉族，毫无疑问都属于夷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进入了相互投毒的时代。同种同族同胞之间，相互坑蒙拐骗以邻为壑，反而不如某些“异种”、异国值得尊重和信任。
 

这就是马家造的孽。马家的文化、马家的信仰、马家的“道德”、马家的政权马家的一切，都是反文明反道德反人类的，它们给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造成的灾难，任何夷狄都望尘莫及。
 

亡于异族不一定亡天下，亡于异端则是双重的灾难、双重的灭亡：即亡国，又亡天下。亡天下，指的是文化之亡、文明之亡、道德之亡。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恶性异端有两个共同特征：崇尚暴力和权术，容易对人性造成深度牫残，对政治和社会造成巨大伤害。例如，法家马家的人物和政治都比较恐怖，或凶残好斗，你死我活，或奸诈好“术”，坑蒙拐骗，或合二为一。
 

以假乱真、以丑为美、言善行恶、以恶充善、欺诈背叛、阴谋诡计、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害人为乐、“小利灭亲”、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诸如此类的非人“德行”，对于法家马家的人物和政治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法家马家的政治和社会都是高度丛林化的。
 

例如，春秋以前即使两国交战，也有一定的规范和底线。五霸之一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虽当时已被讥为迂腐，所言却非空穴来风。
 

春秋时代，宋襄公的做法已经显得迂腐了，但诸侯之间的用兵诈术仍然有限，秦朝自商鞅变法之后，才将兵不厌诈的做法发挥到极致。而兵不厌诈正是法家的主张，《韩非子•难一》：“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此后兵不厌诈就成了常态，政治也逐渐多诈起来，但即使是乱华的五胡、异族的元清，还是讲究一定的诚信、多少有底线有局限。象“解放”以来的政不厌诈（其实某党在野期间就已经大诈特诈了）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不厌诈，属于当代中国的特色。
 

三


把桀纣当作尧舜来赞美、把罪恶当作功德来歌颂的无耻作风，也是法马两家的特产，由法家始作俑者，由马家发扬光大。注意，儒家也歌功颂德，但歌颂的必须是真正的功德，是圣贤人物王道政治，对于暴君恶主如桀纣，或死谏，或逃避，或革命，绝不附和，更不作伥；对于乱臣贼子的罪恶，勇于贬退、声讨、批判、抨击，绝不乡愿，更不吹捧。
 

在把阴谋吹嘘为阳谋、把假恶丑粉饰为伟光正、把背信弃义颠倒为大仁大义、把祸国殃民打扮为建功立业等等方面，在认贼作父或斥父为贼方面，马家可谓后来居上。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与梁惠王这一段对话，仍然富有“现实意义”。“杀人以梃与刃”与“杀人以政”，二者还是“有以异”的，杀人以政，受害者更广泛普遍。何谓“率兽而食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即国富民贫、官富民贫。现在就是率兽食人之“行政”、之时代，而且，官与民共同在禽兽化的道路上狂奔。
 

四


需要说明一下，只要不“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信仰，异端就不可怕；如果有良制的制约或儒家的导向，其危害性就能够得到有效的限制。易言之，在儒化的国度里或自由的平台上，无论什么异端，都会无弊化，并且有助于文化、社会的丰富多彩。
 

在儒家社会，没有任何异端拥有独尊地位，但它们的言论权应该得到基本保障。这方面君主时代的儒家尽管相对宽容（中国自古没有因文化、信仰之异而发生的宗教战争，尊崇儒家的政权都相对开明。），仍然做得不够，民主时代的儒家应该做得更好。
 

央视主持人鲁健于21日发布微博称：“昨夜，孔子像从天安门广场搬离。建议搬到新址后和百家诸子一起亮相，孟子荀子，老庄孙子，鬼谷子，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在儒家，而在百家，在争鸣。不独尊一家而取百家之精华，不阻塞言路而倡争鸣之大势，才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路。”
 

这一段话似是而非。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不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指导思想层面讲的，在这个层面，“独尊”在所难免。秦朝独尊法家，共党独尊马家，当然恶劣，但不能因此说“独尊”自由主义、“独尊”儒家也是恶。
 

“独尊”儒家就是“独尊”道德啊，而儒家道德以仁为本，特别具有宽容性开放性，且又兼具文明性、政治性（制度性）、宗教性、真理性等等特征。仁本主义体现于政治，就是民本---与民主自由既不同又相通，在目前这一历史阶段，民主又是民本的制度最佳保障。
 

儒家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正统，最有代表性，为太阳；老庄属于偏统，为月亮；其它诸子百家则是星星。在中国，只有儒家当道，政治王道（民主自由可以视为王道的初级阶段），百家才能获得争鸣的自由。
 

在儒眼看来，不仅马家政治不好，很恶，西方政治也不够好，较“小”，只有儒家才能架起大中至正的政治正轨、社会常道，才有摧唯物主义之邪、纠自由主义之偏及“取百家之精华”的智慧水平道德能力文化资格。201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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