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阀拥兵自重，财阀拥财自重，文阀拥文自重，权阀拥权自重，洋插队者挟洋自重。儒者所拥或挟的，应该是理、是德、是道，故特别有重量又有质量。儒者的自重，是真理自觉、文化自信、道德自尊、责任自担。
 

1949年后，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陈垣这样的知名学者都开始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时马一浮给熊十力来信，说自己“确乎其不可拔”。熊十力马上回信说自己也“确乎其不可拔”。
 

颜元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颜习斋言行录•学问篇》）
 

这都是儒者的自重，源于思想、文化的极端自信。自重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发言必发真言，说理必说真理，不结交不良人物，不帮忙反动势力，不苟同异端外道各种“主义”，连枉尺直寻都不屑干。
 

坚持仁本主义立场不动摇，自然而然成为自重的人。坚持仁本主义，就是在政治上坚持民本，在人与神、人与物之关系中坚持人本，在义利之辨中坚持道义原则，在华夷之辨中坚持中华立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坚持中庸之道……
 

儒者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传道，首先自己必须有道，故必须自重也必然自重，道之尊严必然表现为儒者的尊严。故自重是成德的基础，也是得道的表现。得道之人天地万物为一体，欲不自重，不可得也。
 

二


有江湖名家放言：读者读的是我的文章，不是我的道德。我最坏最流氓，只要我高智，只要我的书言之有理又有趣，照样受欢迎。（大意）
 

大错特错。小说艺术类书是另一回事，有趣就行，讲理论道的文章则不一样。真理正理，当由真人正人来讲。一是只有真人正人才能讲得到位，二是只有真人正人才能取信于人。
 

小人可能讲出“大话”，邪人可能讲出正理，恶人可能讲出善言，所以儒家强调不可以人废言。但是，小人邪人恶人所说，即使偶尔大正善，“程度”也不高----贤者所言都难免有瑕疵，何况小人更何况邪人恶人呢？
 

同时，自轻自贱自暴自弃者，势必为人所轻蔑和鄙弃。小人讲出的即使是真理正理，别人也不把它当回事，不容易听进去。同样的话从什么人的口中说出来，影响、效果和价值大不一样。（当然，由于受众水平问题，大人所说，中士若信若疑，下士大笑，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兹不详论。）因此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真理本身是有力量的，但真理只有与一定的道德“联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为了自己，为了真理，为了更好地传道或行道，儒者都必须特别自重。
 

程子说：“士方在下自进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崇己以为大也，盖尊德乐道之诚心不如是，不足与有为耳。”
 

程子又说：“择才而用虽在君，以身许国则在己。道合而后进，得正则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终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而后出者，以此。”（《二程集》）
 

“必待上致敬尽礼而后往”、“必待礼而后出”，这不是端架子，而是自重的表现，或者说，这个架子是为道而端，儒者不得不端。“自进而干君”、“汲汲以求遇者”，不一定是小人，但是这种做法，有损于人之“大”，得不到尊重，不利于行道。
 

三


自重还包括珍重自己的生命。
 

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此言值得深长思。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偷生，当然不可；没有必要地轻身涉险、轻生犯难，逞血气之勇，图一时之快，也是一种不明哲、不自重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在《孝道论》中曾经指出：
 

“卫急子、申生死得不合中道、不负责任、毫无意义，秦朝的太子扶苏更是死得不明不白。这些人的死法，都是匹夫匹妇式的，不仅伤勇，而且伤仁伤义伤孝，对社稷对父亲对自己，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生平喜欢与众不同，猖狂好斗，肆无忌惮。曾读《谭嗣同全集》，读得泪流满面，好长一阵子，有一种要把自己送进监狱、放上祭坛的冲动。貌似勇敢，实大不智，鲁莽偏激，暴虎冯河，很不儒家。偶尔忆起，不禁惭惶。
 

那样做，不是以身殉道，只是殉一时意气耳，于国事何补，于儒家何益？当年逢凶化吉，实属侥天之幸，也是“天不丧斯文”之征。如果当时如愿以偿入了狱或舍了身，谁来融摄佛道汲取西方，谁来造儒家新经、传良知真道，谁来为中华文化守死善道并承前启后，谁来“存黄农虞夏于盗贼禽兽之中”？王夫之说得好：
 

“屈其道而与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竞。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读通鉴论》）


2011-5-4东海儒者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