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入史：崔适的今文家言与“古史辨运动”

作者：李长银

来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4期

摘    要：“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崔适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敢于大胆地根据《说文》假设“禹是动物”，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古史大论战，无疑是受到了崔适“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此后，运动逐渐转向孔子与经学研究，顾颉刚、赵贞信、钱玄同、张西堂等则在崔适若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了孔子的真相、《穀梁》的真相以及《书序》的著作年代等问题。最后，运动回归古史考辨，顾颉刚等之所以能够先后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三皇考》，无疑又是受到了崔适“五德之说为刘歆所造”与“三皇只存在古文家的学说”等相关观点的启发。因此可以说，崔适的今文家言是“古史辨运动”得以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资源之一。

关键词：崔适；今文经学；古史辨运动；中国近代学术史；

作者简介：李长银，男，1986年生，辽宁绥中人，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史。

崔适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殿军【1】。其著作主要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五经释要》等。其中，《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都“引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益加精密”【2】；《五经释要》则主要反对康有为的“孔子作六经之说”，而主张“孔子述作五经”【3】。要而言之，继康有为之后，崔适进一步推动了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

崔适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开路先锋之一。当事人钱玄同即强调，自己主张的“刘歆伪造古文说”是受到了崔适的引导与启发【4】。顾颉刚则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有本于崔适的《史记探源》【5】。此后，当代研究者则按图索骥，或考察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6】，抑或对顾颉刚与崔适之间的学术关联进行分析【7】。但事实上，崔适与“古史辨”派之间的学术关联并不限于此，其提出的若干今文家言可以说基本贯穿了“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进而挖掘“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渊源，揭示晚清今文经学对近代学术的影响。

一、崔适的《史记探源》与“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禹的来源”问题密切相关。这一问题发端于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在此文中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才有尧舜。至于禹从何而来，顾颉刚认为“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因此，“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8】此文发表之后，一场激烈的古史大论战即在当时的人文学界拉开了帷幕。

其中，“禹的来源”则是这场古史大论战的焦点之一。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表示，自己从前即认为尧、舜一定是“无是公”或“乌有先生”。因为“尧，高也；舜，借为‘俊’”，故二人“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不过，对于顾颉刚根据《说文》假定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看法，钱玄同认为不能成立【9】。此外，胡适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则认为，“九鼎”是一种神话【10】。与此同时，反对阵营中的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人，更是针对此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与嘲讽【11】。面对众人的质疑，顾颉刚一方面接受了钱玄同、胡适的观点，主动放弃了禹“出于九鼎”之说【12】，但另一方面却依旧坚持认为“禹为动物”【13】。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顾颉刚此说正确与否，此说在当时都直接引发了古史大论战，进而推动了“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诚如杨宽总结的，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之后，“极大地震动当时的学术界”，“不少人看到这样的议论不禁哗然，特别是‘大禹是虫’成为话柄，在社会上轰传开来，一时毁誉交加”【14】。时至当下，还有学者认为“禹是一条虫”是一个深具远见卓识的“假说”【15】。

我们的问题是，顾颉刚是如何想到因《说文》而假定“禹为动物”的呢？钱玄同又为何根据《说文》来解释尧、舜的本义的呢？有学者认为，二人的观点直接源出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白鸟库吉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中提出：“尧主司天事，司人事者为舜”，“禹之事业与土地有关”，此是“天地人三才之思想”的具体体现。而“文学上之研究”更可提供确立这一论断的资料。据《说文》的记载，尧之字义乃“高也”；“舜乃木槿植物”，“此与帝舜之名义无关”；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16】。此文发表之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此时钱玄同正在日本留学，其“应该”对日本学术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此后，顾颉刚“完全有可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接触过白鸟库吉的观点。因此，钱玄同与顾颉刚以《说文》来探讨尧、舜、禹本义的做法，都是受到了白鸟库吉的直接影响【17】。但问题在于，这位学者提供的外证还停留在“应该”“完全有可能”的推测层面，故完全不能证实二者之间的学源关系。

其实，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想到根据《说文》假定“禹为动物”，是受到了崔适的启发【18】。崔适在《史记探源》中指出：“禹之本义为虫名，犹鲧之本义为鱼名，夔、龙、朱虎、熊罴之本义为毛虫、甲虫之名也。受禅成功，乃禹之勋业，岂‘禹’之字义乎？”【19】今按崔适于191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此后曾将此书作为课程讲义。而顾颉刚于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上过崔适讲授的“春秋公羊学”，并经常与同学“每于晚餐后”去拜访崔适【20】。更为关键的是，顾颉刚藏有三种版本的《史记探源》，其中即有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讲义的“民国七年油印本”【21】。由此可见，顾颉刚是受到了崔适的启发，才根据《说文》假定“禹为动物”。

与顾颉刚相比较，钱玄同接触崔适及其撰写的《史记探源》的时间要更早一些。1911年，钱玄同问业于崔适，执弟子礼【22】，并得读《史记探源》【23】。此后，钱玄同还数次对该书进行了研读。1912年10月12日，《钱玄同日记》载：“《史记》拟取崔先生《探原》照改照删，还其今文真相而读之”【22】。至1921年，《钱玄同日记》仍然有“晚看《史记探源》”【22】的专门记载。由此可见，钱玄同对《史记探源》的内容是熟稔的。此外，钱玄同是当时学界知名的文字学家。因此，当其看到顾颉刚根据《说文》假定“禹为动物”之后，便举一反三地对尧、舜进行了文字学的解释。

由上所述可知，无论是顾颉刚根据《说文》来解释禹的本义，还是钱玄同对尧、舜的解释，都不是直接导源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而是受到了崔适的直接或间接启发。换言之，正是在崔适的“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下，顾颉刚才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根据《说文》假定“禹是动物”，从而引发了你来我往的古史大论战。

二、崔适的《论语足征记》与“古史辨运动”的“黜圣”

1930年《古史辨》第二册出版发行，标志着“古史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该册书主要分为三编，其中中编为“孔子与儒家问题”。如果进一步归纳，这一问题的主题可以归纳为“黜圣”。而这一主题研究的开展，无疑将“古史辨运动”由古史考辨导向了孔子与经学研究。

所谓“黜圣”，并非是罢黜孔子，而是要恢复孔子的真相。其中，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是顾颉刚。1926年10月，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发表了一篇题为《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的文章，文中指出孔子不止有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不过，真实的孔子并非是不确定的，而是只有一个，即是他自己愿意做的——“君子”【24】。此文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影响【25】。此后，顾颉刚转教于中山大学，并开设了“孔子研究”一门课程，以期进一步恢复孔子的真相。这份讲义主要分为四种，其中甲种为“孔子事实及记载孔子事实之文籍考订”，旨在“把旧的孔子史实审查一番，抽出可靠的史料，作成一篇孔子新传”。其中，“《论语》《家语》《孔子世家》是专记孔子事迹的，材料之来源与篇章之真伪，尤当细考”【26】。

今按讲义现存甲种资料及“按语”，顾颉刚即有本于崔适的研究成果对《孔子世家》与《论语》的“材料之来源与篇章之真伪”进行了简要考证。按照先后顺序，顾颉刚首先在甲种之三中摘录了崔适《史记探源》中“订正之孔子世家文句及事实”，并撰写了“按语”。在这则“按语”中，顾颉刚首先辩证地指出，崔适为清末今文学家，“其所信守者为西汉今文家言，其所以研究《史记》者为欲使今文学家得一西汉巨制以为奥援，其著书宗旨，在乎判别《史记》中记载之性质，存其今文义者而去其古文义者，初不注目于史事本身之然否”。然而，“其能分析今文、古文家派，使司马迁时代与司马迁以后之时代所承认之事实，及此两时代中人对于此等事实所公有之观念釐然分途，实为研究《史记》之主要工作，必有如是之工作乃能探求《史记》记载之核心，而不徒为外表之辨证”。之后，顾颉刚则以《孔子世家》为例进行了具体说明。比如，“野合而生”一事，“《洙泗考信录》所不敢言，《史记志疑》虽言之而斥为不雅驯，则但打破其史实之地位，犹不知此说之从何处来”。而《史记探源》“以西汉最流行之感天而生之说释之，以刘媪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之事为佐证，而后其事之来历方明，是盖当时人所称帝王与圣人之诞生之一种惯例”。又如，“据鲁，观周，故殷”一语为今文家重要意义，“自来解《史记》者未有善诂，甚至不能断句读”，但经《史记探源》一训释，“其义遂豁然明白”。最后，顾颉刚引申其义说：“研究古籍之程序当分先后”，第一步“就著作时代之背景以观其所言，知其所言者在当时历史上占有之位置”；第二步是“以其所言者合之于他书所言而观之，由种种差异之中考定其事实之然否”。若以此来研究孔子，当足以攻破纷乱传说【27】。由此而言，顾颉刚的孔子事实考订，不仅接受了崔适的若干结论，还从中汲取了研究方法。

此外，顾颉刚还在讲义甲种之十四摘录了崔适的《论语足征记》，并撰写了“按语”。在这则“按语”中，顾颉刚指出：“今之《论语》既杂糅鲁、齐、古三家之文，而三家之本文字牴牾者弥多”，令人无所适从。而“旧本既不可见，弗复能条分缕析，则惟有就其可知者悉指出之，以见当时家派之遗迹，俾援用之时不至因混同而致误”。此前，“《论语》鲁、古两本异读，略见于《经典释文》所引郑玄说”。但问题是，“古今读者但知有如此异文而已”，崔适在《论语足征记》中则“归纳其通例，知《鲁》多用假借字，《古》多用本字，断为《古》出于《鲁》后之明证”。此法不仅适用于《论语》，还适用于他种古籍【27】。要而言之，顾颉刚接受了崔适“《古》出于《鲁》后”的具体观点，并对此法表示了高度认同。

除顾颉刚外，致力于孔子与《论语》研究的“古史辨”学人还有赵贞信。1935年，赵贞信编辑的《论语辨》作为“辨伪丛刊”之一在朴社出版。其在该书《序》中指出：“今日要研究儒家宗主的孔子”，势不得不依靠《论语》；“既要依靠它就须问一问它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所以我们应该首先考察它的来源”。而“这本书的编辑，即是想尽些这方面的任务”【28】。值得关注的是，此书下编节录了崔适的《论语足征记》的《序》及若干部分。当然，在赵贞信看来，崔适的《论语》辨伪还存在今文家的“门户之见”，但无疑为其开展下一步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28】。

由上所述可知，“孔子与儒家问题”是“古史辨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其中，顾颉刚、赵贞信等都或多或少地承袭了崔适关于孔子与《论语》的研究成果，进而在一定程度澄清了孔子与《论语》的本来面目。

三、崔适的经书辨伪与“古史辨运动”的“惑经”

《古史辨》第三册之后，“古史辨运动”进一步由古史考辨转向孔子与经学研究。《古史辨》第三册集中讨论了《周易》与《诗经》。此后的第五册上编则主要讨论了《春秋》经传与《书序》。可以说，经过这次讨论，“古史辨”学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汉人的经说”。而这一“打破”与崔适的今文家言存在一定的学术关联。具体关联如下：

其一，在《春秋》经传讨论上，“古史辨”学人在崔适“《穀梁》氏亦古文学”说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考证。一般来讲，“《穀梁》之为今文学，千古无异辞”。然而，“其事实之根据仅有《汉书·儒林传》一则耳，其他西汉人之书中及其言语中固未道也。《汉书》创于刘歆，成于东汉之世，彼所记者是否真事实，抑系学派上所必需增加之故事，实有考虑之余地。”至清末，“其时对于古代学派之情状日益明白”，崔适“更加探讨，始发见《穀梁》亦为古文学”【29】。具体而言，崔适在《春秋复始》中提出了这一学说，并进行了论证：第一，根据《汉书·梅福传》与《后汉书·章帝纪》，西汉末东汉初人以《穀梁》与《左氏》《古文尚书》《毛诗》等三古文并列。第二，《汉书·儒林传》记《穀梁》学，谓汉武帝之世董仲舒与江公辨，公孙弘“卒用董生”，而“如此大议”，《汉书·董仲舒传》及《公孙弘传》“并不言”；此外，宣帝之世召萧望之、刘向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而《汉书·萧望之传》及《刘向传》“亦不言”。第三，治《穀梁》学之尹更始、刘向等所引“皆《公羊传》文，而不及《穀梁》一字”。第四，梅福所上书“是为引《穀梁》之始，去河平三年刘歆始校书时，十八年矣”。要而言之，崔适认为刘歆“造《左氏传》，以篡《春秋》之统，又造《穀梁传》为左氏驱除”【30】。

崔适“《穀梁》亦古文学”的观点问世之后，受到了“古史辨”学人的认可。最先接触并接受此说的是钱玄同。1912年11月26日，《钱玄同日记》载：“崔氏谓《左》《穀》皆伪传，故《春秋传》之名当归之公羊氏，《左》《穀》则直当曰《左传》《穀梁》云”【31】。至1930年代，钱玄同则公开表示，崔适在《春秋复始》中考明“《穀梁》亦是古文”，这是一个“新发见”【32】，其中“辨《汉书·儒林传》叙述《穀梁》传授及废兴一段为非事实，疏证极精”【3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顾颉刚。1926年，顾颉刚在《春秋讲义》中则表示，崔适的观点“实近世《春秋》学上一大发见”，其举出的证据皆“甚确”【29】。

较之钱玄同、顾颉刚的接受，张西堂则进一步“引申”了崔适之说。1931年，张西堂出版《穀梁真伪考》，认为崔适“依据史籍”提出“《穀梁》之为古文”，“证验郅碻”，但“未多考传文，以大明之”。因此，张西堂进一步对《穀梁》真伪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无经之传，不释经之传，不合传经之体；其义例乖戾，与文词重累，又失谨严之义；其晚出于《公羊》，而不合于‘鲁语’，及其违反孔子之论，尤属症结所在；足知其非真传，本杂取传记以造者。”【34】此书出版之后，得到了钱玄同、顾颉刚的肯定【35】。其中，钱玄同认为该书“援引该博，辨析精详”，“《穀梁》为汉人所作为伪作”，遂可成为定谳【33】。

不过，“古史辨”学人并不赞成崔适的《穀梁传》为刘歆伪造之说。钱玄同认为，《穀梁传》或是“武宣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此外“或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作伪者殆见当时《公羊》势力大盛，未免眼馋，因取《公羊》而加以点窜涂改，希冀得立博士，与焦、京之《易》相类”。而“刘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于是就利用它来与《公羊》为难”【33】。张西堂则表示：“就汉代今文经学之分化以及古文经学之兴起的关系看来”，钱玄同的这种意见是“很对的”。“《穀梁传》或者在元、成之世已有了，而后来又经过刘歆之徒为窜乱，故与今古文颇有相通之处，而被列为古文”【36】。要而言之，“古史辨”学人一方面接受了崔适的“《穀梁》为古文学”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则摒弃了《穀梁》为刘歆伪作的观点。

其二，在《书序》讨论上，“古史辨”学人在崔适“《书序》为刘歆所作”的基础上对《书序》进行了考辨。“《书序》为古文经之基础，而学者见《史记》载之，误谓今文经所固有，但辞微不同，于是彼乃得于清代今文学崛起之时苟延其残喘。”“至崔适，始指为刘歆既造而溷入《史记》，而彼乃无所遁形”【37】。具体来讲，崔适提出《书序》为刘歆所作，证据有四：第一，祥瑞之说出于王莽时所造的《嘉禾书序》，目的是“造唐叔得禾异母同颖之说”。但是，“古人第言咎征，借以修德，故《洪范·五行传》止详灾异，不及祥瑞”。第二，“新受汉禅，取法舜受尧禅”，“凡事比迹重华”；“尧既有《典》”，新室则“比迹”而作《舜典》，以致“不及顾舜之事业已详于《尧典》”。第三，《周本纪》与《尚书大传》所载箕子之陈说《洪范》时在十三年，《书序》所载为十一年，与之不合，而与刘歆作《三统历》所载相合。第四，《列子·杨朱篇》与《燕世家》所载周公摄政，召公不悦，是其不悦周公践君位；而《书序》则谓召公不悦，是其不悦周公列臣位，义相反对。因此，“《书序》之文固非太史公所及知，亦非《史记》所应载”【38】。

崔适“《书序》为刘歆伪造”的观点问世之后，曾一度得到了“古史辨”学人的基本认可与推许。1931年，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中说：康有为虽然已知“《书序》之为刘歆伪作”，但“还以为是刘歆抄袭《史记》”。当然，其“虽然已经觉到《史记》中有刘歆增窜之文”，但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故还误认《史记》中的《书序》是太史公的原文”。至崔适作《史记探源》，“始知《史记》中的《书序》也是刘歆所增窜”【39】。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顾颉刚、赵贞信。1927年，顾颉刚在《尚书学讲义》中指出：“《书序》为古文经之基础，而学者见《史记》载之，误谓今文经所固有”【37】，至“康有为推考新学伪经，始直揭《书序》为刘歆伪造，然犹以为攘窃《三代本纪》之文为之，则其书虽伪，而其所道之事犹若不伪”。至“崔适作《史记探原》，昌言先有《书序》而后掺入《史记》，其文其事，举不足微信，案乃大定”【37】。此外，1931年，赵贞信同样认为，《书序》的问题，“康、崔两家的说法差不多已可算作定论”【40】。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古史辨”学人逐渐改变了上述看法。1930年，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指出：“《书序》的中心思想与西汉人之说相远，与后出《伪古文尚书》说相近，既是马、郑著录，则必马、郑之前所作，大约已到东汉后期了。或西汉已有《书序》，至东汉惩王莽之惑，乃重作一过，马、郑所传者是也。”【41】翌年，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又表示：“今之《书序》必非汉人原本，以其与汉、新背景不类”，“刘歆之序，或早亡之矣”【42】。受顾颉刚的直接影响【43】，赵贞信在《〈书序辨〉序》中则主张：“这现时存在的《书序》恐怕已不是《古文书序》”。因为，“《书序》里面的中心思想，不但与刘歆完全不合，亦且不见得是西汉时代的作品”。其实，“现存的《百篇书序》即是经过了作《晋伪古文经》的人改造的”【44】。此说提出之后，得到了钱玄同的认可，其先是在《日记》中表示赵贞信的观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45】，之后又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说：“《史记》载入《书序》，决非司马迁原文所有，实在为妄人所窜入”，但“未必就是刘歆”46。简而言之，“古史辨”学人不再囿于崔适的“《书序》为刘歆伪作”之说，而是将其修正为“现存的《百篇书序》即是经过了作《晋伪古文经》的人改造的”。

如上所述，在《春秋》经传与《尚书》问题上，崔适分别提出了“《穀梁》氏亦古文学”与“《书序》为刘歆伪造”。“古史辨”学人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论证或修正，从而进一步还原了《春秋》与《尚书》的本来面目。

四、崔适的《史记探源》与“古史辨运动”的古史再考辨

“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后，虽然一度由古史考辨转向经学研究，继而又由经学研究转向诸子丛考，但古史考辨始终是这场学术运动的重心。1935年，顾颉刚编著出版《古史辨》第五册，进一步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向古史考辨的回归与发展。

而在古史考辨回归之际，崔适的今文家言依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古史辨》第五册“卷首语”。具体来讲，除了摘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重辞”之外，这个“卷首语”还专门节录了崔适《史记探源》篇末的“辞诗”【47】。这无疑是在向学术界公开宣布，“古史辨运动”的古史再考辨，正是承袭崔适的今文家言而来。

1930年，顾颉刚在《清华学报》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对“五帝”的来源及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主要观点是：“古史的传说固然大半出于自然的演变，却着实有许多是出于后人有意的伪造。新莽为了要夺地位，恰巧那时五行的学说盛行，便利用这学说来证明新的代汉合于五行的推移，以此表明这次的篡夺是天意，刘歆所作的《世经》分明是媚莽助篡的东西，而《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也分明是出于创造和依托的，这其间当然会造出许多伪史来了”【48】。此文发表之后，“颇予史学界以大冲动”【49】。

探本追源，此文的核心观点来源于崔适的今文家言。崔适在《史记探源》中指出：

刘歆欲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乃造为“终始五德”之说，托始于邹衍。……又增《吕氏春秋·十二纪》，于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于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于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于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于冬曰“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凡十句。《月令》因之。……歆所以为此说者，由颛顼水德而下，喾木、尧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复为火，新复为土，则新之当受汉禅，如舜之当受尧禅也。【50】

简要言之，崔适认为，“终始五德”之说为刘歆伪作，目的是“明新之代汉”，而只有插入少皞，则新之受汉禅如舜之受尧禅。

最迟在1928年，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即认识到这一点。其在当时编的《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坦言：“少皞一代介于黄帝、颛顼之间，久为公认之史实”。直到康有为“读书得间”，“验《汉书·律历志》中少皞一代为刘歆所增，证明白，无可抵赖”。不过，“刘歆何以必增此一代，则康氏尚言之未尽”。对此，崔适在《史记探源》中进行了解释。而通过崔适的解释，则可以知道：“盖王莽生当五行之说极盛之际，图谋篡汉，其举事必有征于当时之学说，而后足以餍人之视听。所谓有征者，以刘氏为尧后，以王氏为舜后，俾唐虞之禅让经一度之复演而成汉新之禅让。顾五行之序，木火土金水顺次相生，唐与汉，虞与新，既为一系，其于五德之运自必前后相应。又炎帝之为火德，黄帝之为土德，名实相应，已为不可移易之事，若黄帝之后一依《五帝德》所言，继之以颛顼、帝喾，则尧为木而舜为火，与汉新之自标火木者不符”。既不相符，则王莽将不能“绍其先人之德”。因此，“黄帝之下，颛顼之上，增出少皞一代，命之居金，而后颛顼水，帝喾木，而后唐尧火，虞舜土，乃与汉之火，新之土，会归于一”【51】。要而言之，“《世经》和《月令》的古史系统只是王莽的古史系统”，其原理在“五德说”【52】。此后，顾颉刚进一步推阐此说，撰写出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53】。由此来看，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写成此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崔适的启发。

当然，顾颉刚并不完全同意崔适的观点。1930年2月，顾颉刚在其续写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的《世经》部分中指出，崔适“以疑五德终始说出于刘歆所造，故以《封禅书》为‘妄人录《汉书·郊祀志》’。其实五德终始说源远流长，证据繁多，其变迁之际亦自可寻，必不能把它一起卸在刘歆的肩上”【51】。此后，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存目》中一再强调说，崔适的“五德之说为刘歆所造，托始于邹衍”之说不能成立【54】。因为，“如果五德说为向来所无，则新创此说之时必不能骤然博得多数民众的信仰，且亦不当有许多冲突的五德的历史记载。现在王莽以前的五德记载既这样多，而王莽时的五德系统和邹衍的五德系统又根本不同，可见这是冒牌的而不是创作的”【55】。因此，顾颉刚将崔适的观点修正为“刘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说来改造古史系统”。

继《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后，顾颉刚与杨向奎共同发表《三皇考》，对“三皇”问题的由来及其演变进行了分析与考察。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顾颉刚在此文中指出，西汉时，“三皇”说一度消沉，直到西汉末，才再次显现。王莽自居于“皇”，重新宣传“三皇”说。于是，他们即在《周礼》《左传》中插入“三皇”的证据。“三皇”这个名词从此就长存于天地间了【56】。此文发表之后，受到了学界的好评，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此文基本解决了“三皇”问题，对“中国古史确有澄本清源之功”【57】。

其实，早在宋代，刘恕等学者即开始对“三皇问题”提出了质疑，此后崔述、康有为等则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受康有为影响而继续辨斥“三皇”之说的则是崔适。崔适指出：“《史记本纪》始五帝，次夏，次殷，次周。”但是，“稽古至五帝尚已，无所谓三皇”。三皇之目始于《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君引《左氏》注之曰，“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至于“孰为三皇，惟见于纬书，亦无定说”。“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或以为天皇、地皇、人皇。但是，无论是《左传》还是《周官》皆古文家言，“纬书为古文支流”【58】。简而言之，“三皇”只存在于古文家的学说。

对于崔适的上述观点，顾颉刚在《三皇考》中专门进行了转引与评价，认为不必断定“自从有了《周官》和纬书之后才有三皇，三皇只存在于古文家的学说”，“三皇确有出现于战国之末的事实”。而且谶纬非古文支流，其思想实导源于西汉儒者，“即所谓今文家，只因出在东汉时，为要依照‘汉为火德’的功令，不得不沿用古文家的五德说的行式”。但是，“三皇一名的加入儒家的经典，由古文家言的《左传》《周官》及纬书始，是西汉末和东汉初的事情，这是千真万确的提示”【59】。顾颉刚无疑是有选择性地继承了崔适的上述观点。

由上所述可知，早在清末民初，崔适便已经对上古史中的“三皇”与“五帝”进行了怀疑。其中的怀疑虽然不乏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争，但仍有可取之处。顾颉刚正是突破了这种门户之争，并在其基础之上对这些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中国上古史的真相。

综上所述，“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与崔适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崔适的今文家言可以说是“古史辨运动”得以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资源之一。

此外，本认为“古史辨运动”并没有重复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的“老路”。仅就本文而言，崔适主要撰有《春秋复始》《史记探源》《论语足征记》《五经释要》等书，提出了“穀梁亦古文学”“五德终始说为刘歆所造”“《古论》出于《鲁》后”“孔子述作五经”等系列学说，其目的无疑要打破东汉古文经学，恢复西汉的今文经学，进而“尊经”“崇圣”。“古史辨”学人则摒弃了“崇圣”“尊经”的观念，而以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传统上古史体系进行了破坏与清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孔子与经书的本来面目，从而基本实现“拿了战国之学打破西汉之学”甚至是“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的新阶段。

注释
 
1 蔡长林：《论崔适与晚清今文学》，台北，圣环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1页。关于崔适的生平事迹，可参看林辉锋：《崔适生平事迹述略》，载《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3 崔庆贺：《崔适<五经释要>的思想宗旨》，载《近代史学刊》2019年第1期。
 
4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刊>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41页；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见《古史辨》第五册，第3页。
 
5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9 页。
 
6 李可亭：《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载《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7 朱浩毅：《论顾颉刚对崔适“终始五德”学说的推阐与修正》，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43期，2011年10月。
 
8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75—78页。
 
9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81—82页。
 
10 胡适：《论帝天及九鼎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69页。
 
11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见《古史辨》第一册，第94页；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00页；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85页。
 
12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17—118页；
 
13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90—191页。
 
14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述》，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6页。
 
15 吴锐：《“禹是一条虫”再研究》，载《文史哲》2007年第6期。
 
16 [日]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见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8页。
 
17 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载《原道》第4辑，1998年。
 
18 有学者已指出这一点，并且提供了顾颉刚曾上过崔适课的外证。袁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顾颉刚的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见吴锐编：《古史考》第九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不过，在其征引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顾颉刚只是回忆说崔适当时将《春秋复始》作为《春秋公羊学》的讲义，而崔适的“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出自《史记探源》。因此，若想证明二者之间的关联，这一外证并不充分。
 
19 崔适：《史记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20 顾颉刚：《记崔适先生》，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8页。
 
21 顾洪、张顺华编：《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0页。
 
22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228，367 页。
 
23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刊>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41页；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见《古史辨》第五册，第3页。
 
24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见《古史辨》第二册，第99— 104页。
 
25 参见李长银：《在“穷变”中“立真”：顾颉刚的“孔子变迁论”及其影响》，载《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26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四卷，第30页。
 
27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四卷，第35—36，41页。
 
28 赵贞信：《<论语辨>序》，北京，朴社，1935年版，第1，2—3页。
 
29 顾颉刚：《春秋研究讲义》，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十一卷，第516，44页。
 
30 崔适：《春秋复始》，见《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六辑第三十六册，台北，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6页。
 
3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40页。
 
32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见《古史辨》第五册，第5页。
 
33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第42，44，46页。
 
34 张西堂：《榖梁真伪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5 顾颉刚曾拟将张西堂《榖梁真伪考》“摘录”收录到《古史辨》第五册上编。顾颉刚：《致钱玄同·三四》，见《顾颉刚书信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9页。或因要集中主题，最后易之以张西堂的《<左氏春秋考证>序》。
 
36 张西堂：《经学史讲义》，见《长安学丛书·张西堂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37 顾颉刚：《尚书学讲义》，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八卷，第38，38，44页。
 
38 崔适：《史记探源》，第11 — 12页。
 
39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见《古史辨》第五册，第5页。
 
40 赵贞信：《<书序辨>序》，见《古史辨》第五册，183页。
 
41 顾颉刚：《<书序>非刘歆伪造》，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三卷，第127—128页。
 
42 顾颉刚：《“五子之歌”本作“五观”》，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三卷，第163页。
 
43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6页；谢明宪：《论顾颉刚对于<书序>作者的质疑》，载《汉学研究》第25卷第2期，2007年12月。
 
44 赵贞信：《<书序辨>序》，见《古史辨》第五册，第191—195页。
 
45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册，第1004页。
 
46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第23页。
 
47 所节录崔适“辞诗”，见崔适：《史记探源》，第164—165页。
 
48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十二卷，第434—435页。
 
49 《新书提要·汉代学术史略》，见《图书展望》1935年第1期。
 
50 崔适：《史记探源》，第3—4页。
 
51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卷，第36—37，274页。
 
52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见《古史辨》第五册，第149页。
 
53 参见顾颉刚：《秦汉的儒生与方士》，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卷，第469页
 
54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第五册，第320页。
 
55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见《古史辨》第五册，第147页。
 
56 顾颉刚：《三皇考》，见《古史辨》第七册，第301—304页。
 
57 孙子高：《书评·三皇考》，《图书季刊》第3卷第1、2期合刊，1936年3月。
 
58 崔适：《春秋复始》，见《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六辑第三十七册，第1071—1072页。
 
59 顾颉刚：《三皇考》，见《古史辨》第七册，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