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德性——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研究》序
作者:吕耀怀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西元2021年9月27日
《涵养德性——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研究》一书,是杜华伟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充实、修改而成的。
杜华伟在中南大学攻读博士时的专业是伦理学,而在最后要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时,她告诉我说,准备进行书院方面的研究。虽然我是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却在书院研究方面缺乏任何积累,不要说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阙如,就连基本的关注都可能不曾有过。因此,当时我内心对她选这个主题是否能顺利完成的确是没有什么把握的。但为了尽量尊重她的研究兴趣且充分发挥她已经积累的一些研究资料的作用,我还是批准了她的选题,只是叮嘱她要从自己的博士专业即伦理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因为这不仅是本学科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而且还有可能展开一种与传统书院研究有所不同的视角,即有可能在书院研究领域中注入某些新鲜因素,从而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证明,杜华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不仅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在书院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逐渐形成一家之言。在这个意义上,《涵养德性——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研究》一书的出版,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2009年,吕耀怀教授在日本筑波大学举办的信息隐私国际学术会议上用英文发表论文
不同的学者,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涵养德性——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研究》一书。传统的或典型的书院研究专家们,可能会从其专业的书院研究的角度对该书给出特定的评价。我不是书院研究专家,甚至也从来没有对书院进行过任何研究,但从我自己的专业背景出发,我认为,杜华伟的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伦理学研究的确与书院研究有某些共通之处;书院研究所发掘的一些材料、思想、方法,的确可以为伦理学研究所借鉴、吸收或参考。
为了给出进一步的说明,我想在这里对比一下我国知名伦理学家曾钊新教授首创的“时年道德论”与《涵养德性——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研究》一书所挖掘、提供的书院史上的某些相近思想。
曾钊新教授是我的授业恩师,而“时年道德”是其最著名、最富独创性的概念之一。“时年道德”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明确不同年龄段的道德要求的特殊性、针对性,而道德教育为了适应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心理特点,也应当有内容、方式等方面的相应变化。曾钊新教授将人的不同年龄段大致区分为儿童、青年、中年和老年这样几种情况,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相应于不同“时年”的不同道德或道德教育方面的特殊要求:“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要以戒娇和坚持天天向上为中心内容进行组织。……对青年,要提出以戒奢和立志为中心内容的道德要求。……中年时期,则提出以戒妒和拼搏为中心内容的道德要求。……老年道德,要明确以戒得和传帮为中心内容的要求。”在曾钊新教授提出这样的“时年道德论”之前,我国伦理学界尚无人对道德或道德教育的年龄段特征有清楚认识。因此,曾钊新教授提出的“时年道德论”具有十分明显的创新价值,被誉为我国伦理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2012年12月,吕耀怀教授参加弟子杜华伟的博士论文答辩
根据杜华伟的《涵养德性——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研究》一书所挖掘到的材料,堪称古贤的书院教育家们,似乎也有与曾钊新教授的“时年道德论”相类似的想法或观点。书院教育家们提倡根据受业生徒的年龄层次、思维发展水平与道德修养水平进行由低到高、由近及远、由粗至精的道德教育。在书院发展史上,最早进行分层次道德教育的是张栻,他把生徒按年龄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层次,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德育目标和与之对应的德育内容。他认为“小学”所授内容为具体的行为礼节,属形而下学者,是德性修养的根本和基础;“大学”所授内容为格物致知之理,属形而上学者,是德性修养的深入与升华。将德性修养分为“形而下学”与“形而上学”,是对个体不同身心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的承认与尊重,是符合循序渐进的德育原则的。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分年”德育法,即根据生徒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和理解能力施以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取得更好的德育教育效果。朱熹根据个体发展特点将德育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小人之学”和“大人之学”。朱熹认为,“小学”阶段教育是“学其事”,属于德性修养的知其然阶段,要求生徒个体能够按照道德规范要求去做具体的事情就行。而“大学”阶段教育则是“穷其理”,上升到了德性修养知其所以然阶段,要求生徒能够明白为什么要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去行动。因为到了“大学”阶段,学生身心发展已趋成熟,具备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能够深刻理解“此事之理”并“依理行事”,也就是能够将道德知识、道德情感真正转化为自己内在的道德品格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
2021年,吕耀怀教授拍摄于长沙
总的来看,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区别,但书院教育家们依据生徒之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状况而施以不同的德性培育的做法,与曾钊新教授所提出的时年道德论之强调道德要求应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的观点,的确有着不容否定的一致之处。这大概说明,在道德教育这一问题上,古今贤人,所见略同。尽管曾钊新教授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古代书院教育,但其作为伦理学家所提出的“时年道德论”,却至少在道德教育方面与古代的书院教育家们存在着基本的共识。由此可知,当代伦理学研究尤其是道德教育研究是可以借鉴或吸取书院研究的某些成果的,而书院教育研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借力于伦理学研究的成果或方法。伦理学研究与书院教育研究的这种客观上的互补关系,实际上就给作为伦理学专业博士生的杜华伟从伦理学角度切入书院教育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基础,而杜华伟自己的努力,则使得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当然,杜华伟《涵养德性——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研究》一书的出版,还只是伦理学研究与书院教育研究相结合的初步尝试,还只是开拓而并没有穷尽这样的综合性研究,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更多的、更深入的问题有待人们去探索。我真诚地希望杜华伟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奋力向前,为学术界贡献更多更好的成果,既能推动伦理学相关研究的发展,也可以促进传统书院教育研究的深化!
吕耀怀2020年1月于静闲斋
作者简介:
吕耀怀,男,出生于1956年1月,1990年1月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和苏州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钱塘学者”特聘教授。
自1990年以来,主要从事伦理学原理与伦理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兼及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
在伦理学方面,独立提出道德图式、道德单元等概念,用于解释主体的道德接受机制及道德传承、传播中的共通性因素;对制度伦理作出新的阐发,厘清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以真与善的融合诠释科技伦理,并初步构建国内第一个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积极探索隐私问题的伦理方面,逐步确立隐私伦理研究的中国式途径;在国内首先启动同意伦理研究,并就此而逐渐形成具有独立学术个性的观点、思想。
在社会学方面,首次从文化层面系统地研究越轨问题,分析越轨现象的文化成因及矫治越轨的文化途径,并对越轨与失范、失序等概念作出明确辨析。
在公共管理学方面,对所谓政府管理的企业化模式之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首次明确地从政府行为、市场机制和自组织管理三个维度切入对当代中国社区管理问题的研究,以这三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作为社区管理新模式的基础;立足中国国情反思对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借鉴,提出针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特殊问题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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