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的文集首发式，俨然成了右翼精英的结盟典礼。贺卫方、茅于轼、马立诚、秦晓、秦晖、胡德平、叶选基、陶思亮、冯仑、张思之、张鸣……群雄毕集，就连吴敬琏老先生也发来视频，称“易中天文集有益于文化建设”。
    
    
    易先生的说书水平不错，《三国演义》确实比别人说得好，但要说他说书能够令政、商、学这么多“大腕”倾倒，就像当年金庸武侠小说令邓小平、蒋经国共同喜好一样，恐怕也未必。因此，群星毕至可能另有原因。出场人员皆来自同一阵营的现实，也吐露了个中玄机：由于重庆“唱红”、左派起诉、舆论收紧等系列现象风云骤急，有些人认为，中国现在又到了“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到了左右决战的关键时刻，此战将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因此，右翼精英们自觉有必要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更自觉地协同作战。于是，通过这么一个“适当的形式”，对内明确结盟的意识和决心，对外宣告联盟的正式成立——5年前贺卫方教授曾在所谓“西方会议”上，提出要“慢慢地形成小的群体”，现在终于瓜熟蒂落了。
    
    
    在自觉斗争激烈时，正式联合起来以增加胜算，这并没什么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所以精英们干脆搞了个仪式，轰轰烈烈。但是，精英们显然犯了另外的错误，那就是“门禁不严”——集会就集会，典礼就典礼，为什么要把秦晓这个以十几亿元将七十多亿公产纳入私囊的大腐败分子也搜罗进来？即使需要利用他背后的政治、经济资源，也可以在桌底下悄悄联手呵，为什么要让他公开亮相呢？这么一来，人们岂不认为，你们这个右翼精英联盟，其实就是一个与贪官沆瀣一气的联盟？在场精英中，尤其应该感到尴尬的是“法治”不离口的会议主持人贺卫方教授，人们难免有疑问：难道你们鼓吹的“法治”，其实就是这种与贪官弹冠相庆、举杯甚欢的“法治”？但看现场的情形，贺教授似乎全无尴尬之意，怪不得他们早就将“让贪官免于死刑”列为了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目标。
    
    
    当然，也可能是秦晓自己为了表示“问心无愧”，强烈要求非站出来亮相不可，使其他精英有苦说不出：又要用人家，又不让人家露面，怎么也说不过去吧？还是朱学勤教授的招子亮呵，知道自己“抄袭案”惹了一身骚，干脆就不出来碍眼，默默在幕后为联盟工作得了。
    
    
    为表示对右翼精英选择在自己文集首发仪式上结盟的感激之情，善于作秀和煽情的易中天，颇说了些雷人的话。尤其是一句“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是震惊中外。易先生有没有资格评判别人“是不是人”我不知道；关键在于他易中天“是不是人”，这首先就是个问题。起码按照他自己的衡量标准，他不是人。
    
    
    易先生之为右翼群英看中，那是出了大力气，下了大本钱的。起因即为网友“邋遢道人”指出的“投名状”：首先，在“汪晖抄袭案”时勇猛出击，奋不顾身；然后，在“朱学勤抄袭案”后左遮右挡、左右互搏，展现了惊人的灵活身段，让其他只习惯固定套路、面对网络批评往往束手无策的精英惊叹不已。当只有“汪晖抄袭案”曝光时，易先生义愤填膺，声称“抄袭剽窃”比学生杀教师、老师睡学生更加不得了。等到情节明显更恶劣的“朱学勤抄袭案”曝光后，易先生却盛赞朱教授“像条汉子”——当然，在易先生的心目中，可能杀教师的学生、睡学生的老师也“像条汉子”，但如此醒目的双重道德标准，恐怕也只有像易先生这样自称“公鸡中的战斗机”的散打高手才会不耻于出口——于是右翼精英们由衷赞叹：我们缺的就是这么一个既奋不顾身、又毫不要脸，且精于插科打诨的人呵！有了一个这样的人，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可以在绝境中制造混乱、创造生机。于是，同意易先生“入伙”的共识形成了。但易先生的无耻竟然达到如此程度，难道不比“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更“不是人”吗？
    
    
    能不能对茅老“不敬”，该不该对茅老“崇敬”，需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茅老此前的一些经济学研究和传播，包括在NGO的一些工作，是可敬的。但是人老了，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对茅老的糊涂，是不是也必须“崇敬”？恐怕，“不敬”才正当，“崇敬”者“不是人”。
    
    
    茅老近来的糊涂，可以他去年发表、最近才获得广泛传播的《我为什么要讲真话？》一文为例。文中说：“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富人是这样（指“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赚来的钱，不但我不知道，恐怕谁也弄不清。”——这种不可知论，别人可以说，恰恰茅老本人不方便说。因为按照他另一篇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论证方式，什么样的道听途说、流言诽语都可以作为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弄不清”的？难道对象不同，就必须采取不同的论据选择标准吗？一切服从于论证的目的，屁股决定脑袋，看来还真是某些人的“学术”硬道理呵。而且越到后来，屁股越大、脑袋越小，最后就只剩屁股、没有脑袋了。果然，茅文在后面就直接亮屁股：“我认为基本情况并非如此（即富人并非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赚的钱）。”——以茅老标榜“为富人说话”的立场，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他脑袋中的论据：“道理很简单。贪污腐化，假冒伪劣是不能创造财富的，那都是财富的转移。我国改革三十多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增加了数十倍。这里不光有工农大众创造的财富，也有企业家和富人创造的成分。如果假定富人没有创造财富，对社会非常危险。要不了多久全国就要大动乱，大革命，从头来起。中国将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万劫不复之地。这是有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包括解放后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的。”——恐怕很多人难以想象，这就是他们所“崇敬”的茅老说出来的话？就连最基本的常识和理性都不要了。难道“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这种“财富的转移”和“创造财富”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事吗？难道富人就不能既转移财富又创造财富吗？难道创造财富可以作为没有转移财富的充分证明吗？在茅老眼中“很简单”的“道理”，在正常人眼中应该属于匪夷所思：难道贪官搞了点政绩就可以证明没有贪污？难道导演出了部好电影就可以证明没有“潜规则”演员？如此荒谬的逻辑，最后竟然可一直推导出：不听我的，“中国将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万劫不复之地”的宏大结论，这与不久前秦晓的说法：不听我的，就会有动乱和革命。结论如出一辙，逻辑水平也不相上下。
    
    
    换一种场合，或许茅老不会表现得如此糊涂。但每当要论证不可能完成的结论时，他就饥不择食，慌不择言。看来，茅老的糊涂虽然还没有达到辛子陵的程度，也差之不远了。如果像辛子陵那样，连“新抗美援朝”的消息都信，还说什么：**杂志“没有必要编造一篇表彰胡温的文章”。那就不是糊涂，而是愚蠢了。当然，我反对一切对于言论表达的限制——有道理你直说好了。像辛子陵那样的，就让他说出来让大家看看他的愚蠢，又有什么不好？
    
    
    我的判断是，现在并没有什么左右决战，更不可能决定中国的未来走向。一些人总习惯用一种悲情或壮烈，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包装得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终极”的意义或价值。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进步到可以由民间的思想交锋来决定国家前途的程度，起决定作用的，依然只有当局。无论左派、右派，最大的对手都非对方，而是横在中间的当局。中国社会也并没有到“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可预见的时段内，除了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以保障最基本的民生外，经济、社会方面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政治制度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唯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当局对舆论导向、对话语权的掌控。近段时间的风云变幻，既是换届前的习惯性收缩，也说明当局从中东、北非事变中，更加肯定了似乎是由潘维教授首先总结的苏东事变教训：当前的大国竞争，制胜关键首在意识形态领域；冷战不同于热战，胜负非取决于制空权，而是话语权。由是推测，近些年开始的舆论收缩或将成为常态，当局对话语权的控制，或将更进一步。这当然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损害最大的，就是执掌中国近20年话语权的右翼知识精英的利益，这也是他们闻风而动、结盟而起的原因。
    
    
    右翼执掌中国话语权是通过两步实现的。第一步是“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声称中国过去的很多灾难，都是由“意识形态挂帅”导致的；很多东西其实与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应该还其本来，不加干预。他们首先要求“纯文学”、“纯艺术”，然后要求“纯学术”、“纯新闻”，最后提倡“纯法律”、“纯行政”。等到官方意识形态从上述领域退出了，在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下，右翼很快成为主流，于是他们开始了第二步，建立自己的“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标准，核心就是贺卫方教授在“西山会议”上“泄露”的“天机”：“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当然，其实也不是一点都说不得，实际情况是有些说得有些说不得，可以说一半留一半，所以当时贺教授就说了些能说的。至于什么时候说那些不能说的？恐怕要等到秦晓们彻底免于恐惧之后。不能说的内容，其实也不难猜测，因为“道理很简单”：精英们提出这个目标，决不可能只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英们要利己，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兼顾大众利益的前提下，有限度地追求自我利益；二是不惜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尽可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看看秦晓，或者说看看右翼精英联盟对待秦晓的态度，就不难明白他们已经作出了何种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标准建立起来后，精英们就将它全面推向上述“纯”化后一片空白的领域，并且覆盖了报刊、电视、出版、学校等一切信息传播渠道，覆盖了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等一切信息内容的生产部门。凡是符合这种“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标准的，哪怕是像秦晓这样的巨贪，辛子陵这样的傻蛋，也能赢得桂冠和赞誉；凡是不符合这种“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标准的，不管再怎么有理有据，首先是进行封杀，实在封杀不住的，就先给你戴个“不是人”的帽子，以“诛心”的方式将你搞臭。
    
    
    这么多年下来，右翼精英在学术、思想、文艺和传媒界差不多已经一统天下。除少数官方的表达外，不同声音只能见之于网络，以至于张宏良教授感叹：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又是当今世界上彻底消灭了左派刊物的唯一国家。
    
    
    这么多年铺天盖地的辛勤“启蒙”，右翼精英“征服”了不少人心，俘获了不少纷丝。典型案例是刘亚洲和韩寒——本来搞形象思维的，偏偏要插足逻辑思维领域，被人忽悠很正常；被忽悠后又满怀信心地忽悠他人，也很正常。
    
    
    从2004年开始，左翼思潮开始“浮出水面”，但右翼仍然牢牢占据着主流。现在，有迹象显示官方要开始行动了，要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它会怎么做？这一步将走多远？是仅仅以“唱红”等形式，倡导一种官方的主流价值观；还是要全面调整对信息传播渠道和内容生产部门的管理方式和奖惩办法？这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可不关注的重大变化。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