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新证——以《大戴礼记·朝事》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杨朝明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摘要：《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学术公案，它关涉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水平的估价。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大戴礼记》之《朝事》篇的材料也可印证《周礼》成书很早。《朝事》篇所涉与《周礼》相同相通的朝礼，概以其事为古时有之，称“古者圣王明义”“古之用财不能均”“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等等，尤其不可忽视其所包含的时代信息。

关键词：《周礼》；《大戴礼记》；《朝事》；

作者简介：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大戴礼记》中，《朝事》为第七十七篇，今本列第十二卷第一篇。该篇主要记述朝事之仪及其意义，讲述诸侯朝觐天子以及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礼节及意义，所以郑玄《周礼注》《仪礼注》引述该篇又称其为《朝事仪》，清代学者孙诒让则以为“仪”本为“义”。重要的是，该篇所涉朝礼与《周礼》相通相同，实际透露了《周礼》成书年代的重要信息，尤其值得格外注意。

一、《大戴礼记·朝事》与《周礼》的关系

通观《朝事》篇全文，无论其文本内容还是思想精神，都与《周礼》有直接的关联。清人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目录》指出《朝事》篇“经文多同《周礼·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仪》《掌客》诸职”[1]，《朝事》篇中的叙述材料与《周礼》相通或相同。《朝事》篇内容丰富，先论“古者圣王”设置典命、大行人掌管诸侯礼仪的意义，叙述他们所负责的具体事务；然后叙述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礼仪和细节；最后讲述大行人掌管招待诸侯或者诸侯之代表或使者的礼仪等。其中，除了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礼节的描述外，其他都与《周礼》有文字上的因袭关系。

首先，在典命、大行人的具体执掌上，《朝事》篇直接引用了《周礼》之《春官·典命》和《秋官·大行人》的表述。

第二，在大行人招待诸侯的礼节、天子处理诸侯事务方面，《朝事》篇直接引用了《周礼》之《秋官·大行人》和《秋官·小行人》的表述。

认真比较上述文本，可以看出《朝事》篇的几个部分直接采用了《周礼》中的相关部分。但不难看到，《朝事》篇的材料采用不是直接生硬地照搬；从数量上看，虽然《朝事》篇采用了不少《周礼》的材料，但基本上只是把《周礼》作为论说的依据，最终落脚于对诸侯朝天子、诸侯相互朝聘的礼仪意义之阐发。

第三，除了前述两项对《周礼》的引述，《朝事》篇还有与《周礼》许多一致或者相通的表述，这些文字看起来并非完全一致，但很明显是为暗引，本就来自《周礼》，是对《周礼》的进一步诠释。例如《朝事》篇的最后一节就是如此，其中所述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周礼》的解释。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朝事》篇对《周礼》中射人、职方氏、掌交等职官之设的出发点、功能都有得其要领的把握，如果不是其编撰者对《周礼》职官体系制作精神有通盘掌握与融会贯通，就不会有如此有机一体的理解。

二、《大戴礼记·朝事》或为孔子议礼之文

对于《朝事》篇的特点或性质，清代学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说该篇“是记者钞录旧闻，以为《礼经》之记”[1]，黄怀信等《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则说该篇“皆为古礼，而为记者辑抄之，本不为记”[3]，以为是“抄录”或者“辑抄”而成。此说不够准确，因为通观《朝事》全篇，可以看出它不是对既有文献的简单辑录或抄写，而是一篇前后连贯、逻辑清晰的完整文章，在《礼记》《大戴礼记》中，它作为“礼”之“记”的色彩比之其他各篇并不逊色。

无论诸侯朝见天子，还是诸侯之间相互聘问，都有显著的调节与调和政治秩序的功能与意义，这就是所谓“昭义”或“明义”，这是全篇的中心，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朝事》篇开宗明义指出:“古者圣王明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然后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顺之行备矣。”[1]而《朝事》篇的最后又与开篇呼应，说:“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尚犹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故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义者。”[1]前后呼应如此紧密，显然不是简单地辑抄而已。

如何“昭义”或“明义”?无非就是开头所说的“别贵贱”“序尊卑”“体上下”。那么，如何使民“忠顺”，怎样才能使民众知“尊君敬上”，这就是朝聘之礼的意义与功能了。文章最后一句说:“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政之法也。”[1]文章对于“古礼”的理解与认识，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层层铺展开来的。《朝事》文本主要对古礼意义进行阐发，其中“……所以……也”“……也”“所以……者……”此类句式至少出现二十余处，可见本篇是典型的“礼记”类文本。例如:

所以明别义也。……所以教尊尊也。……所以别亲疏外内也。……所以别贵贱、序尊卑也。……明臣礼也。……明臣职也。……以听事也。……所以教臣也。……所以教民报德不忘本也。……所以教孝也。[1]

每个句子“也”字之前，都是说礼之义。又如:

及将币，拜迎于大门外而庙受，北面拜贶，所以致敬也。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1]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该篇的篇名。孙诒让认为，《仪礼·觐礼》《周礼·大行人》郑注并引作“朝事仪”，是古本目有“仪”字。窃疑“仪”又当作“义”，与聘义、乡饮酒义之“义”同，作“仪”者，是古字相通。[3]此说很有道理。我们可以推测，《朝事》篇虽然是戴德编撰《大戴礼记》时最终写定，但其主体内容写成时间更早。这些对古礼的讨论，属于孔子本人议礼之文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这样推测，是基于那时文献传流的实际。只要把《朝事》篇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该篇的许多谜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首先，《朝事》篇是通过《周礼》谈治国之道，显示出了对《周礼》（或称《周官》）精神实质的深入理解。可以说，对周代礼乐精神有如此造诣，并且继续受到汉代学者们推尊者，除孔子之外，恐怕没有其他人。关于这一点，《孔子家语·执辔》可以作为很好的佐证。

《孔子家语·执辔》有一段孔子关于古代“以六官总治”[4]的论述。这段论述，孔子将治国与驾车作比，谈西周的“以六官总治”，其论述与《周礼》完全相应。孔子所说六官的管理，正是以《周礼》“六官”系统为依据的。1

在该篇中，孔子用“驾车之道”类比“治国之道”，所谓“道不远人”“能近取譬”，孔子把《周礼》的国家政治架构看作一驾马车，可谓形象生动。在相关典籍记载中，孔子以驾车马的道理作为比喻，从而谈论如何为政，如何管理社会国家，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孔子家语》各篇中就有很多，而在《执辔》篇中，孔子对《周礼》体现的御政之术及其进退缓急深入剖析。在孔子看来，古之“为政”而“御天下”，最根本的框架就是《周礼》的“以六官总治”，这样的方法切实可行。2大量早期出土文献证明了《孔子家语》成书与价值的可靠性，《孔子家语·执辔》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孔子之所以那样崇尚周礼，甚至常常“梦见周公”，源于他对包括《周礼》（即《周官》）在内的周公创制的深刻理解与倾心服膺。3

第二，今传《朝事》篇文本没有显示出与孔子的直接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与孔子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亦须考虑，同时存在着在《大戴礼记》写定时曾进行了改写或去除部分文辞的可能。《大戴礼记》中的各篇此前大都已经存在，有的篇章属于孔子遗说的范畴，有着清晰详尽的背景交代，而《大戴礼记》却不取这些内容，《朝事》篇很可能与之类似。

例如，《孔子家语·本命解》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次重要对话。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命”“性”等问题，由此引发了孔子对性命生死的议论，孔子强调了礼与男女婚育的关系，并谈及了关于丧礼的问题。《孔子家语》这里的记载，其可靠性应该没有问题。而此篇亦见于《大戴礼记·本命》，最后一段还见于《礼记·丧服四制》。《孔子家语·本命解》开头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4]

《大戴礼记》收入该篇也称《本命》，其开篇则是: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终也，则必有终矣。[1]

从两篇文本开头，就可看出《大戴礼记》进行了改写。我们曾对二者进行比较，《大戴礼记》的改写其实还出现了问题4，此不赘述。

再如，《大戴礼记》有《盛德》篇，该篇与《朝事》篇相近，也有政论的性质，其中记述了古圣王之德与治国御民之道。该篇开头就说:

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1]

开篇之后便是一些具体的论述。然而，这些论述有的就见于《孔子家语》，而这些话原本出于孔子。如《盛德》中有“凡民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1]，而这一段内容则见于《孔子家语·五刑解》。《盛德》篇中又有大段的话，即从“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论吏德行”至“是以民德美之”[1]，都见于《孔子家语·执辔》，也都出于孔子。

孔子去世以后，直至汉代二戴《礼记》成书的年代，仍有很多孔子遗说在传抄、在研习、在流传，人们借以论述自己的主张，辗转引述、使用，也有字句的变化更革。除了上述情况，《盛德》篇中有关聘礼的部分内容又见于《礼记·聘义》，而《礼记·聘义》中有一段子贡向孔子请教“君子贵玉”的内容，《孔子家语》又有《问玉》一篇与此一节相同，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第三，《朝事》篇的思想有孔子学说的神韵，与孔子思想深度契合。

孔子思想在汉代受到重视，是由孔子思想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朝事》篇无论是约取《周礼》材料还是直接引用，其主旨都是论述朝聘礼仪的内涵，这当然与《大戴礼记》的编撰目的一致，都是为适应汉代社会政治的需要。《周礼》文本以职官及其执掌的记述为重点，而《朝事》篇的重点在于阐发意义，这就是所谓《大戴礼记》之为“记”的特点。

《大戴礼记》作者戴德取相关材料写定《朝事》篇，正如前面提到的，十分看重朝聘礼仪的“明义”功能。例如，《孔子家语·五刑解》记孔子说:

杀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朝聘之礼者，所以明义也。义必明，则民不犯。故虽有杀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4]

孔子强调“明义”，其所“明”之“义”，就是别贵贱、明尊卑。《朝事》开篇交代十分清晰:

古者圣王明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然后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顺之行备矣。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诸侯之仪，大行人掌诸侯之仪，以等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

典命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1]

《朝事》篇的宗旨，与《孔子家语·五刑解》所言完全一致。《五刑解》篇中的“明义”，与《朝事》篇所“明”之“义”，同样也是别贵贱、明尊卑，以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

三、从《大戴礼记·朝事》看《周礼》的成书

既然《大戴礼记》的《朝事》篇与《周礼》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而且它有可能就是孔子议礼之文，那么透过《朝事》篇与《周礼》的联系，能否看到《周礼》成书的年代信息?我们认为这样的信息是比较明确的。

首先，《朝事》篇明确说《周礼》所记述的内容属于“古”之“天子”，这是《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最直接的材料。

《朝事》篇说《周礼》是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创制，也就是说，汉代人称《周礼》出于“古者天子”，今人研究古代文明，不能不引起足够的注意。《朝事》篇中一再有这样的表述，其中言曰:

古者圣王明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1]

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诸侯之仪。[1]

古之用财不能均如此，然时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1]

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1]

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1]

《朝事》篇言《周礼》的时代为“古”，那么《周礼》当成书于何时呢?作为《大戴礼记》中的一篇，戴德整理写定《朝事》，不论其所据文本属于何时，即使他已去掉文本原来的背景交代，也不致影响其时代的大致方位。也就是说，至少在戴德所处的西汉，是将《周礼》的写定时代视为“古”的。

戴德言其“古”，与孔子言其“古”，二者并不矛盾。《孔子家语·执辔》叙述《周礼》“以六官总治”，孔子也称其时为“古”。《执辔》篇记曰:

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4]

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4]

在《执辔》篇中，孔子所论述的“以六官总治”，据孔子称乃是“古之御天下”的情形，孔子言其“古”，则此圣王之距离孔子时代可想而知。在孔子的表述中，“古者天子”因为以《周礼》制度而为政，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这个“数百年”很值得特别注意。《执辔》篇还有这样一句:“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4]似乎古代圣王应该为“五帝三王”，如此，我们就自然联想到文武周公，想到作为周公封国的鲁国的礼乐传统5，想到几乎成为鲁人口头禅的“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说法。

从《执辔》篇到《朝事》篇，其中都论述《周礼》的意义，都以《周礼》之时代为“古”。我们曾专门探讨《孔子家语·执辔》与《周礼》的关系，认为《执辔》编可以确凿证明《周礼》出于周公。6通过以上的研究，《朝事》篇实际又为《周礼》成书于周公之时添一新证。

第二，与《朝事》篇关涉《周礼》成书时代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是《周礼》在汉代的流传问题。

《周礼》作为职官制度的记载，它是一部性质特殊的典籍。它不像《仪礼》那样的仪节需要很多人关注与演习，也不似《礼记》一类的思想典籍需要人们研读思考。《周礼》作为国家制度设计，并不需要一般人研习阅读，它只为天子以及王公大臣所明所知即可，因此流传范围极为有限。不过，它可能通过孔子的论述与传播流传下来，进而影响至汉代。

孔子博学，又曾“适周问礼”。孔子所在的鲁国本来就文化积淀丰厚，有丰富的典籍守藏，时人甚至有“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的说法。尽管如此，孔子仍曾专程至周都洛邑考察学习。《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此行的收获:“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4]孔子思考最多的是“周之所以盛”的问题，十分关注和重视研究周公德业，《孔子家语》又说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4]孔子向当时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聃请教。司马贞《史记索隐》曰:“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5]孔子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4]，其中说不定就有对《周礼》的学习。

《周礼》是一部古籍，该书在汉代或者也一直在流行，未必像传统所说的出现很晚。汉代官方有不少图书收藏，虽经秦朝焚书，但民间的收藏依然存在。例如，孔安国叙述《孔子家语》源流时提到一个细节:“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其后被诛亡，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6]荀子所携“百余篇”传至汉代吕后时而散于民间，其中远不仅只有《孔子家语》。由此亦略可见古代典籍流传之复杂，不可简单视之!

关于《周礼》在汉代的流传，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中引马融《周官传》说该书一直收藏于秘府，因而“五家之儒莫得见焉”，但实际也未必如此，不仅司马迁《史记》有所引述，而且《周礼》立博士之前也应该有古文先师旧传。其实，如果《周礼》没有在民间流传，则《朝事》篇出于孔子议礼旧文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这样，《朝事》篇等（包括《礼记》）在汉代整理写定时，就使用汉代的通行语言，是容易理解的。

作为直接为汉代社会政治服务的《大戴礼记》（或《礼记》），不仅在文字上改为采用当时通行的用法，在内容表述、思想传递中，也特别注意与当时的现实政治环境保持一致与协调，例如社会上的纲纪观念、威权思想等等，更不用说尤其需要注重的时讳了。从以下两组文本的对比中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周礼》: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2]

《朝事》:天子之所以抚诸侯者，……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殷国。[1]

《周礼》: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2]

《朝事》:凡此五物者，每国别异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1]

两组文字，都把“王”改为“天子”，这当然与汉代的时势是一致的。在《大戴礼记》编撰的时期以及此前，中央与藩王关系紧张，西汉皇权不得不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致力于解决诸侯王坐大的问题。戴德改“王”为“天子”，很可能与之有关。其实，《大戴礼记》其他篇章也是如此，如《孔子家语》的《王言》篇，收入《大戴礼记》时篇名改为《主言》，正文亦随之更动。

在第一组中，不仅“王”改为“天子”，而且还有意地把“抚邦国诸侯”改为“抚诸侯”，去掉“邦国”。《朝事》篇还有“以同域国之礼”，显然来自《周礼·秋官·大行人》“以同邦国之礼”。此处改“邦”为“域”，与去掉“邦国”二字相同，皆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汉代人所作书籍，都会于此特别留意。一般情况下讳“邦”为“国”，这里改为“域”，不过是因原句“邦”“国”二字连言，此处只是技术上的灵活处理而已。

晚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之前，很少有人反对“周公作《周礼》”的传统观点。《周礼》记述的政权架构与职官制度，表现了经国济世的大思维、大手笔、大创制。而今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孔子时代以前，中国文化已经有数千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但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盛行，却几乎把中华文明“拦腰斩断”，于是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与中国古代文明息息相关的很多典籍变得可疑难信。《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也成了纠葛百年的学术公案。幸有地下文献材料问世，激活了许多相关的学术材料，不然《周礼》的可靠性问题可能永远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的那一天。

参考文献
[1]王聘珍，王文锦.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目录8，225-226，226-228，236-237，238，238-239，239，239，目录8，225，238-239，239，228-231，233，250-251，142，143，144-145，225，225，225，236，236，238-239，237，238.
[2]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605-1606，1608-1612，1615，2945-2951，2952，2952，2952-2953，2953，2970-2974，2974-2975，2945-2949，2982，3001-3005，3007，2420-2426，2636-2640，3095，2982，3007.
[3]黄怀信，孔德立，周海生.大戴礼记汇校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前言28，1264.
[4]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M].济南:齐鲁书社，2013:297，308，346，294，297，294，128，125，125.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40.
[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82.

注释
 
1 参见杨朝明撰写的《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周公》（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2 详参杨朝明撰写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收于其所著的《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第274至294页。
 
3 详参杨朝明、崔海鹰撰写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周礼〉的可靠性问题》（《济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 详参杨朝明撰写的《读〈孔子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年第4期）。
 
5 详参杨朝明撰写的《鲁国礼乐传统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 详参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第291至292页，杨朝明、崔海鹰撰写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周礼〉的可靠性问题》（《济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