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域下的‘家’概念之再认知”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于超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现代儒学》，第八辑

有关“家”这一概念的思考与讨论，是当代中国正在展开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论题。“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主题，也是面临中西文化交融的现代中国人，在世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根本。2019年底，孙向晨教授《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的出版，将“家”这一话题推至学术前沿，引起了相当广泛的重视。为了重新审视“家”在当今世界的哲学意义，2020年8月9日，“现代视域下的‘家’概念之再认知”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与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共同主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2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

在会议的主旨报告环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指出，谈论中国文化，不能回避“家”的问题，“家”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一种范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家”的理解，不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彰显的更是一种本体论。在今天，我们讲“回—家”并不是简单地回复或重现一种人类历史上的家庭组织，而是要在现代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路径，重新确立自己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和立场。在西方哲学中，我们其实很难找到“家”的概念。因此，重新面对“家”的问题，看似是对一个古老问题的回忆，其实意味着对于西方哲学主导的思想框架的重大突破。有了这种框架性突破，才会有一些根本性概念的重新呈现。

孙向晨教授进一步提出，重视“个体”自由、权利与尊严的现代思想是从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形成了一种“主体性”的哲学。现代文明在尊重人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人类共享的价值。然而，这种主体性哲学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孤独、冷漠、荒谬、虚无、道德相对主义等，这是“个体”消极面的呈现，这是现代性之病。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文化可以对现代个体的消极后果有所补救，对于“个体”的“缺失”有所补救。“亲亲”之家，除了在一种有限的范围内为“个体”的成长遮风挡雨之外，由“亲亲”而“孝悌”，由“孝悌”而“仁爱”，“家”在其中起到一个居间的作用，成为我们最初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成为我们道德伦理的诞生地，而且这样的一种理解就不会把世界看作一个荒凉的、匿名的、无情的世界，而是建立起一种温暖的群体感，建立起一种互助如春的世界，培养与世界的亲切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现代“家”的文化中植入现代性内容，以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方式来建构公正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制度，以此来制衡“亲亲”所带来的某种狭隘性，从而在现代社会中为陌生人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环境。

本次会议围绕“‘家’概念之再认知”这一主题，与会学者从多角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在现代视域下讨论“家”这一论题的意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指出，近年来，研究西哲出身的学者进军中哲领地，似已构成中国哲学界的常态化趋势，这一现象表明跨越中西哲学的研究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这种跨中西哲学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某种新视野、新观念，给中国哲学界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和广泛的。我们已不必再为什么是“中国哲学”或什么是“西方哲学”的问题自我纠结，也不必再为“中国的”或“西方的”学术领地打造一道不可逾越的人为藩篱，哲学既是一种地域性知识，同时也应当是属于人类的全球性普遍知识。《论家》一书便是跨中西哲学研究，打通中西古今之争的壁垒的一次新尝试。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指出，近代以来的运动和思潮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传统家庭的合理性。传统的家庭观念，无论在古今，其实也是充满着温情的。《论家》这本书对“家”这一问题的关注，它的问题意识不仅有历史感，而且有深厚的当下情怀。这本书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是在开放视域下，在现代意义下，关于“家”的重要哲学论述，其带来的启发性和对思想的推进是多方面的，值得从事哲学的我们进一步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指出，我们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时，往往过于强调中西之别，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实际上，在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背后，一样能找到人类共通的东西，我们要以公共性情怀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要具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普遍性意识。《论家》一书打破了中西哲学的界限，直接面对哲学问题，把“家”从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实在、社会学概念上升为一个哲学概念，并成功地做出了论证，进而可以回应时代的精神与时代的问题。

从哲学的视角出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泉教授指出，《论家》一书的写作有明晰的现实感。作者既揭示了西方文化和现代性的双层结构，又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世界的双层结构/淆乱。中国人生活的现代话语后面有着西方文化的根源，但我们依然有着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情感模式、核心观念，对于“天地君（国）亲师”有着自己的情感与理解。这样的“表里”两分，可以视为《论家》一书进行理论分析的立足点，进而构建一套“家哲学”。“双重本体”的确立，使得现代性的“个体”与传统的“亲亲”不但可以兼容，而且可以互参。由此既可以避免“中体西用”蕴含的复古趋向，又不同于“西体中用”可能导致的西化论解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杨泽波教授指出，《论家》这本书对近百年来存在的对于“家”的否定态度做了一个彻底的反击。对与“家”相关的“亲亲”这一话题，杨泽波教授进一步点明，人们对于道德的那种“亲亲”的情感，真正的哲学基础在哪里，这是学者特别需要关心的内容。而“自然生长倾向”就应该是“亲亲”最根本的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指出，《论家》一书的“厚”度在于，其中西的对话融通是以中西之别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中西甚至古今的消弭为代价的。因而在其文化宇宙意识中，既可以安置古希腊的四枢德—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又有基督教的三圣德—信、望、爱，而儒家德行孝为先的德行体系更有自己的位置。以中国的政教经验与个人生存经验为出发点，绕道西方，回归中国古典，这一跨越文明之间、超越历史古今纪元的理论旅行并没有将整个思想世界压缩为中国古典儒学，而是在综摄古今中西资源的基础上各有攸归。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认为《论家》这本书特别论述了“家的本体论意义”。所谓本体论意义，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由之出发并回归于它的东西—家就是在前反思意义上、人之存在自然而然的原初出发点，并经由存在的展开，返回于家之中。如此返回之家，是双重意义的，即一是从家庭（family）到家园（home），一是从旧家（old family）到新家（new family）。

简言之，家的本体论意义体现为对家的专题化反思成为家的展开本身，即对家的思就是亲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指出，《论家》出入古今中西，由此也带来了问题的复杂性，其中便表现为“家”的古今中西之辩。就“中”而言，家至少呈现为从大夫之家到家族之家到现代核心家庭之家的变迁。我们对生生的生存论现象学分析是否也是基于我们此时此地的现象经验，却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家庭”经验？另一方面，家在西方也有古今之别，与梅因所讲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相应的古今之变。另外，即便黑格尔、莱维纳斯重视家，他们对家的经验是否不同于中国的家经验？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认为《论家》这本书切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与伦理的两个主题，即“个体”与“亲亲”：“亲亲”是西周以降中华文明的老传统，个体性原则源自近代西方文明。陈乔见教授重点关注书中“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这一话题，他认为我们不能说儒家传统仅具有道德自主性的个体观念，但却没有权利性的个体观念。就此问题而言，应该用“多”“少”来代替“有”“无”来刻画，儒家传统中无疑具有个体权利观念，只是多少的问题。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李志春老师指出，似乎我们更需要讨论的，不是作为中国传统组织形式的“家”在当下可见的“人—人”世界中的作用，而是要能应对技术—机械—智能—人之共构体的“新型”之“家”，或者应该叫“家园”如何可能。

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理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徐洪兴教授指出，《论家》这本书中用“生生”把“向死存在”代换出“向生而在”是极妙的想法。如此可以小心而聪明地回避了另一个大文明系统关于存在论的那套理论框架，如印度文化传统的“向死而生”，禅宗的“担水劈柴”“见山见水”，唯识所谓“阿赖耶识”的“种子”，都是那个存在的担保，本质上与西方文化无异，都讲“两个世界”。但中国文化讲的是“一个世界”，宋明理学之所以能胜出也在这点上，张载的“存顺没宁”、明道的“万物一体”、阳明的“此心光明”等，都有这层意思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贡华南教授认为宋儒重建东方世界的思路或可作为参考。张载在《西铭》中自觉构建了一个中国的“极乐世界”。他的方法是先建宇宙大家，再建小家。可以说，《西铭》所构建出来的是伦理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与人打交道是真实的、实在的，与物打交道也是真实的、实在的，我们孝顺父母、过日常生活都可以获得终极满足。这个世界中的物乃是我们每天都交往的朋友（物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讨论了儒家对“家”的理解，指出儒家可能并没有将家庭作为情感的养育场所，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对儒家而言，在家庭中更强调夫妇、父子之义，而不是情。这也是近代文学作品中揭示家庭中父子的冷漠与隔阂的原因。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郭晓东教授指出，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合二姓之好而有夫妇，有夫妇才有父子，于是就有了“家”；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就有“资于事父以事君”，于是从家庭生活就衍生了政治生活；进而扩而充之，乾为父，坤为母，于是普天之下，本为一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于是从家庭生活就衍生了天下的关怀，衍生了对天地万物的关切。可见，对中国文化来讲，国是一个大家，天下也是一个大家。离开家，中国文化对伦理的思考、对政治的思考、对宇宙的思考，都失去了立足点。就此而言，把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这可以说是相当有洞见的。同济大学哲学系的曾亦教授进一步指出，《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与治国、平天下，都是学者们经常谈到了，而唯独齐家，却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传统的家庭里面，亲亲、尊尊是并重的，它们是传统社会中宗法理论与服术理论的两大支柱。我们如今有必要重新重视传统家庭里尊尊的价值，同时，家庭也可以作为现代伦理价值的培养场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认为《论家》中“儒家是通过‘家’”来超越自我的想法非常具有启发性。同时，白彤东教授指出，中国传统中庄子、魏晋玄学有很多关于“个体”的内容，法家要把大家庭打散，也都有一种“个体”的观念。一种弱的“个体”观念在中国传统中是有的，而不是西方独有，不一定只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个体”才能有权利观念。同济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回顾了中晚明以降的中国思想史对“个体”与“亲亲”的哲学论述，认为王阳明与梁漱溟的思想都与“个体”与“亲亲”这两个关键词密切相关。陈畅教授指出，中国思想、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构造方式；包括梁漱溟在内的阳明学派思想家，并没有提出如何从这种“个体”出发构造公共社会的理想途径。而《论家》一书在主题上与此密切相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发展契机，接续中国思想传统，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哲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才清华教授认为，立足于“家”来思考、构建哲学问题可以开创出对传统思想新的理解和阐释。这种理论层面的思考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如何解决，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同时，中国传统中道家对“个体”的理解是值得详细梳理的，相对于儒家而言，道家的关注会比较特别，对不同个体的包容度更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朱璐教授进一步指出，现今讨论“家”的问题正逢其时，更确切地说，是“论家”的时代来了，以“双重本体”审视中西文化，重新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诠释点，以家为本体，开启和重新梳理汉语哲学的契机到了。

会议最后，孙向晨教授做了总结，家是我们去感受世界的温暖，去感受世界的可靠，去信任世界的最根本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依然要发挥这种“亲亲”的力量，这种“家”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也才能够有一个“健全个体”的成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依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贡献于现代世界。同时，“亲亲”能够发展出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文化，一种温暖世界的文化。中国文化传统讲天地是父母，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这样一种文化的发展对于现代人类依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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