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激发我去理解中国哲学中神秘体验的向度”

作者：张祥龙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八月廿三日庚辰

          耶稣2021年9月29日

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出版约850种。这套丛书在中国学界具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学术建设工程，并已成为世界学术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

译事甘苦处，译者寸心知。我们特设此专栏，每辑采访一位“汉译名著”的译者，请他们谈谈从事学术翻译的求索和体悟。

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蜚声学界的张祥龙，认为在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中，纵然学习和谈论过再多的哲理思想，但总是感觉到“意犹未尽”，直到他“遇到”了比利时神秘体验论（神秘主义），以及它的代表人物吕斯布鲁克及其经典著作《精神的婚恋》。“翻译这本书（《精神的婚恋》）在我学术生涯中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现象学也好，中国哲学也好，我别的东西都学了很多，讲了很多，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未尽在哪？就是最终极最原发的那个东西，没有讲出来。从现象学和中国哲学里，我所体验的那些思想，还是没有点到这个‘睛’。”张祥龙说，这本书的翻译让他受益不少，“起码是跟我追求的学术理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呼应起来了，它激发我去理解中国哲学中神秘体验的向度。”

1992年9月，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辞世，作为私淑弟子的张祥龙写下《我与贺麟先生的师生缘》一文，深情纪念自己的这位哲学启蒙导师。上世纪70年代中期，青年时代的张祥龙跟随贺麟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这本给他带来深刻个人体会的著作，成为他哲学启蒙之书。而当年读《伦理学》获得的神秘体验，在20多年后读吕斯布鲁克的著作时不期然地再次相遇。“当年我读《伦理学》时就有这种神秘体验的维度，虽然它在表达上非常理性，但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人对神的爱。有人认为它是完全理性化的，是斯多亚主义的现代版，但我读出来的斯宾诺莎，那种人对神的爱不是抽象的，所以我接触到吕斯布鲁克的时候，就有所感应。”

1997年，张祥龙受北大哲学系委派去比利时进行学术交流。同行的学者中，有人去了鲁汶大学，他去了安特卫普大学的吕斯布鲁克研究所，这成为开启他认识吕斯布鲁克的一个契机。虽然鲁汶大学的名气大些，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性格，以及后来他和吕斯布鲁克的著作结缘，以此了解西方整个基督教神秘体验论的特征，去安特卫普倒是更为合适。在安特卫普，张祥龙深入地研习了吕斯布鲁克其人其著作，研究所还派了他们最好的专家、国际知名的研究神秘体验论（国内翻译成神秘主义）学者莫马子教授专门来辅导他。莫马子是个很有意思的人，非常热情，经常请张祥龙去他家喝葡萄酒，说研究神秘主义，就是要喝酒，这样精神上才能体会到一种沉醉，进入神秘体验的境界。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之一，而神秘主义/神秘体验论实际上是基督教真正的源头。张祥龙认为，其实全世界人类群体的开创者们都可能有过神秘体验，但是基督教的神秘体验论，特点是强调人神之爱，也就是神对人的爱和人对神的爱，尤其是人对神的爱，如何经验到，如何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从12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就出现一股爱的神秘体验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宗教学说只是其外在形式，其实质是人与神之间精神上的内在交融。时风所及，不仅仅在比利时，包括现在的荷兰、甚至德国法国的一些地方，整个这些低地国家，还出现过beguines（女自修士）的运动。吕斯布鲁克研究所所长德·巴赫知识渊博，人也特别好，经常带他去参观这个流派的一些历史遗迹，还向他展示相关的藏书手稿，其中有些是中世纪甚至更早些的羊皮纸手抄本，非常珍贵。理论的阅读，感性的游历、参观，所有这些，让张祥龙对神秘体验运动有了一种现场经历。

基督教神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理解基督教或基督教神学，除了其（尽量）理性化和体系化的学说以外，还有它们所源出的终极体验，否则，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残缺的，大而言之，对西方文明的精神的领会也是不全面的。出于这种考虑，张祥龙决定把他在安特卫普大学学习接触到的西方神秘体验论介绍给国内学界，这一来，自然要从吕斯布鲁克的著作——尤其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的婚恋》——着手。“洋务运动以后我们引入西方思潮，主要介绍科学技术，当然后来也涉及到文化、宗教和哲学。但在引入基督教的时候，基本上是从唯名论、唯实论这些主流学说切入，其实像奥古斯丁，他本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秘体验论者，他接受的是普罗提诺，如果不懂神秘体验，就没法从根本处理解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

为此，张祥龙后来曾邀请几位比利时的有关学者来北大访问交流，他当时还计划组织翻译一批神秘体验论的著作，初步列好了二三十本书目，他的规划，是将这个系列做成一个体系，不光是基督教的，东方的神秘体验论方面的书也可以收进来。好几家知名的出版社对这套书很看好，纷纷向他表示合作意向。但这个计划终未能圆满完成。

张祥龙列出的书目里，有好几本是吕斯布鲁克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本后来收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精神的婚恋》。“这本书全世界有很多译本，有的语种，比如说英译本，就有好几种。中国学术界介绍得比较晚，所以我就有这个心思，既然没法系统地介绍，作为单本翻译，我想还是有可能的，将来有出版社愿意出，就更好。但是因为当时很忙，就把这事放下了。”

新的契机是，2011年，张祥龙有机会再度访问安特卫普大学，和第一次去的时候吕斯布鲁克研究所冷冷清清不同，这次他发现西方一些大学对神秘体验论很感兴趣，不少学者来此访问交流，其中包括来自哈佛、牛津这些一流大学的中青年学者。这次，张祥龙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将《精神的婚恋》翻译出来。这期间，跟德·巴赫的接触特别多，翻译一遇到疑难就请教担任《吕斯布鲁克全集》主编的这位学者，德·巴赫也特别乐于答疑解惑。几个月后，张祥龙带着已翻译大半的译稿回国，很快又将剩余的部分译完了。后来商务印书馆表示愿意出版，直接将这本填补领域空白的译著收入汉译名著系列。

书出版时，张祥龙写了一篇八千多字的长序，还附录了两篇自己关于吕斯布鲁克的论文，并在文后做了索引。“我这是受贺先生影响，就是说你翻译一本读者还不太熟悉的书，尤其是学术经典，就要尽量让读者读得懂。贺先生特别主张在书前面要加一个有说明力的序。贺先生介绍斯宾诺莎、黑格尔，同时写一些论文（他最先为斯宾诺莎《伦理学》写的序，因非学术原因无法发表），讨论他们的思想，这样读者读斯宾诺莎著作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一些。”这也成为此后张祥龙的翻译风格。翻译要理解在先，你不理解作者的思想、背景，即便是翻译准确了也不会很传神。从他个人的经历来说，不光是要弄清楚概念和术语，而是更进一步，对于作者思想的神髓有一种理性的，甚至是情感上的感应，深入到它所处的情境中去。

翻译吕斯布鲁克，张祥龙期待能够对中国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起码让读者知道西方文明中还有这么一块。张祥龙在序言中也谈到，当年翻译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跟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体验的经验相互对比，相互引发，中国这方面资源其实很丰富，但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往往忽略这一要害。道家中，像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终极性神秘体验。庄子更是如此，《逍遥游》一开篇，实际上是隐喻一个人的精神升华到一种自由的境界，把小我都忘了，和一种更高的力量合为一体。至于儒家，有时候一谈儒家的神秘体验，就说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这毫无疑问是他的神秘体验。但实际上孔子也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对音乐的爱，也是一种神秘体验。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周敦颐讲“孔颜之乐”，启发了二程，不过这种神秘体验的维度较多地被心学派继承下来。“跟西方相互印证，我们的研究能多一个维度，可能会更有意思。”张祥龙说。

20世纪以来，中国译介西方著作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是改革开放以后。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二个高潮的延续期。但时代不同，翻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也即翻译和时代思潮紧密相关。张祥龙拿上世纪初著名的《天演论》为例。“实际上严复的翻译很不严格，几乎算不上真正的翻译，只是一种选译，再加进大量自己的看法，而且他的看法与作者赫胥黎的思想还有矛盾，他接受的更多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而赫胥黎恰恰是认为社会演化不能光靠争强斗智的力量。”这本书的原名叫Evolution and Ethics（演化与伦理学），赫胥黎认为，人类的进化有其独特性，伦理是进化中重要的因素。严复推崇物竞天择，把自然界生物进化论的理论想当然地套到人类身上，根本没有考虑伦理的和长程时间的因素。其时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积贫积弱，正在寻求应对的捷径，虽然严复的翻译非常主观、片面，但这一口号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风潮，所以译本一出来，无论左派右派，全国上下一致叫好，觉得茅塞顿开。“很少有译著能产生这么大的历史影响。”在张祥龙看来，《天演论》是幸运的（尽管其后果中隐藏着不幸）。当然，也不光是《天演论》，后来很多的译著，对我们的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波译介高潮走的全盘西化路线，第二波一开始也是全盘西化，但时代更迭，现在已经大为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张祥龙在北大读书，当时的翻译和介绍完全以西方为范式。1992年，他从美国博士毕业进北大教书，开设的海德格尔课和现象学课特别受欢迎，但张祥龙的研究视角是中西比较，当他讲到中国哲学时，学生们有的很反感，甚至跟他争论。这几年，一些当年的学生对他说：真后悔当年没能好好听您的课。

而眼下，对译者，除了文字语言水平，对作者背景的了解，理解的深入，还有对译者学养上以及思想见地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年，他的朋友、同事中开始以融通中西的思路在翻译、介绍和阐发，比如倪梁康将胡塞尔研究和王阳明心学结合起来，韩林合搞分析哲学，同时还研究庄子。“我能看到这个时代潮流变化，感到很欣慰，这也恰恰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张祥龙一直主张，不能以西方的学术范式为唯一标准，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东西方文明和思想。和西方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现在也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但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谁高谁低，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我们有自己的范式，怎么能用西方的范式来衡量全世界所有的学说？应该以一种平等互补的思路来引进，所以说不仅是翻译过来就行了，还要让中国人懂，能让中国人产生某种感应。“就像当年玄奘翻译的《心经》，真是译得好，既准确，语言又美。”张祥龙补充说。

前些年，退休后的张祥龙先后在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教学，这两年因为身体有恙，他回掉了一些大学的邀请。他说自己“思路总是不老实”，希望能闭门在家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除了专业阅读，张祥龙平时还特别爱看俄罗斯和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最近这十几年他一直订阅《环球科学》杂志，对人工智能、量子力学这些领域的话题都很感兴趣，并为此耗去不少精力。“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哲学对我来讲，不是一个体系的东西，而是要有内在的趣味，有新东西，而且是一种根本性的开启性的东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