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姿态和朱熹地位的上升：陈朱书信中的“抱膝”和《抱膝吟》

作者：黎江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

来源：《朱子学与朱子后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6月

朱熹（1130-1200）和陈亮（1143-1194）两位南宋儒者之间的通信和辩论在学界已经有过较为充分的研究。[1]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重构在陈朱通信中的一个琐碎但却重要的插曲——陈亮曾经请求朱熹为他作《抱膝吟》两首，但是朱熹始终没有将此诗完成。相比于陈朱在思想上的交锋，虽然此事看似意义不大，但它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社交和修辞的因素如何影响了辩论本身以及牵涉其中的观点。

在开始正式的讨论之前，作为讨论展开的背景，我需要在此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陈朱通信在当时学者群体中公开流传的问题，现代学术对这一点的强调似乎尚有不足。实际上，不论是陈亮还是朱熹应该都对这一点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辩论，乃至通信，是在一个相对公共的空间里进行的。更为具体地说，这个公共空间是指一个学者社群。田浩（Hoyt C.Tillman）将这一社群归纳为一种“fellowship”。[2]换言之，朱熹和陈亮并不仅仅是在说服对方，他们也在争取在这一个（或者多个）学者社群中的其他学者。这种清楚的认识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文字中得到证实。淳熙十二年（1185）秋，辩论进行到了高潮。在送出给朱熹的回信之后，陈亮又给他的好友陈傅良（1141-1203）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重申了自己对朱熹意见的反驳并且责怪陈傅良不信任自己。这封信写道：“更录元晦答书与亮前日再与渠书，更为详复一看，莫更伸理前说？若其论终不契，自此可以一笔勾断矣。”。[3]据此，陈亮很明显不是第一次将自己和朱熹的书信送与陈傅良阅览。陈亮不仅誊录了自己的书信，还转录了朱熹的书信。这一举动或可以说明在当时学者们约定俗成地允许转录书信与他人。陈亮甚至在未得到朱熹许可的情况下，也将朱熹的书信转录与其他学者。与此同时，朱熹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淳熙十二年晚春，在将反驳陈亮的书信送出后，朱熹给浙东学者、已故吕祖谦（1137-1181）的弟弟吕祖俭写了一封信，并将给陈亮的回信也附在其中。[4]在相对公开的书信流传的情况下，陈、朱是如何改变和运用自己的社交姿态来达到说服的目的的？我想这是《抱膝吟》可以帮助我们说明的问题之一。

第二个问题关乎朱熹文集的版本。通常认为，朱熹文集更为通行的版本是由朱熹的季子朱在编写的，已知的最早版本则少被用于研究陈朱通信的研究。鉴于这一更早版本的编纂时间，将其称为“淳熙—绍熙本”似乎更为妥帖。[5]朱在所编版本能够流行是有原因的。该本是在朱熹身后最终编排和确定的版本，[6]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朱熹一生的总结乃至朱熹本人的遗志。然而，淳熙—绍熙本则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因为这一版本成书于朱熹尚且在世的时候。尽管该本很有可能是当时的“盗版书”，学者们仍然强调其对校对和补充现在通行文集的价值。关于陈朱通信，郭齐和尹波曾指出该本中有朱熹在淳熙十一、十二年给陈亮的回信，而这些书信不存于通行本中。[7]这些补充性的部分之后也被收入了《全宋文》。[8]但是，现有的研究尚未给予这些“新”材料以充分的历史学和文学方面的解释。本文试图利用这些材料的一部分，就《抱膝吟》一事做一些诠释，希望能有助于对于陈亮和朱熹的研究。

陈朱之辩前陈亮对诸葛亮的评价

《抱膝吟》一事与陈、朱对诸葛亮的评价密切相关。陈、朱讨论的“抱膝”一词大抵是从诸葛亮的习惯而来，因为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9]故而，在叙述这一事件之前，我将在此简略讨论陈、朱在辩论前对诸葛亮的看法。

陈亮在其著作中持续地表达出对诸葛亮的称许。在他十八岁时，陈亮作《酌古论》。其中，他将诸葛亮和与其同时的司马懿（179-251）做了对比：

故仲达以奸，孔明以忠；仲达以私，孔明以公；仲达以残，孔明以仁；仲达以诈，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达之气已沮矣。[10]

如田浩言，陈亮这里的侧重不是在于贬低谋略或诡计，而是在于，诸葛亮尽管精通谋略，但却选择了道德和自律而非诡计来达到战胜司马懿的目的。[11]除此之外，陈亮将两个如此不同的人物并置，使得他们之间的区别最大化。诸葛亮被描绘成了一个具有圣人气质的人物，而司马懿，作为诸葛亮的邪恶对手，成为了诸葛亮完美道德的衬托。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陈亮反驳了一些同时代的学者们。他们将张良（公元前250-185）、贾谊（公元前200-168）、诸葛亮和魏征（580-643）作为与儒家道统相对的异端。为了表明他的不同意见，陈亮写道：

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使圣人之道未散，而六经之学尚明；极其天资目力之所至，伏而读其书，以与一世共之，当掩后世之名臣而夺之气，而与三代之贤比隆矣。子房孔明盖庶几乎此者也。[12]

这里，陈亮似乎意在强调“圣人之道”在诸葛亮等人的时代已经散失，而不是去纠结诸葛亮等人思想中的“异端”成分。借此，文章的重点变成了张良和诸葛亮所具有的成为圣人的潜力。陈亮并不觉得他们没有向学之心。缺乏被正确解释的六经之学是摆在诸葛亮等人面前最大的困难。总之，陈亮的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基本上是他对诸葛亮的敬仰和回护。

陈朱之辩前后朱熹对诸葛亮的评价

与陈亮相比，朱熹对诸葛亮的评价则更加复杂。大约在陈朱通信七年之前的淳熙二年（1175），《近思录》由吕祖谦和朱熹共同编纂完成。这本着作至少可以代表当时吕祖谦和朱熹共同认可的一些观点。其中，有三段是从程颐（1033-1107）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关于诸葛亮的文字。表示赞许的两段是“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和“孔明庶几礼乐”。第三段则对诸葛亮颇有微词：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13]

吕祖谦和朱熹将关于诸葛亮的文字放在了《总论圣贤》一章。相比于儒学造诣，诸葛亮更以他的政治和军事成就知名。此章中其他圣贤则与他相反。因而，田浩指出这可能是含蓄地将诸葛亮提升至“儒将”的地位。[14]在此，吕、朱对诸葛亮的批评主要在于其“道”，且反映在诸葛亮对刘璋采取的军事行动。吕、朱对“义”的容忍限度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对他们来说，攻取刘璋是不义的，且于“道”不合。然而，接管刘琮的势力则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曹操在当时即将吞并刘琮，而他是一个更加不义的势力。所以，吕、朱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诸葛亮对“义”的界限的跨越。

朱熹在其晚年，也许是在淳熙十五年（1188）之后，[15]似乎修改了他对诸葛亮的批评。根据《朱子语类》的记载，他说道：

初间教先主杀刘璋，先主不从。到后来先主见事势迫，也打不过，便从他计。要知不当恁地行计杀了他。若明大义，声罪致讨，不患不服。看刘璋欲从先主之招，倾城人民愿留之。那时郡国久长，能得人心如此。[16]

在此，朱熹认为刘璋是一个得民心的州牧。与此前的观点相比，朱熹似乎拓展了“义”的界限。只要声明刘璋的罪过和己方的“义”，刘备和诸葛亮是可以攻取刘璋的。只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通过提供更为正确的路径，朱熹似乎在这两段文字中都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惋惜。综上所述，朱熹似乎对诸葛亮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承认诸葛亮有“王佐之心”和“儒者气象”，但在另外一方面否认诸葛亮已经获得了圣贤之道。

尽管如此，在与陈亮辩论之前和之后，朱熹对诸葛亮是抱有相当的敬意的。在淳熙七年（1180），与陈亮开始通信的两年前，朱熹捐出了部分俸禄来修复庐山之上的卧龙庵，并且绘制了诸葛亮的画像置于庵中。[17]此外，他还赋诗一首以描绘他与诸葛亮的“神交”。以下是此诗的节选：

英姿俨绘事，凛若九原[18]作。寒藻荐芳馨，飞泉奉明酌。公来识此意，顾歩惨不乐。抱膝一长吟，神交付冥漠。[19]

节选的开头是在形容朱熹所绘的诸葛亮画像。画像栩栩如生，好似诸葛亮从阴间复生。下一联描绘了修缮一新的卧龙庵。“寒藻”和“飞泉”被拟人化了，好似它们在自主地供奉诸葛亮。紧接着这一联，朱熹想象诸葛亮在“顾歩”并且“不乐”。但是我并不清楚朱熹在此的用意。它可以是诸葛亮“不乐”朱熹的修缮，抑或是其它。如果这是指朱熹的修缮，那么此处可能是指朱熹谨慎而用心的修缮并不符合诸葛亮质朴的性格，因为诸葛亮是一个“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20]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联转而描写朱熹自己。消解这种“不乐”的方法是模仿诸葛亮的“抱膝长吟”。也许，通过这样的姿态，朱熹可以真正地与诸葛亮“神交”。尽管我们无法揣测朱熹的真实意图，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朱熹展示了他对供奉诸葛亮的意愿，并认为诸葛亮是值得尊敬的。其二，他也愿意想象自己可以通过“抱膝长吟”与诸葛亮“神交”。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后者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陈朱通信中的《抱膝吟》。

陈朱通信中的《抱膝吟》

“抱膝”和《抱膝吟》在陈、朱的通信和辩论中成为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枝节问题。在他们共同的好友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和陈亮这两位素未谋面的学者方才见面。淳熙九年（1182），他们一同游览了衢州和婺州，历时超过十天。这使得他们建立了私人的友谊。[21]在此之后，陈、朱开始通信。陈亮不仅在第一封信中表达了朱熹是他唯一可以“赖以强人意”的朋友，而且将他儿子出生的消息告知了朱熹。与此同时，因为自己相对于朱熹更低的社会地位，陈亮在信中表现得十分谦恭。他写道：“小下何足上劳尊念,愧感无已”。[22]尽管如此，陈亮始终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小心地宣示着自己对当时儒者的不满。他写道：

度外之功，岂可以论说而致？百世之法，岂可以辏合而行乎……若只欲安坐而感动之，向来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鬬饤而发施之，后来诸君子无乃又失之碎乎。论理论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23]

此段文字的重点在于攻击当时的一些儒者缺乏实际的行动和更大的图景，而仅仅坐而论道。尽管陈亮没有说明哪些人是他所批评的儒者，但他的目标在此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朱熹似乎将“抱膝”用来明确自己与陈亮的不同。在回信中，朱熹写道：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颇可观，尚未竟，少俟断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长啸人不读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24]

作为一个设计精巧的回驳，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社群和私交层面上切断陈亮与已故的吕祖谦的联系。这段文字先是夸奖吕祖谦未完之作，但紧接着表示陈亮恐怕不是读这类书的人。因此，这段话可能会造成陈、吕之间隔阂不浅的印象。陈亮当然不会同意。他曾写过《祭吕东莱文》[25]祭奠自己与吕祖谦深厚的交情和思想共鸣，甚至以伯牙的故事对此加以类比。这也是为什么陈亮会在后来的通信中强调“伯恭晚岁于亮尤好”[26]的原因之一。

第二层意思在于明确朱熹自己的社群与陈亮的截然不同。“抱膝长啸”和“俗生鄙儒”的对比在表面上贬低朱熹和吕祖谦，抬高陈亮，但却在将己方阵营和他方阵营划分得清清楚楚。“俗生鄙儒”不仅是指吕祖谦，也是指朱熹和他的门人。这是因为朱熹是《古易》的最终编排和发行者，而他的门人也当然与他共享一些思想上的旨趣。这段话严格来讲是在努力将陈亮从朱熹乃至吕祖谦的社群中“异化”（alienate）出去。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借以“异化”陈亮的工具是“抱膝长啸”，尽管大约在两年之前他也曾经“抱膝长啸”过。

这一主题继续在后续的通信中困扰着陈亮和朱熹。淳熙十一年（1184）春，有人指控陈亮在一场乡宴上毒杀邻桌的一位宾客。陈亮因此入狱。[27]在当年夏天陈亮出狱时，朱熹写了另一封信。这封信不仅意在问候，也试图劝诫。在结尾处，朱熹告诫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28]一方面，这封信触怒了陈亮，以至于他在回信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陈亮仍小心地维护着他与朱熹之间的关系。

淳熙十二年春，陈亮在一封反驳朱熹的信中，将自己正在整治园圃的消息知会朱熹。他给自己新建的三座亭子取名“抱膝”，并且已经邀请叶适（1150-1223）和陈傅良（1141-1203）两位好友作《抱膝吟》。在信中，他请求朱熹也作《抱膝吟》两首。陈亮写道：

叶正则为作《抱膝吟》二首，[29]君举作一首，[30]词语甚工，然犹说长说短，说人说我，未能尽畅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梦，周公且不能学得，何必一一说到孔明哉！亮又自不会吟得，使此耿耿者无以自发。秘书高情杰句横出一世，为亮[31]作两吟：其一为和平之音，其一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适，亦如常对晤也。去仆已别赍五日粮，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万便为一作。至恳至恳……亮并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剧惶恐。纳纸六幅，恐不中则书室自斥写之良妙。胸中所怀千万，而一见终未可期。[32]

在此，陈亮并不完全满意叶适和陈傅良的创作。在称许他们的“词语”之后，陈亮强调他们二人并不能完满地表达“抱膝”的意思。这似乎是由于叶适和陈傅良的抱怨太多，并不符合“抱膝”潇洒的本意。那么，叶适和陈傅良究竟写了什么？这里我以陈傅良《抱膝吟》为例略作说明。以下是该诗的节选：

读书果何罪，须髪又半白。此意太劳劳，此身长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门更何适。[33]

节选的第一、二联是在感叹“读书”之辛劳与诗人年华的流逝。然而，诸葛亮的“抱膝”带有一种“从容”的气质。“劳意”的“读书”与“从容”的抱膝之间有着天然的张力。因此，这给诗人造成了一种困境，以至于他有“出门更何适”之感。

那为何陈亮会说“周公且不能学得”呢？我的推测是这与当时儒者的关怀有关。在韩愈（768-824）的推崇之后，周公成为儒家道统的重要一环。[34]据余英时的观察，回到“三代”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潮流和政治追求。借此，士大夫们希望获得参与治理帝国的权力。宋儒接受并发展了韩愈的道统，对道统谱系中的人物有所增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一部分希望实践“道”，并以此影响政治。[35]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比较政治的解读，陈傅良“此身长抑抑”的原因则可能是他的“读书”并不能转化为他所期待的政治地位的回报。陈亮的抱怨则可以理解为陈傅良的壮志未酬并不能贴合抱膝的“从容”。

换言之，陈亮希望朱熹创作的《抱膝吟》不仅有其名，也得有其实。朱熹对此完整的回信存于淳熙-绍熙本中。其中，他写道：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窃恐此正是病根，与平日议论同一关键也。所需恶札一一纳去，但抱膝诗以数日修整破屋。扶倾补败，丛冗细碎，不胜其劳。无长者台池之胜而有其扰，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数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却为作，附便以往也。[36]

这段第一句中的引文源自晏殊（991-1055）的两句诗。朱熹在此引用这两句诗的原因是陈亮在前一封信中谈及自己对园圃的整治时，说道：“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乎？”[37]在这两句诗的背后，有一则轶事，见载于《青箱杂记》：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有这景致也无?”[38]

在这一则故事中，晏殊低看李庆孙所作《富贵曲》。他认为“气象”更能够表达富贵的含义，而不是实体的物件。陈亮的疑问则在于是否只有富贵者才能享有这样的氛围，并借此合理化他自己对园圃的整治，因为陈亮自己既不富也不贵。朱熹通过两方面反驳了陈亮的质疑。第一方面是源自《论语》中“沂水舞雩”。因为这与本文关系有限，在此按下不表。第二方面则是诸葛亮的“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富贵的气象自然与诸葛亮的质朴显得不甚搭配。更为严重的是，朱熹在此质疑了陈亮对诸葛亮的理解，并将这作为陈亮“病根”的反映。在朱熹看来，陈亮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倾向使得他将富贵与“抱膝长啸”等同，而这正与陈、朱的辩论“同一关键”。如田浩言，“从争论一开始，朱熹就明确声称道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按照他的看法，后代英主的政治功业无法表明个人仁义或天理之正，此1500年间的学者皆以成败论是非。”[39]换言之，朱熹在此是借富贵和抱膝之间的矛盾来攻击陈亮强调功利而非“道”的倾向。回信中剩余的部分也值得我们的注意。朱熹将自己的“修整破屋”与陈亮的精美的园圃作比，把自己的修整视作“扶倾补败”但同样耗时耗力，并借此推迟了《抱膝吟》的创作。

针对朱熹的批评，陈亮是如此回复的：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当时论者以为“贫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贫，疑此景之可致，故以为“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而来谕便谓“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长啸底气象。”如此则咳嗽亦不可矣。[40]

陈亮觉得当时人已经认为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气象”上的差异是无法被弥补的。紧接着，他试图澄清自己用这两句诗的意图——表明自己穷困的现状，而这种景致是自己无法企及的，所以只是“富贵者之事业”。除此之外，陈亮似乎也无法理解朱熹为何要揪着这一点小细节不放。

朱熹很快给陈亮回了信，写道：

《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论未定下，恐未必能发明贤者之用心，又成虚设。若于此不疑，则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韵、无音律底好诗，自不须更作也。如何如何？[41]

朱熹在写这封信时，他与陈亮之间的辩论已经到了高潮。我所引用的这段仅仅是朱熹长篇回信中的一段。这篇长回信主要是和陈亮争辩三代和汉唐的评价问题。在如此的背景下，朱熹此处的措辞便迎刃而解。他认为由于自己与陈亮在思想上的冲突，这两首诗不写也罢。如果陈亮强迫自己完成《抱膝吟》，那么这两首诗不会和陈亮在思想上有什么共鸣。尽管朱熹礼貌地回绝了陈亮，但是根据信的上下文，他与陈亮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的举动是十分明显的。

在此之后，陈、朱之间还有数封关于《抱膝吟》的通信。不过，正如叶寘在《爱日斋丛抄》中的记载：“自淳熙乙巳（1185）有请，迨绍熙癸丑（1195）几十年，讫不许。”[42]

如果我们将“抱膝”和《抱膝吟》一事置于陈、朱的思想变化和学者社群中去考虑，或许收获会更大。叙事的重点也因此需要放在朱熹身上，因为陈亮对诸葛亮的态度在前后是比较一致的。尽管朱熹对诸葛亮有着比较矛盾的心态，在陈、朱之辩前，他仍旧愿意为诸葛亮修缮卧龙庵，并用“抱膝长吟”作诗怀念。陈、朱的通信和辩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将朱熹对诸葛亮和“抱膝长吟”容忍限度推向了一个极端。他抓住陈亮对诸葛亮和“抱膝”的喜爱，后退一步，宣称自己并不属于这一类人。借此，朱熹将自己和陈亮的社群分开，并或多或少“异化”了陈亮。随着辩论的深入，朱熹用陈亮整治园圃并要求自己作《抱膝吟》的契机，表达了对陈亮建“抱膝亭”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的不同则根植于他们思想的差异。

由此可见，陈、朱间逐渐加深的鸿沟似乎推动着朱熹，使得他比之前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为了说服陈亮和社群中的其他人，朱熹似乎在辩论中修改了自己之前对“抱膝”的态度。鉴于陈、朱的通信流传在相对公共的空间里，而朱熹在吕祖谦去世后又逐渐获得社群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可以将朱熹的思想变动视作一种社交姿态——即通过种种细节明示或暗示陈亮并不属于朱熹的社群。换言之，不论朱熹是否有意为之，这类细节的积累都会将陈亮“异化”，并自动地激活朱熹更为根深蒂固的社交和官场关系来与陈亮为敌。这也是陈亮后来遭受到来自朱熹社群压力的原因之一。[43]也许，这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帮助我们了解朱熹地位的上升。

尾注
 
[1]学界关于陈亮的研究可以参见吴春山：《陈同甫的思想》，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71年；Hoyt C.Tillman,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Cambridge:Harvard Asian Center,1982)；邓广铭：《陈龙川传》，收于《邓广铭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Hoyt C.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is’s Ascendanc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2.
 
[3]陈亮：《陈亮集》卷29《与陈君举》，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391页。
 
[4]朱杰人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99页。
 
[5]朱在所编的一直被历代的学者作为最权威的版本。在传统目录学的叙述中，朱熹的《行状》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将朱在视作朱熹文集的编纂者。参见黄幹（1152-1221）：《勉斋黄文肃公集》卷3《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纪昀（1724-1805）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95页；Wing-tsit China,“Hui-an hsien-sheng Chu Wen Kung wen-chi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or Hui-an chi晦庵集,”in A Sung Bibliography,ed.Yves Hervou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420.
 
198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重印了淳熙—绍熙本。昌彼得在后序中有三点观察。一，该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发行于在淳熙十五年（1188）二月到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之间，第二部分则发行于淳熙十六年的三月。二，该本很有可能不是朱熹自己授意发行的，而是坊间的“盗版”。三，该本中有不存于朱在所编本中的文献。经过仔细的对比，束景南同意昌彼得对该本第一部分的系年，但认为第二部分的发行时间应该是绍熙三年（1193）。之后郭齐和尹波再次确认了束景南的意见。参见昌彼得：《跋宋刊本晦庵先生文集》，《故宫季刊》1982年第4期，第3-5页；束景南：《宋椠〈晦庵先生文集〉考》，《古籍整理研究》，1992年第1期，第21页；郭齐、尹波：《论宋淳熙、绍熙椠本〈晦庵先生文集〉》，《文献》，1998年第3期，第164-167页。
 
[6]尹波、郭齐：《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448页。
 
[7]郭齐、尹波：《朱熹答陈亮书补遗二则》，收于《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辑）》，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335-338页。
 
[8]朱熹：《答陈同甫》，收于《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16-320页。
 
[9]此句是裴松之（372-451）的注，出自《魏略》。陈寿（233-297）：《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1页。
 
[10]《陈亮集》卷6《酌古论·孔明上》，第61-62页。
 
[11]Hoyt C.Tillman,“Som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urces of the Sanguo yanyi:Sima Guang and Chen Liang on Zhuge Liang,”In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edited by Kimberly Besio(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59-61.
 
[12]《陈亮集》卷11《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何以学异端》，第127页。
 
[13]朱熹、吕祖谦撰，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卷14，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974页。英文翻译见Wing-tsit Chan trans.,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lied by Chu Hsi and LüZuqi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296-97。
 
[14]Hoyt C.Tillman,“Ho Ch'ü-fei and Chu Hsi on Chu-ko Liang as a Scholar-General,”Journal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25(1995):85.
 
[15]《朱子语类》中的每一段话一般都有一个记录者。我们可以利用他们推测这些段落大概的记录时间。叶味道是这一段的记录者。他大约在朱熹去世九年前（1191）跟随朱熹。另一段表达了相似意见的段落是由黄㽦（1150-1212）记录的。他分别在淳熙十五年（1188）和绍熙四年（1193）记录了一些段落。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6页；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262-263，280页。
 
[16]《朱子语类》卷136，第3236页。
 
[17]朱熹：《卧龙庵记》，收于《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58页。
 
[18]“九原”一词大约源自《礼记》，指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原文称：“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见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卷10《檀弓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19]朱熹：《卧龙庵武侯祠》，收于《朱子全书》第20册，第485页。
 
[20]《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第920页。
 
[21]《陈龙川传》，收于《邓广铭全集》第2册，第643页。
 
[22]《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第332页。
 
[23]同上，第333页。田浩曾指出此处可能与陈亮对朱熹恢复井田制观点的批评有关。Hoyt C.Tillman,Ch’en Liang on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Law(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49-52.
 
[24]《陈亮集》卷28，第357页。
 
[25]《陈亮集》卷32《祭吕东莱文》，第426-427页。
 
[26]《陈亮集》卷28《又甲辰秋书》，第338页。
 
[27]邓广铭：《陈龙川狱事考》，收于《邓广铭全集》第2册，第712-725页；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110.
 
[28]《陈亮集》卷28，第359页。
 
[29]见叶适：《叶适集》卷6《陈同甫抱膝斋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7页。
 
[30]见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四部丛刊本。
 
[31]“亮”在此处可能是双关语，既指陈亮也也指诸葛亮。
 
[32]《陈亮集》卷28《又乙巳春书之一》，第342-343页。
 
[33]《止斋先生文集》卷2。
 
[34]韩愈言：“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佛老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见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道》，第18页。
 
[35]余英时用“共治”来叙述该潮流，但王曾瑜对这一用法有不同意见。他强调当时的政治运作仍是置于皇帝的掌控之下的，士大夫的普遍追求仍是谋求一官半职以求己利。笔者认为尽管现实和纸面上的理想有不少差距，我们依旧需要关注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以及它们可能留给后世的遗产。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第184-210页；王曾瑜：《宋朝的的贡举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6]朱熹：《答陈同甫》，收于《全宋文》第2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37]《陈亮集》卷28《又乙巳春书之一》，第343页。
 
[38]吴处厚：《青箱杂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47页。
 
[39]见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160-61；中译本见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40]《陈亮集》卷28《又乙巳春书之二》，第350页。
 
[41]《陈亮集》卷28，第369页。
 
[42]叶寘：《爱日斋丛抄》卷3，北京：中华书局，第72页。
 
[43]陈亮在后来给朱熹信件中说道：“比见陈一之国录，说张体仁太傅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社区不与共坐。”见《陈亮集》卷28《丙午复朱元晦秘书》，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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