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老师：
    
    您好！
    
    今天收到香港大风出版社寄到我信箱的PDF版的《香港传真》，内容是您批辛子陵的文章：“不能歪曲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错误理论制造依据——评辛子陵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后来又在乌有之乡的网页【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06/242030.html】上看到您的这篇文章赫赫然地贴在那里。
    
    在对辛子陵老师引用恩格斯那93个字的理解上，我认为您对恩格斯那93个字的理解是正确的，而辛子陵老师的理解不合乎恩格斯的本意，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普世价值的，而且其反对普世价值是以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作为理论基础的。这一点您跟我大概没有分歧，而我们与辛子陵等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认可和支持普世价值的见解不一致。我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的看法上也与您是一致而与辛子陵等学者不一致，即，我们认为从伯恩施坦到现在的中、西、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确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他们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而列宁、毛泽东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辛老师他们反过来，认为后者是修正主义，而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正统。
    
    我跟您的分歧在于，一是，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反普世价值完全正确，而我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相应地，二是，您认为上述在立场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应当大加批判，而我恰恰认为他们是修正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应当大加称赞。
    
    关于普世价值的正面论证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的分析我已经写过不少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最长的一篇是73万字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征求意见稿）》（此书引证别人的资料过多，我以后会从它压缩提炼出一个30万字以内的学术版），论证普世价值的文章，有好几篇，这些在网上都很容易下载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时代受当时历史条件、时代性质和他们个人条件的限制，虽出于为当时被压迫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的良好愿望，却在理论上走入了“劳动阶级至上”这样一种非普世价值的偏激。而他们的理论偏激被对象化，导致了人类社会多少生命的灾难和血的教训！
    
    我们只要敢于正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到，正是这种劳动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立场，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型的专制制度，使所有以其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执政的国家，都曾把其国家的公民分为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而进行过毫无法制可言的任意的践踏人的人格尊严、剥夺人的基本人权、甚至终止人的宝贵生命的反人道的犯罪。
    
    从斯大林的肃反，到中国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再到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犯罪其道义根据无不是“劳动阶级至上”。我们学院曾组织过去北朝鲜考察，现在那里的景象仍能说明这种非普世价值是怎样被用来论证家天下的专制的合理性的。
    
    您是怎样从反右运动过来的，是怎样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我无从知道。但是，我想就算是您本人侥幸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您的亲属朋友也都侥幸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您从那个时代走了出来，您经历过的那种红色恐怖，您一定不会认为那是正常的吧？一定也会由己之不欲而自然地能对于那些因这些运动而无辜地断送了青春，断送了事业，断送了爱情，断送了生命，而家破人亡的人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而认为他们所经历的生命地狱再也不可以在中国重演了吧？那么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您就需要拿出理论勇气来面对马克思主义被对象化或被实践带给我们的残酷的结果，您就不应当还停留在以马克思主义之是非为是非吧？
    
    由于您跳不出以马克思主义的是非为是非这个理论紧箍咒，因此您在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比如您认为前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您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英雄决定历史，甚至是英雄的思想决定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您还把前苏联解体后，那里的人民经受的制度转变过程中的“阵痛”也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实际上前苏联的解体是一种制度的必然，而那种“阵痛”的根本起因并不是医治其重病的改革，恰恰是过去一党专制制度下所患的重病。
    
    俄罗斯早于2005年就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低谷，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可是又有五、六年过去了，您竟然不看事实，还在一相情愿地说，“苏共亡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如果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那就是好事：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发布会发言摘要，见2011年4月1日《光明日报》）
    
    要证明您的看法罔顾事实，我就得用事实说话。虽然我手头就有据以断言“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的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个资料在网上很容易查到，我认为您和认为苏共亡党是巨大灾难的人有义务去证伪这个资料），但是我无法核实，因此我不用这个资料。只举出2006年3月23日刊登在上海《社会科学报》第七版上，中共中央编译局孙凌齐根据2005年上半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问题综合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社会调查的数据写成的“20年后俄罗斯人如何看待改革”一文为例，就可以证明您以及与您持同样看法的人的论断是多么地违背事实了。文章说：（俄罗斯被调查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占第一位的改革成就……是找回了过去失去的、或是受到严重限制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出入境自由（39%），言论自由（38%），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35%），企业经营自由（34%），发展私有制（33%）、获得更多的收入（28%）等”。“值得注意的是，认为‘解散苏共’是改革失误的人只占8%。有57%的被调查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已不再是强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成为改革的主力和先锋队”。
    
    
    如前所述，我认为辛子陵老师对恩格斯那93个字的理解的确是不符合恩格斯原意的。但是，我理解辛子陵老师认为普世价值是好东西，他本人是持普世价值立场的，而他出于真诚“救党派”的立场，没有像我一样鲜明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说的通俗点，就是他还不情愿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他想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找出它美丽、善良的一面来。我对辛老师会这样说：您赶紧在理论上彻底起来，坚持普世价值就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得放弃普世价值。现在面对我这样一个更值得您批判的对象，若是您的矛头只是指向辛子陵老师的“歪曲”就十分不够，甚至避重就轻了，您应当有勇气也有理有据地来批驳我在前面提及的一系列批评马克思主义和论证普世价值的文章中鲜明地“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华民族的进步，它已经不是思想动力而是思想阻力。而其鲜明而系统地反普世价值正是它这种落后性的最重要的证据。
    
    周老师，对您我还有一个希望。就是，理论上的批判或批评一定要以理服人。希望您今后无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谁，都要尽可能自觉地避免使用“卑劣”、“无耻文人”、“心理阴暗”这样的辱骂人格的词汇来形容您的论敌。不要以为恩格斯说过“极端无耻”这样骂人的话，就说明辱骂可以成为理论论战的武器。您可以看看，我上面举出可靠资料证明了您及与您同样认为前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是人民的巨大灾难的论断根本不符合事实，但是我并没有借此骂您用无耻的谎言来欺骗中国人民，我也没有由您的论断不符合事实而臆测、并给您戴上“心理阴暗”、为人处世“卑劣”这样的帽子。因为我把您视为我的同事，我的师长，我尊重您的人格，这是我做人起码的礼貌。您指出辛子陵的理解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这在我看来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您就此骂人家“卑劣”、“无耻文人”、“心理阴暗”，就把自己“小人化”了。
    
    您有您值得敬重的地方。现在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前途一定要进展到真正的宪政制度――即宪法高于一切，而宪法首先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大法，宪法也首先是限制国家权力不受约束地滥用的大法――的历史阶段，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虽然在某些场合也还是讲讲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对外政策上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了，我们对内也在渐渐地却是必然地在疏远阶级主义而向普世主义靠拢着，在这样一种历史大潮流面前，您还能一点不怕孤立地、正面地引用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逻辑上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您的观点与官方的观点显然不一致，与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观点显然不一致，可您敢于讲出来，单就这种理论勇气而言，您是可敬的。
    
    还想跟您交流一点个人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致命的误区，并不代表所有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是正确的。比如官商勾结的腐败的权贵，他们实质上不但反对普世价值，而且也反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维护自己的特权，欺压、掠夺、鱼肉无权无钱的人民视为天经地义，是以“权贵高于一切”的非普世价值立场来反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比马克思主义更错或更坏的。也有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上来“反”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我这样的人，认为包括无权无钱的人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都要尊重。换个角度亦然，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致命的理论误区，但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站在这一立场上所做的具体的事情并不都是错的。周老师您如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您肯定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权贵腐败的，而像辛子陵老师、像我则是自觉地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上反权贵腐败。我们在反对权贵腐败上是一致的，也是不错的。
    
    今天读到您发表在《香港传真》和乌有之乡网站上的文章，让我联想起，我曾经在一次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分组会议上（党史系的同事们另为一组）提出，在我们学院内部，应当开展对理论前沿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我记得我当时是样提议的：比如周新老师和我，一个是非常自觉地反对普世价值，一个是非常自觉地坚持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召开这样的学术讨论会，一方作证方，一方作反方，把各自坚持和反对的道理都说出来。在学院开展这样的学术讨论，有助于我们的理论研究走向深入。我明年就退休了，甚是希望还能立足于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视角，给本科生讲一个学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您可不可以跟学校建议一下，让刘利华再讲一个学期的课？如果这件事很让您为难，也就作罢。我想，也许退休了，恰恰更有时间和条件跟您及学院的同事们作更多的类似这里这种坦诚的理论探讨了吧？
    
    请原谅我的直率。
    
    祝您健康、愉快！
    
    刘利华　2011年6月16日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