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冲】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探析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21-10-21 23:57:26
标签: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探析

作者:何冲(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生)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第45期

 

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教学多为口述,其言出于不同弟子的记述整理。孔子在世时,开创了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常对不同弟子给予不同教导,致使受教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孔子去世不久,传其学者自谓得孔子真传,因其所闻而立派,形成儒学多派并立的局面。时至今日,若想探究何为孔子“真传”、何为儒家“正宗”,需要进一步探析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深层含义。

 

“一以贯之”出自《论语》中孔子与曾子、子贡的对话: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曾子用“忠恕”概括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这一记载,千百年来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解释。明清以前的注解,多认可曾子“忠恕”说,以宋代程朱为代表。程颢、程颐在《二程集》中解释“忠恕”就与“一贯”联系起来,朱熹对“忠恕”的认识受到二程的深刻影响,他在《大学章句序》中称赞曾子:“三千之徒,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

 

一、曾子“忠恕”说辨析

 

实际曾子“忠恕说”仅仅是曾子的个人理解,而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全部含义。

 

(一)孔子之“道”博大精深,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

 

“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方法、学说、道德、智慧等“。道”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道”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孔子之“道”,形成一个系统,贯穿儒学,需要得到个体的证悟与体认,与人的生存经验相契合,有可实践性和可认知性。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修身的实践性哲学,其关注重点也是“道之用”,这个层面的“道”是儒家最为重视的。

 

孔子之道博大精深,包含各种人生智慧:处世、治学、交友、为师、天命等,其博大的智慧与丰富的思想,非“忠恕”一言可以涵盖。

 

同时,曾子“忠恕”说也不能涵盖孔子的志向与格局。《论语》中多处记载反映了孔子的志向: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由上述记载可知,孔子的志向是修已以安百姓、安天下,恢复礼仪,建立道德规范,形成根植于民族的价值观。这种理想生活的实现,是建立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不再为礼崩乐坏、战乱奔走呼号,内心安宁,精神有所追求。孔子安天下、博施济众的格局,构建和谐社会的向往,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

 

(二)从孔子的“教学理念”和“一贯言行”判断“:忠恕”说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定论

 

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各自的缺失,对症下药,给予适合对方的建议,让学生各尽其材,有所进步。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刘宝楠说“: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2页)《礼记·学记》亦云:“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再如,孔子论“孝”道,《论语》中有20多条记载不同学生问“孝”,孔子因材施教给与不同回答: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论语·为政》)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同上)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同上)

 

对“孝”道,孔子都会针对问孝人各自的缺失,给予不同回答。因此,从因材施教这个角度来说,即便孔子曾暗示曾子“忠恕”,那也是针对曾子个人而言。况且,孔子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和孔子“启发式”教学理念有关。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在《论语》中也多有体现: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并未正面回答“吾道一以贯之”的含义。他只是启发引导学生,希望学生提出问题或有不同见解,有独立的思考和领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由此可见,孔子通过“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独立思考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智慧。所以,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仅仅是曾参对孔子之道的个人领悟与理解。即便孔子知道,也不会有异议,因为这符合孔子“因材施教”与“启发式”的教学理念。

 

(三)从曾子当时的年龄、资质以及性格为人判断,“忠恕”说仅为曾子个人领悟,而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全部含义

 

《论语》中孔子对曾参的唯一评价是“参也鲁”(《论语·先进》),依据《论语》记载,孔子晚年曾回忆他特别赞赏的几位门徒,后世称为孔门“四科十哲”: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曾子作为孔门重要弟子,却未列入“四科十哲”,说明孔子在世时曾子在众弟子中并不十分出众,也未得到孔子的特别赞赏。这和当时曾子年龄尚小、晚慧有关。最早记述曾子生平的典籍是《史记》: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众弟子中属于年少者,理解和领悟力不如年长且有社会阅历的弟子。而且,孔子五十六岁离开鲁国(鲁定公十三年)周游列国十四年,当时曾子才10岁,年龄幼小,并未跟随孔子周游学习。因为当时的曾子年龄尚小、晚慧,在众弟子中学识、地位都不十分出众,因此未列入孔门“四科十哲”。

 

正因为当时曾子年龄小,领悟力不如年长的弟子,所以曾子的有些做法并不能得到孔子的认同。

 

曾子有过,曾晰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乎?”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为无罪,使人谢夫子。夫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箠则待笞,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杀王者之民其罪何如?”(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6页)

 

曾子犯错,面对父亲的态度,正说明曾子价值观中的“忠恕”,他对父亲的“恕”,被打至昏迷,也不记恨;他对“孝”道的“忠”,宁被打死,也要忠于“孝”。而这在孔子看来却是“愚孝”,是过错。孔子认为冒着生命危险去承受父亲的惩罚,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么?更何况,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礼记·檀弓》)

 

这则记载,是孔子的弟子们对“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含义的探讨,有子能够联系孔子的一贯言行和思想,放在具体语境中去理解;子游能够根据孔子讲话的背景和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去理解;而曾子则是句句照搬,孤立、片面地识记,错误地理解孔子言论。所以,当时的曾子对孔子言论会出现片面理解的情况。由此可知,曾子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可能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而且,曾子“忠恕”说也与曾参本人的性格、为人和志向有关。曾子为人敦厚宽容、忠诚、品德高尚,他依自己的学行体会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忠恕”。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荀子·法行》)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曾子本人就以“忠恕”作为人生信条去践行,但曾子“忠恕”说确实难以涵盖孔子之道的全部含义,这只是曾子对孔子之道的个人理解。

 

二、曾子“忠恕说”被后儒重视的原因

 

那么,既然孔子在世时,曾子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高,也未得到孔子赞赏,为什么曾子会被认为是孔子的传道之人?被后世尊为儒家宗圣?既然,曾子“忠恕说”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定论,为何“忠恕说”会被后世广泛接受与重视?

 

其实,曾子的地位是从唐代正式被官方提高的,被官方推崇为孔子传道之人。曾子“忠恕说”也随之被后儒广泛接受。曾子在唐代之前,在孔门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从唐代开始由柳宗元提出《论语》“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8页)说之后,曾子被后代学者不断推崇。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此后又被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到元代被谥为“宗圣公”,上升为“圣人”。曾子地位从唐代正式被官方提高,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曾子后期的学术造诣很高,对儒学传承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曾子学派对其思想的发扬,抬高了曾子地位

 

孔子去世后,曾子毕生致力于传承发展儒学,他像孔子一样聚徒讲学,门下弟子众多,形成了“曾子学派”。《论语·泰伯》中就有对曾子弟子的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孟子·离娄下》云:“从先生者七十人。”说明曾参的弟子多达70余人,已形成一个儒家学派。

 

因此,近现代学者对先秦儒家进行研究时,往往把“曾子学派”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孔祥骅对儒家内部分派做了分析,提出“自子夏氏传经之儒从洙泗学派分化出来以后,曾子成为洙泗学派的新首领”(孔祥骅:《洙泗儒学分派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尤骥对曾子学派和子夏学派的不同特色进行了分析探讨。(尤骥:《孔门弟子的不同思想倾向和儒家的分化》,《孔子研究》1993年第2期)刘红霞提出“在众多学派中,据守故地的洙泗学派(曾子学派)和子夏所开创的西河学派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两大分支”(刘红霞:《曾子及其学派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梁涛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称“孔门后学应分为‘主内’‘务外’两大派,曾子学派为主内派,子夏学派为务外派”(梁涛:《孔子思想中的矛盾与孔门后学的分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李学功将曾子与子夏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曾子与子夏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派别:曾子一派注重‘内省’‘反求诸己’,子夏一派则更注重实干”(李学功:《洙泗之学与两河之学——孔子殁后的儒家道路》,《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

 

(二)“思孟学派”与孟子的强大影响力抬高了曾子地位

 

“思孟学派”涉及3个重要人物:曾子、子思、孟子,学术界一般认为他们三人是师承关系,孟子之学源于子思门人,子思之学出自曾子或子游,但并无确证,没有定论。但是,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一些学术思想上确实具有相同点与一致性,曾子对子思的学术影响,子思对孟子的学术影响都是很明显的,他们对儒学的传承发展都源于孔子。结合近年来出土文献上博简、清华简、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五行》等大量研究,我们可以确定: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思孟学派的影响力以及孟子对曾子的推崇,都逐渐提高了曾子在后世的地位。

 

(三)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提高了曾子地位

 

汉代开始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以孝道解释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孝”具有强化封建统治和改良社会的功能。统治者用“家国同构”的理论,强调“家国一体,忠孝一体”,家庭事亲之“孝”移植进政治领域,变成事君之“忠”,使家庭伦理与政治结合,“家”与“国”相沟通、“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父亲是家的君主,君主是天下的父亲,从而完成孝道政治化,由此形成汉代“家国同构,移孝作忠”的价值观。

 

曾子是孝道理论的集大成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将孝道和忠君联系起来。他不仅践行孝道,是有名的孝子“廉如伯夷,孝如曾参”,并在孝学说方面造诣很高: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事君不忠,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同上)

 

曾子的“孝道”思想和“忠恕”说,符合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唐宋沿用了“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所以曾子地位也因此提升。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此后又被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到元代被谥为“宗圣公”,上升为“圣人”。

 

(四)《论语》的编纂抬高了曾子在后世的地位

 

由于《论语》的具体编纂人、编纂过程、成书时间,先秦两汉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且《论语》的编纂成书,又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所以,《论语》的编纂成书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当代有学者认为《论语》经过多次编纂,最后一次由曾子弟子完成。杨朝明认为“《论语》的编纂由子思主持完成”(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杨义认为“《论语》三次编纂成书,第三次编纂乃曾门弟子所为”(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这些说法应该比较近实。

 

《论语》中记录曾子言论共15章19次,其中称“曾子”17次,称其名2次;在孔子众弟子中记载曾子的言行最多;独曾参称“曾子”,有若称“有子”,子贡、子夏只称字;《论语》所记史事,时间最晚的两条是曾子临终遗言: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同上》)

 

曾子最终在《论语》中给世人所展现的特殊形象和重要地位,是曾门弟子在编纂《论语》时,刻意抬高了曾子地位。正如当代学者杨义所言“:曾门弟子重修《论语》的宗旨,归根到底在于证明孔门弟子中最能够传道统者为曾子。”(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

 

但是,在《论语》的编纂成书问题上,笔者又有个疑惑,不得其解。

 

就目前研究结论:《论语》最后一次编纂由曾门弟子完成。以学界认可的师承关系推算《论语》最后一次成书时间,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西汉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从时间上推算,《论语》最后一次编纂成书时间,最迟在西汉司马迁之前,就已完成。

 

西汉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对曾子的评价仅仅提到“孝”,平淡的寥寥几句。可是,对孔门“四科十哲”却大力褒扬详写,对“十哲无曾”,也未有异议。而且,《史记》中记述孔门七十子,多引录他们的名言,唯独对《论语》中如此多的“曾子曰”,一句也没有采录,视而不见。

 

东汉末年郑玄,对《论语》的编纂成书提出了“仲弓、子游、子夏等撰”(郑玄:《论语序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说,郑玄提到的“仲弓、子游、子夏”,在《论语》中都没有称“子”,郑玄没有提到的“有若、曾参”,不仅称“子”,并且“有子曰”“曾子曰”频繁出现在《论语》首篇前四章之内的显要位置。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经学大师郑玄,难道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么?为什么对这些重要问题视而不见?为什么对如此多的“曾子曰”视而不见?他们完全可以客观地说《论语》最后编纂者为曾子门人。难道,汉代时,司马迁和郑玄所看到的《论语》和后世《论语》的内容版本不同,汉代之后,《论语》的版本内容有所添加改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有关曾子的《论语》内证线索,都是汉代之后,有人添加进去的?这个问题,笔者目前还未研究理清,有待方家指正进一步研究。

 

(五)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出“道统说”,抬高了曾子地位

 

关于《论语》的编纂成书,唐代柳宗元最先提出:“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韩愈以恢复古代儒学道统为目的,提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说,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的儒学地位,从唐代开始被世人接受。宋代程颐、朱熹均同意这一说法,宋儒也鼓吹道统说,进一步将曾子作为孔子正传做了定论,抬高曾子地位。程颢、程颐在《二程集》中说: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己。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

 

朱熹延续了二程的说法,他在《大学章句序》中称赞曾子:

 

三千之徒,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

 

宋人不仅肯定了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授系统,还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列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将《大学》定为孔子之传而曾子“作为传仪,以发其义”,曾子一跃成为了儒学传承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综上所述,曾子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唐代开始曾子正式被官方抬高地位,被官方推崇为孔子传道之人,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曾子“忠恕”说也在宋代程朱为代表的大力推广下,被世人广泛接受。甚至,《论语》中孔子对曾子的唯一评价“曾也鲁”,从宋代开始,也被宋人注释为“诚笃”“诚实”,在宋人的解读下“,曾也鲁”消除了负面含义,成为曾子的优秀品质。而且,宋人为了抬高曾子的地位,也刻意消解了孔门“四科十哲”在孔门的意义。因为对道统的鼓吹,宋儒便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曾子“忠恕”说为例,证明曾子为道统传递者。这也是后人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理解为“忠恕”的真正原因。

 

三、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内涵丰富

 

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包含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与孔子思想的开阔性和发展性,并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

 

(一)“吾道一以贯之”之“贯”:融会贯通、触类旁通

 

“贯”本义是穿钱所用的绳索,后引申为贯通、贯穿。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学习不仅是多学识记,而是将所学真正领会、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内化成思想、道德与涵养,体现在言行举止中,并贯彻下去。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道德没有被修炼内化,学到知识却不能讲解,听到义理却不能迁徙,有缺点过错却不改正,这正是孔子忧虑的啊!

 

所学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从整体上理解,形成一个系统。当我们把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看过的风景、经历的人生,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地想清楚、弄明白,内化成智慧、修养和思想,就能见自己、见他人、见天地。反省内观,能想清楚自己,就能理解他人。自己有所追求和艰辛,就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每个人各有长短,各有不易,不以自己所学、所知、所能,去衡量、要求他人。见天地,见众生,有容天下之雅量,所谓“贯者通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如刘宝楠所言:

 

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唯其不齐,则不得以己之性情,列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执己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例诸天下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故有圣人所不知而人知之,圣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圣人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于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诸,举贤之要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力学之基也;克己则无我,无我则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济善,而天下之善扬,以善化恶,而天下之恶亦隐。贯者通也,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则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则不与人同而与人异;不与人同而与人异,执一也,非一以贯之也。(刘宝楠:《论语正义》,第151—152页)

 

(二)“吾道一以贯之”之“贯”:贯彻执行、运用

 

《广雅·释诂》:“贯,行也。”孔子之道要贯彻执行,将所学落实到行为,知行合一。《论语》中很多记载说明孔子对“行”的重视:

 

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同上)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担心子贡只为“多学”而学圣人,不以“行事”学圣人。阮元曰:“吾道一以贯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阮元:《揅经室集》)儒学本就强调实践,行尤为重要,要做到知行合一,活学活用。“学问思辨,多学而识之也;笃行,一以贯之也。”(刘宝楠:《论语正义》,第613页)孔子教育重在“行”,博学广识要落实到“行为”上,这就是孔子的“明体达用”之学。正如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学《诗》,要能使于四方,要能专对,实际就是对“行”与“运用”的要求。

 

(三)“吾道一以贯之”之“贯”:统、贯穿

 

《论语·里仁》疏:“贯,犹统也。譬如以绳穿物,有贯统也。”用一个根本性的事理贯通事情的始末或全部道理,这个解释即为现在公认的训诂。

 

吾道一以贯之者,贯,统也。(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贯,统也。(皇侃:《论语义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曾子对“贯”字的理解就是:统、贯穿,即以“忠恕”贯穿孔子之道。

 

但“忠恕”不能涵盖孔子之道的全部含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或许曾子理解孔子之道时,将“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的“恕”,作为“忠恕”之一,这点尚可说通。

 

再看“忠”,孔子谈“忠”,置于“文、行”之后,未将“忠”置于最前。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孔子将“好学”置于“忠信”之上,作为更高层次的追求。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从孔子的思想、志向、格局,以及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来看“,忠恕”不能涵盖孔子之道。

 

(四)“吾道一以贯之”之“一”

 

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诠释“贯”字,不能脱离这个“一”字。此“一”指什么?孔子对“一以贯之”无解释。后代学者将此语境中的“一”释为“一个中心”“一个思想”“一个原则”“一个观念”“一个东西”等,这些解释都通。只是,此“一”具体指什么?后代有学者认为,孔子思想核心为“仁”,此“一”具体指“仁”,将孔子之道概括为“仁”。正如曾子对孔子之道的理解是“忠恕”。

 

其实,此“一”字,各人所悟所得都不同,同一人在生命不同阶段,领悟所得也不同。后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对“一”具体含义的不断探索,正符合孔子启发式的教学理念,也反映了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孔子对“吾道一以贯之”无解释,为什么?

 

因为,孔子之道博大精深,包含:“仁道”“义道”“信道”“政道”“忠恕之道”“礼仪之道”“交友之道”“君子之道”“治国之道”等等。也许,正因为孔子之道的开阔性与丰富性,所以孔子本人未将“吾道”概括为某一点,未将“吾道”具体化。他启发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去领悟与理解。即便同一人,在生命不同阶段,对孔子之道也会有不同领悟。这种变化,是生命本身的丰富性与成长性;这种不同,是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与孔子思想的开阔性和发展性。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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