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柯小刚
来源:“哲学考研up”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0-06-06
柯小刚,字如之,号无竟寓。1972年生于湖北大冶灵乡谈桥村。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创办道里书院。他著述众多,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研究兴趣涉及中国哲学、中国历史、西方古代经典与解释、现象学、德法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
前言
柯小刚命途多舛。在他出生前,湖北开始了计划生育试点,村里妇联主任两次带其母去医院检查,却都查不出有孕,故免于人工流产。柯小刚生于一个漫天飞雪的冬天,由于家中清贫,“当时连一块包婴儿的破布都找不到”,他只能喝米汤长大,那时没有人相信这个孩子能养活,他却安稳度过了那个冬天。因而其父给他起名“小刚”,希望他刚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永远乐观向上,热爱生活。
巧合的是,当地的方言唤他为“刚来”,而这是《易经》里的常用表述,意指阳气的增长和君子之道的壮大,这也激励着他心怀道统,承继天命,不断前行。
尽管幼时家中贫困,常常搬家,辗转沟壑,柯家却充满了温情和快乐。家中兄弟姐妹相互信任关爱;父母虽然疲于奔命,常常顾不上孩子,却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柯小刚饱含深情地回忆道,“只要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看到父亲健动不息的身影,就会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我心底,持续到来”。
父母在学电脑
柯小刚自小便是一个富有精神生活的人。即便穷到冬天没有棉鞋,脚生冻疮,他还是会几分钱、一毛钱地攒钱买书看。那时能找到的书很少,他偶然得到一本《论语》,读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时深受震动。他那时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刚读完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每天背宋词,而“《论语》的醇和宽博让我隐约感觉到情有大有小。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
小时候的字迹
一、初遇哲学
柯小刚自初中便萌生哲学兴趣,高中时确定将哲学作为第一志愿。初二的一门思政课《社会发展简史》使他对世界开始有一种历史关怀,引发了他对“什么是人?”、“什么是物?”等问题的思考;并在高二时隐约感觉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而在于人之为人的德性养成。
二、吉大求学
高考前柯小刚偶然在《新华文摘》上读到邹化政老师的一篇文章,心生向往,便报考了吉林大学。当他第一天领到教材,翻开《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读到斯宾诺莎“荣誉、资财、感官快乐”这些必然要消逝的东西配不上灵魂的生活时,深受震动,由此奠定了他大学生活的基调:田野与图书馆。
在吉大的哲学笔记
据他回忆,那时的吉大南区周围都是农田瓜棚。有段时间,他每天清晨会去校外松林下打坐,后来养成了静坐的习惯。除此之外,他常在图书馆泛览群书。他先是看了所有能找到的马克思原著译本,发现中学时所批驳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不能等同。之后,他的思考又大致走过了道家、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佛学几个思想阶段,差不多每个学期都会经历一次思想转变。
在上下求索,流转不定中,学长张昭阳推荐他读熊十力,这使他豁然开朗,重新翻开了曾经有所感动而不明实义的《论语》、《中庸》,并开始试读《易经》,打开了学问的门径。他的毕业论文便是在刘连朋老师的指导下,写熊十力的《体用论》。
三、以中格西
尽管早在大三时柯小刚便明确其志在儒学,但他仍决定读西学研究生。因为他认识到,“无论学西学的还是学中学的,所有话语都是西学的,而且往往都是‘洋泾浜’西学的”,但中学却对此少有自觉。所以,对现代学术背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这种先西学后中学的“迂回”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学源流”的梳理来廓清我们对于西学的误读后,才能廓清那些“洋泾浜西学”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继而,中国传统学问的复兴才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1996—2003年间,他在北大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包括后来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访学中,柯小刚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阅读广泛,西学功底扎实。他在北大哲学系跟随靳希平老师所做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成书《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柯小刚是当代欧陆哲学阵营的青年才俊,他虽读外文原著,用外文写作,但他的西学研究“自始就是中国导向的、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
四、由西转中
尽管由西转中在世俗层面十分“吃亏”,但柯小刚博士毕业来上海工作后,还是毅然投入中哲学科建设,引进张文江、曾亦等知名学者。至于具体学术工作,他从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出发,走向儒道经典解释、古典政治哲学。
他的第二本书叫《在兹》,即海德格尔“Dasein”的翻译,副标题为“错位中的天命发生”,意在对海德格尔的重要概念Ereignis进行阐发之意,表明他对通变古今、融贯中西之紧迫需要的意识。
他计划写作“六经大义发微”系列。近年的工作重点是《诗经》,之后依次转到《尚书》、《礼记》、《易经》等等,陆续为每部经典进行逐篇解读,建立一种生动的古今对话。《思想的起兴》和《道学导论(外篇)》是该计划的准备工作。
五、复兴儒家
在回归经学传统、重读儒家经典的思潮之下,儒学研究的范式渐由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对象式考察转向有立场、有信念的探究。2011年底,曾亦、郭晓东、丁耘、郝兆宽、柯小刚等以“儒家”自命的沪上青年学者会,同北京儒者陈明、干春松、唐文明、陈璧生等在复旦大学召开“儒家与普世价值”会议。
2015-2016年,沪上中国哲学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思想与学术上创获颇多。柯小刚便是其中一员猛将,他抉发《诗》学,并陆续出版《道学导论外篇》、《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与曾亦等人不同,柯小刚的立场更为温和、健全。他不赞同盲目排外的态度,激烈批评“保护”或“抢救”儒家文化的想法,指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在这个民族的百姓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经济社会中生存”,并认为儒家或可为左右派构建对话的平台,帮助双方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他提出,儒家需要“独立发展出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设置问题,而不再只是在别人问题的拷问下给出不同的回答”。
六、当代儒学教育与实践
在研究经典之外,柯小刚也不忘关注教育实践,长期致力于社会通识教育,关心民间读经。他认为,“经典是人类教育的基础,可以启蒙现代人,克服现代性的狭隘和偏见”。
1、反思读经运动
柯小刚于2016年5月7日发表演讲“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此后在6月,一位读经少年致信柯小刚,七千余字自述其长年“老实大量读经”的经历。柯小刚深受震动,当即写道:“信中反映的问题在读经界非常普遍,但鲜为外界所知。声势浩大、感人肺腑的读经宣导和蓄意攻击传统文化的媒体报道两面夹击,公众无从了解读经生活的实情。惟生的这封信是读经学生的第一次自我陈述、冷静思考,弥足珍贵。”
8月29日,《新京报》刊发两版独家报道《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与读经教主王财贵的产业链条》,起底“读经热”这种反体制教育的失败,勾勒出一条以王财贵为主导的读经教育产业链条,引发社会广泛热议和对经典进校园的审思。
柯小刚撰文《回归生命的学问:给读经孩子的一封信》,阐述自己对“如何读经”的思考。他明确反对“全日制老实大量纯读经包本背诵法”,批判刻意排斥理性的极端读经方法只能养成封闭麻木的心灵,走向极端的反现代性,不仅放弃了与主流社会的建设性对话,而且没有提供真正的古典教育。他主张“儒学教育”应该是日新其德的“儒学”与充满可塑性的“当代社会”之间的张力、对话、批评性建设和建设性的批评。
2.道里书院与古典书院
十多年来,柯小刚自己一直在探索当代社会实践经典教育的现实可能性。他创办了道里书院,举办公益性质的网络读书会,坚持十年。今年又与同道合办公益性质的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作为通识教育的尝试。他希望哲学能回归更本真的状态,与每一个老师、学员的日常修养息息相关,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哲学过度学院化、专业化、权力化的问题。柯小刚的授课教学旨在打通学院与社会,他自豪地提到“我有次在浦东一家餐馆里吃饭,一个服务员对我说他是我们书院的学员。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还碰到过我们的学员”。
柯小刚很早便开始做网络学术。1999年,网线最初铺进北大研究生宿舍的时候,柯小刚便建了“搜狐哲学邮件组”,与全国各地的哲学爱好者探讨学术问题。2005年开始做道里网站,06年做论坛,07年开始做即时语音群聊的网络读书会:参与者分享心得、讨论问题、自由发言;活动自由免费开放,不设门槛。
山中读《庄》笔记
“道里书院”为柯小刚带来众多朋友,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工作充满了热忱,多是自发组织,几近义务劳动。即使与国学新知合作开设现场教学的“大有班”之后,仍坚持在网上免费开设读书会。有位一直资助他做公益活动的朋友近来将“道里书院”注册成了一家公司,但柯小刚“坚持不做法人代表,也不占一分钱股份。”
柯小刚蓄须清瘦,深居简出,修身养性,每天早起打坐,画画,下午和晚上读书写作,怡然自乐。他自吉大、北大便有静坐的习惯,认为“以身祭天,是将‘私我’奉献出来,‘供养’在天地之间”。柯小刚生活朴实,“工作十余年,没拿过一分钱国家或省部级课题”,也不在意工资多少,“因为我吃素嘛,根本吃不完,觉得钱很多”。在他看来,做哲学所需的“衣食无忧”,指的是有基本生活保障即可,“清贫一点,对哲学、对艺术的本性而言,没有坏处”。
在知止堂评点学生的书法作业
柯小刚在媒体前始终低调。在他看来,冷静旁观和理性分析不是学术远离政治的方式,而恰恰是参与政治的方式。他自述总在不停地逃离各种圈子和山头。在他看来,不要任何权力、圈子、资源、门户的介入,仅凭兴趣,去读古典现代、写书法作画,再自然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