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雎与鸤鸠

——论女德与王治

作者：继周

来源：“揆一精舍”微信公众号

各位同道，晚上好。非常荣幸来到汲古公益讲堂，跟大家分享《诗经》，主题是女德与政治（或者说王治）的关系。今天是西方所谓的父亲节，似乎在父亲节讲这个主题有些格格不入。但是男与女作为人类性别的两极，永远纠缠在一起，当它遇到政治时，就更加复杂。我们今天就试着来理一理传统政治格局下的女德问题。

让我们先从东晋名相谢安的一段掌故说起。谢安，文韬武略，风流儒雅，后人称之为“江左风流宰相”（王俭）。谢安喜好声乐，很想把乐妓纳为妾室。可是，他的夫人刘氏生性妒忌，家中平时演奏乐舞，都要挂起帷幕，只让谢安欣赏一会儿，便放下帷幕（《世说新语·贤媛》）。谢安希望再把帷幕打开，刘夫人就祭出绝招，说“恐怕有损你的德行啊”。面对妒妻，谢安只能把纳妾的想法藏在心里，而说不出口，其苦闷可想而知。他的侄子、外甥等人见此情形，就打着问候刘夫人的名义，委婉替他求情。侄子、外甥们谈话之余，称述《关雎》、《螽斯》有不妒忌的德行。《关雎》、《螽斯》是《诗经·周南》中的两首诗，主旨都是赞美后妃的德行，尤其是《螽斯》，明确赞美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刘夫人听出他们意在讽刺自己，便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两首诗是谁写的呀？”侄甥们回答说：“是周公。”（因为毛诗把周南归属周公，所以他们会这样说）刘夫人说道：“周公是男人，自然替男人们说话，所以才这样写。如果让周姥作诗，一定不会这样。”（《艺文类聚》卷三十五）

刘夫人的这一番话，在当时只是笑谈，但在女性主义日益高涨的今天，却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诗经》的深思，从而让我们对《诗经》中二南（周南、召男）的主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二南的主题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女德与王治”。

这里需要明确一下，历史上经学家们对《诗经》的解说各有特色，大不相同，我所选择的是毛公的故训传（简称毛传）。其实，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完整的《诗经》文本，就是毛诗的传本。毛公对诗经的注释，最为古老，最成系统，是经学诠释的典范之作。某种程度上，它不是毛公个人，或毛公叔侄二人的作品，而是春秋时代以降《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一个学派数百年间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学习《诗经》如果舍弃毛传而采用今人的注释，那简直就如同进入宝山，只知道捡起顽石而抛弃和氏璧一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今天学习或研究《诗经》，首要任务还是要读通毛传，只有如实理解了毛传，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给《诗经》学开辟一番新局面。否则，只是逞私智，弄小慧，虽然不无一隙之明，却很有可能会沉入冥冥的黑暗之境。

外与内

我们中国有一句异常古老的格言，它似乎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古老，大家知道是哪一句格言吗？那就是“牝鸡无晨”，用白话翻译过来也就是母鸡不打鸣。周武王伐纣，诸侯会师于孟津，武王在誓师之词中，提到讨伐商纣的原因是，“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史记·周本纪》）。等到兵锋推进到殷商都城郊外的牧野，周武王再次誓师，重申了伐纣的理由，不过这次，他引用了前面提到的古老格言，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周武王那个时代的古人，恐怕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了。这句话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母鸡不打鸣，母鸡一旦打鸣，说明这户人家就要衰败了。公鸡打鸣报晓，这是母鸡绝对没有的功能，是公鸡、母鸡的自然之别。它的寓意是，在家事、国政方面，应该由男子主导，如果女子太过强势，起了主导作用，阴盛而阳衰，将会引起家国的败亡。商纣王在政事方面，听用妇人之言，扰乱了固有的政治秩序，给周人恭行天罚提供了的正当理由。

其实，不论中国，还是西方，政治思想都有一个外与内的区分。《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儿子特拉马库斯，对母亲说，“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纺纱织布才是你的分内之事，……至于辩议，那是男人的事情。此刻，我是一家之主。”

特拉马库斯的话，颇与我们经典中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训诫相合。孔子所作的《易传》，对男女的职分进行了凝练的表述。《家人卦》的彖传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所谓外，是指公共领域，或政治事务。所谓内，是指私人领域，或家庭事务。女子与政治被切割开来，即便在家庭之中，女子也是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为什么女子不可参政？我国古代的圣哲的此种观点，似乎并不是基于逻辑推演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惨痛的历史经验得出的教训。也可以说，“牝鸡无晨”，是用无数生命的鲜血书就的。春秋时代，叔向母亲的言论，非常具有代表性。叔向想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其母却想让他娶自己家族的女子。叔向分辨说，“我的母亲多而兄弟少，舅氏家的女子怕是不容易生儿子，我引以为戒啊。”他母亲说：“巫臣的妻子害死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灭亡了一个国家，让两个大夫逃亡，这还不足以引为鉴戒吗？”叔向母亲这些话都是事实，绝不是危言耸听。申公巫臣的妻子，是历史上著名的女子——夏姬。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陈国夏御叔为妻，生子夏徵舒。御叔早死，陈国君臣，陈灵公与两位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都跟她有私情。夏徵舒后来不堪羞辱，杀死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逃往楚国。楚庄王出兵，杀死夏徵舒。没想到，楚国君臣也都垂涎夏姬美色，经申公巫臣别有用心的劝说才打消了念头、最终，楚王把夏姬赏赐连尹襄老。次年，连尹襄老战死，其子黑要霸占了夏姬。其后，申公巫臣用计，将夏姬骗到郑国，然后不顾被灭族的危险，带她一起逃奔晋国。楚国公子侧本来也想得到夏姬，此时为报仇，就把申公巫臣的家族给灭了巫臣为报灭族之仇，建议晋国扶持吴国，从而改变了春秋时代的国际格局。苏轼的诗，“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说的正是此事。夏姬的故事，最能印证红颜祸水之说，这当然是从男人的角度进行的评判。如果从女子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那些无德的男子，红颜岂能如此命途坎坷呢？叔向的母亲自然而然拈出一个妙论——“甚美必有甚恶”。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颜值悖论。上天是公平的，不会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给与某一个人。按照叔向母亲的看法，拥有绝世的容颜，必定同时拥有某种大恶，比如蛇蝎心肠。夏姬的大恶是什么？至少淫荡是比较明显的。人的性情是具有遗传性的，这就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命运。叔向的母亲接着列举历史事实证明她的说法。以往有仍氏生了一个女儿，一头秀发，油光可鉴，取名为玄妻。乐正夔娶她为妻，生下一子。此子贪婪无厌，最终连累有仍氏为后羿所灭。叔向母亲说，“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夏商周三代的灭亡，以及晋国太子申生被废，都是因为漂亮的女人。最后，叔向母亲作出断言，“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俗话不是说吗，家有三宝，丑妻、薄田、破棉袄。叔向母亲的话是从反方面来说，我们不妨替她归纳为，家有一祸，曰艳妻。为什么呢？叔向母亲分析得很清楚，特别美丽的女人，能够改变人，如果没有足够的道德修养，必定会带来祸患。经过母亲一番规劝，叔向打消了与申公巫臣家族联姻的念头。大概是申公巫臣看重叔向的家族背景，他走上层路线，运动晋平公，终于促成了这桩婚姻。等到叔向的儿子伯石出生的时候，叔向的嫂嫂向婆婆报告喜讯。老太太前去看望孙子，刚走到堂下，听到孙子的哭声，便满脸忧色，看也没看，就转了回来。老太太断言：“这是豺狼之声。豺狼必然有野心，如果不是这个孩子，没有人能毁掉羊舌氏家族。”不幸的是，结果竟然被叔向的母亲言中了。女人的美貌本就是一种资本，这资本有时候也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再加上颜值悖论，男子的道德原则在那些尤物面前便形同虚设，不攻自破。叔向娶妻不当，间接导致家族破灭。如果这个男人是君王，位高权重，那么为博红颜一笑，他就不惮做出荒唐的举措。周幽王正是如此。所以，周人总结西周灭亡的教训，沉痛地指出，“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正月》）

可见，女子虽然被摒绝于政治，但女子并非与政治毫无影响，而且君主的配偶或宠爱的妃子，凭借其特殊的身份，有时甚至可以左右君主的意志，从而影响政局，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除非你无视血淋漓的历史与现实，否则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对男女职分进行严格界定。礼制中，男女职分分别对应外与内两类空间或领域。《礼记·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居住空间的内外之分，正是男女活动领域的象征。即便是天子与其配偶——后妃，也遵循这个原则行事，所谓后宫只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私人领域、封闭空间。在分工方面，天子统领六官，处理天下之外治，明章男教；王后统领六宫，处理天下的内治，明章妇顺。这样，天子听男教，王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王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王后听内职。教训成俗，外内和顺，国家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理（《礼记·昏义》）。礼制虽然完备，如果人们并无意于遵循，也是无用的，所以还需要对女德提出相应的要求。而《诗经》中的二南，根据毛公的解释，正是注重于此。我们下面就以《关雎》与《鹊巢》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

关雎

《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是赞美后妃的德行的。后，是指天子的配偶。那么，后妃的德行应该是怎样的呢？其与王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蕴含在毛公对本诗首章的解读之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公认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起兴，具有比喻的作用。凡是诗中言起兴的，都与物性有关。有学者认为，研究《诗经》不必探究物性，不必拘泥礼制，都是缪见（朱东润）。物性是诗歌的自然基础，礼制是诗歌的文化基础。离开自然与文化，还有什么诗歌可言呢？天下的禽鸟众多，为什么诗人单单以雎鸠起兴，用雎鸠来比喻夫妇。南宋学者郑樵指出，大雁、野鸭之类扁嘴的禽鸟，它们鸣叫的声音为关关；家鸡、野鸡之类尖嘴的禽鸟，它们的鸣叫声为鷕鷕。雎鸠的嘴跟野鸭、大雁一样，因此它的叫声为关关，而且这样写又得水边之趣（郑樵《通志》卷七十五）。郑樵对禽鸟鸣叫的声音与嘴型关系的分析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论，他言下之意，诗人以关关雎鸠起兴，是出于某种偶然。这样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这是对雎鸠的物性没有充分的认知所致。雎鸠，毛公说是王雎，也就是鱼鹰。鱼鹰的生物特性，毛公认识的非常深刻，说它是鸟类之中，夫妻关系深挚，而又讲究男女之别，也就是互爱互敬的（“鸟挚而有别”）。王雎的这种属性，豢养鱼鹰的人都有比较直观的认识，它们实行一夫一妻制（此为挚），但又不会像鸳鸯那样动不动把脖子交缠在一起，而是彼此常常独自站立或游行（此为有别），这种状态在先人看来，简直是人间模范夫妻的象征。我记得舒婷的《致橡树》一诗，表达了现代人的理想爱情——“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终身相依，就是挚；仿佛永远分离，就是有别。看来，这种婚姻观念是贯通古今的。窈窕淑女，窈窕，毛公说是“幽閒也”，孔颖达进一步解释为“深宫”。孔颖达的解释是合乎毛公的本意的。可是，古来许多学者都把幽閒理解成幽闲，清代毛诗三大家马瑞辰、胡承珙、陈奂，都未能如实理解毛公的意思。比如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窈言妇德幽静也，窕言妇容閒雅也。”他同样把幽閒理解成幽闲。其实，所谓幽閒是指幽深间隔，类似的说法见于《荀子》，所谓“幽閒隐僻之国”（《王制》）、“幽閒辟陋之国”（《议兵》）。陶渊明《归去来辞》，“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窈窕”也是幽深间隔的意思。这种说法，背后是有礼制作为支撑的，就是《内则》所谓“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孔颖达所谓的深宫，是从《内则》而来的，宫指的是一般的房屋，并非特指诸侯或天子的宫殿。幽深，指女子生活在深宫之中；间隔，也就是《内则》所谓的“固门”，严格实行男女之别。根据礼制，女孩十岁要“养在深闺”，不再出门，从此开始接受系统的女学教育。女学包括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妇德以柔顺、贞静为主。妇言，是指女子的辞令。妇容，是指个人仪容的修饰。妇功，是指纺织方面的工作。女孩子在家族祭祀时，要观摩并参与其中，学习祭祀的礼仪。女子十五岁成人，可以许嫁。出嫁前，女子还要接受三个月的婚前教育。窈窕淑女，就是养在深宫或深闺的美好的女子。窈窕深宫，代表一种教养、一种德行。这种德行就是贞专，对待婚姻坚贞而专一。

鲁庄公建筑一座高台，正好下临党氏。一次，庄公看到党氏的女儿孟壬，想与她私通，孟壬闭门不纳。庄公向她许诺，将来封她为夫人。孟壬提出割臂为盟。这样两人就成其好事，生下子盘。庄公三十三年，鲁国将要举行祭天的仪式，先在梁氏家中演习礼仪，庄公的女公子前往观看。有一位名叫荦养马人从墙外跟女公子调笑。子盘发现了，异常气愤，令人鞭打荦。荦是位大力士，孔武有力。庄公建议直接杀了他，子盘没有采纳。当年八月，庄公去世，子盘即位。十月，庆父派荦刺杀了子盘。庄公与孟壬的结合本就不合礼，孟壬没能做到处深宫之中，而其女公子又重蹈覆辙，结果酿成弑君之祸。

《郑风》中的《东门之墠》讽刺郑国风俗淫乱，有些青年男女，不依礼行事而私奔。诗的第三章说：“东门之栗，有践家室。”毛公说，践是浅的意思。栗树生长在浅室之内，容易为人窃取，比喻浅室女子易为男子所诱。有践家室，与窈窕淑女，形成显明对比。孟壬与女公子，正所谓“有践家室”。

这样看来，所谓后妃之德，诗人用王雎来比喻就是挚而有别，换言之就是贞专，不淫邪。贞专的具体表现是安安分分地处于深宫之中，修女德，习女职。及到出嫁，则与夫君互敬互爱，和睦相处。这是《关雎》首章的意思。自古以来，夫妻之间，相爱不易，相敬尤其难。更何况女子有一种心理，所谓“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一般女子不逊也好、怨也好，不过发生口角，最坏的结果是家庭破裂。若地位尊崇的女子，其个人的际遇，又与家族的荣辱休戚相关，那么其破坏力就非常大。为什么夫妇有别对天子来说，如此重要呢？毛公阐述到：“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天子与后妃之间的关系，居然会影响到天下的治乱。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天子作为君王，妃嫔众多。这样就造成一种历史上不断上演的现象，叫做“色衰爱弛”。本来天子所宠爱的女子年纪轻轻，容颜姣好。可是，从生命节律的上讲，女子比男子衰老的快。等到爱妃到了一定年龄，姿色衰老，那君王的爱也就可能发生转移（要求君王贤贤易色，特别难。秦汉以降，只有明孝宗一人而已，而且与他早年特殊的成长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另外，不要忘了，一般女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心理特征。而且，当女性的生理节律与心理特征，与一种人之常情相绾合的时候，便会酝酿出巨大的破坏力。那个人之常情是什么呢？我们古人归纳为“母爱子抱”，母亲得到君主的宠爱，她所生的儿子也就得到父王的垂青。既然母亲不再得到君主的宠爱，那儿子的地位也就会受到影响。这里我们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及其皇后为例予以说明。刘秀年青的时候到太学求学，经过新野，听说新野女子阴丽华是个美人，艳羡不已。后来到了长安，刘秀看到执金吾车马非常壮观，心热得很。因此，太学生刘秀感叹到：“男子汉大丈夫，做官就要做执金吾，娶妻就要娶阴丽华。”更始元年，刘秀终于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次年，征战刘秀征战河北，出于政治考虑，又娶了真定大姓郭昌的女儿郭圣通。不久，郭圣通为刘秀生下长子刘疆。建武二年，光武帝本打算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坚辞，于是立郭圣通为皇后，立刘疆为太子。后来，光武帝对郭后的宠爱有所衰退，郭后心怀怨恨。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废郭后，另立阴丽华为后。光武帝在立阴丽华为后的诏书中，列数郭氏的罪过说：“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郭氏的罪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心怀怨恨，多次违反皇帝的旨意。所谓“远之则怨”，郭氏未能避免。二是对其他妃嫔所生皇子不能尽教养之道。事关皇家体面，诏书不便明言郭氏如何残害皇子，但诏书中说“宫闱之内，若见鹰鹯”，可见问题相当严重。然后，光武帝对郭氏进行了定性，“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或许，光武帝不无夸大之辞。然而，刘秀、郭圣通夫妇没有达到挚而有别的理想状态，则是显然的。废后之事，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礼，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皇后的身后是太子，太子的身后是东宫的官属，以及相关外戚。废后之后，一般紧接着就是易储。这些与太子利害攸关的人员，怎会甘心呢？所以，郭圣通被废，他的儿子，当时的太子刘疆的境地就比较尴尬了，刘疆“常戚戚不自安”。

假如太子是强梗之人，又或者东宫官属利欲熏心，在得知行将易储的情况下，便会起而作乱。春秋时代，楚成王的太子商臣不正是如此吗？当已经确定父王准备易储时，商臣跟老师潘崇商量对策。潘崇问：“你能事奉新君吗？”商臣说：“不能。”“你能逃亡吗？”“不能。”最后，潘崇问：“你能做大事吗？”商臣答道：“能”。于是，商臣作乱，逼得父亲上吊自杀。

所幸，刘疆不是商臣，他的老师也不是潘崇之流，身边也没有那类人。郭后被废，时任太子太傅张湛称病不朝，主动退居二线。另一位老师郅恽，负责教授太子《诗经》（韩诗），看到刘疆心中不安，为他分析，“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劝说刘疆通过皇帝身边的人和其他皇子，主动提出让出太子之位，以奉养母亲。刘疆听从了他的建议。光武帝最终同意了，封刘疆为东海王，另立阴丽华之子刘阳为太子，并让阴丽华的两个哥哥辅导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我们结合这些历史事件，再去品味毛公关于天子与后妃关系将会影响天下治乱的说法，难道不会大为信服吗？类似的事件，历史上不断重复发生。虽然有完善的礼仪制度，但是在人性的弱点面前，它是千疮百孔。能够弥缝这些疮孔的只有加强德性的修养。所以，毛公在《关雎》乃至《周南》中特别强调后妃德行的重要性。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光武帝更易太子是“意所偏私而不能自克”，没有“鸤鸠之仁”，并指出不论是天子还是庶人，只要“于天伦之际有私爱而任私恩”，没有不“开败国亡家之隙”的。王夫之没有注意到，光武帝之所以偏爱刘阳，原因是在宠爱阴丽华，其间的纠结，表面上是父子天伦问题，实际上是夫妇问题，不过，船山认为君主做不到德如鸤鸠，将有可能招致国家的败亡，却是合理的。而德如鸤鸠，则是《召南》中第一首诗《鹊巢》的主旨所在。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鹊巢》。

鹊巢

《诗序》说：“《鹊巢》，夫人之德也。”《鹊巢》是赞美夫人的德行的。夫人，是指诸侯的配偶。本诗的关键是对“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理解。此处同样是起兴，要正确理解诗意，必须把握物性才行。古人的生活，与自然融合一体，对物性的认识比较真切。我们现代人则不然，与自然日益疏离，对物性的认识多来自书本，因此比较隔膜。鹊，就是喜鹊。古人观察，喜鹊做巢的过程比较辛苦，它只用树梢上的枝条做巢，不用落到地面上的树枝（《酉阳杂俎》），它们从冬至开始做巢，到春天才能完成。而且，喜鹊的巢背向太岁，朝向太乙。我曾经亲眼目睹喜鹊停在一颗树上，歪着脑袋，用嘴拗断树枝，看来古人的说法不虚。“维鹊有巢”，是比喻国君艰辛创业，被天子分封为诸侯。鸠，毛公说是鸤鸠，也就是布谷鸟（杜鹃）。鸤鸠比较笨拙，不会做巢，它就居住在喜鹊现成的窝巢中。布谷是巢寄生的鸟类。雌布谷鸟，自己不孵卵，也不育雏。它产下卵之后，会叼着放到其他鸟的巢中，再把原来的鸟卵叼走一个。喜鹊就这样成了布谷的养母。我没有亲眼看到喜鹊喂养小布谷鸟，但注意到网上有网友的文章记录过那样的过程。“维鸠居之”，是比喻夫人嫁给国君，自然享有与诸侯同等的社会地位。毛公补充说，夫人必须德如鸤鸠，才能配得上这样的社会地位。

什么是德如鸤鸠，鸤鸠的德是什么？毛公注释《曹风·鸤鸠》“鸤鸠在桑，其子七兮”的时，点明了这个问题。原来鸤鸠喂养雏鸟，上午从上往下喂，下午则从下往上喂养，对待雏鸟平均如一。毛公的注释如此，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布谷鸟并不育雏啊。这个问题，我们姑且存疑，先承认毛公注释的准确性。那么，夫人德如鸤鸠，就是说夫人对待诸多子女，应该平均如一，不可以有偏爱或偏恶。

礼制规定，诸侯一娶九女。这是为了让国君子嗣众多，后继有人，从而保证权力能够顺利的传嬗，维持国家的安定。可是，问题来了，诸侯嫔妃众多，但诸侯对众妃嫔的情感却不是同等的。诸侯的正妃，也就是夫人很有可能受到冷落，而某位贱妾反而获得宠爱。夫人掌握着管理后宫的大权，于是，在嫉妒之心的作用下，便有可能祸延子嗣，发生宫廷惨剧。所以，夫人做到德如鸤鸠，对待诸子平均如一（注意这些儿子们可能大多不是夫人所亲生的，而是其他嫔妃所生），前提是夫人要具有不妒忌的品性。《周南》中，《螽斯》一诗赞美后妃像螽斯一样不妒忌，就能子孙众多。但是，这谈何容易呢？妒忌可以是女人的天性啊。

汉成帝绝嗣的教训就非常深刻。成帝做太子时，取许嘉的女儿为妃，生有一子，可惜夭折了。成帝即位后，立许氏为皇后。许后得到成帝的宠幸，比较专横，后宫其他女子很少得到皇帝的召见。皇太后王政君与国舅爷王凤等人担心成帝绝嗣，便以天灾为理由，有意贬抑许氏。许氏仗着成帝的宠爱，居然上书抗辩诉冤。慢慢地，成帝对许后也就有所冷落，而宠爱新人。在这种情况下，许后的姐姐许谒居然用邪道诅咒后宫已有身孕的王美人以及国舅爷，许后因此被废。被废之后，许氏仍不安分，一直谋求复位，可是，她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赵飞燕、赵合德姊妹。赵飞燕继许氏被立为皇后，赵合德则被立为昭仪，仅次于皇后。赵合德尤其受成帝的宠爱，成帝曾经跟他盟誓，必定不会辜负她（是指不会跟其他嫔妃生儿子）。赵氏姊妹与许氏比起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宫女官曹宫受成帝临幸，产下一子，被赵氏谋杀。赵合德后来又逼迫成帝亲手掐死许美人为他所生的儿子。当时流传一首童谣，唱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这样，汉成帝就绝了嗣，他去世后，皇位只能有侄子来继承。而赵氏最后也不得善终。

人性异常复杂，有时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会有偏爱偏私。一般人家如此，不过引起兄弟阋墙。如果是国君，那就可能兵戎相向，手足相残。郑武公的夫人武姜，因为生太儿子的时候难产，就非常厌恶他，给他起名寤生，而钟爱小儿子段。武姜一再向郑武公提出废寤生而立段为太子，武公没有答应。寤生即位后（就是郑庄公），姜氏仍不死心，谋划与段里应外合，搬倒庄公。郑庄公探得准确的消息，先发制人，段只得逃亡国外。这场人伦惨剧，正是由于姜氏对亲生儿子存在偏爱所酿成的。君王对自己的敌人可以“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真刀真枪干起来。有人说，夫妻是最亲密的敌人。这种亲密会让君主误把蛇蝎心肠当成浓情蜜意。这种亲密会让君主在对方的敌意面前束手无策，乖乖就范。隋文帝是统一天下男人，天下至尊，可是在独孤皇后面前，真是卑屈至极。独孤氏十四岁嫁给杨坚，夫妻感情深挚，两人相约，“誓无异生之子”。独孤氏是一位很有见识也很强势女人。杨坚做了皇帝，就立她为后，她积极参与朝政。史载，杨坚对她“甚宠惮之”，可谓又爱有怕。杨坚临幸了一位宫女，这对皇帝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独孤氏得知之后，趁杨坚上朝，派人杀死了那位宫女。杨坚大怒，又莫可奈何，一气之下，堂堂皇帝，离宫出走，一个人骑着马，也不走大路，直跑到山谷中二十里的地方。大臣劝慰他，他感叹道：“我贵为天子，却不能自由啊。”经过大臣苦劝，杨坚熬到半夜，才返回宫中。这独孤皇后，不仅不允许杨坚宠幸其他女子，就是朝中大臣，乃至自己的儿子宠爱小妾，她都要横加干涉。杨勇的太子之位被废，杨广夺嫡成功，跟独孤皇后厌恶杨勇而喜欢杨广，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隋朝的短命而亡，乃是由独孤皇后间接造成的。

当然，偏爱子女，不仅女人会如此，男人也同样也会，前面不是说过母爱子抱吗？只不过，那些儿子们对君王来说，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对妃嫔说来，手心是肉，手背可就未必是肉了。历史上宫廷内斗，最高权力之争，大多缘起于此。

毛公解诗，特别重视历史，几乎给每一首都系了年，都与特定的历史事件相扣合。这或许有些机械，有些牵强，但这样做的背后，则是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是对现实政治的洞察，是对那样的时代，权力运作潜在模式的深谙。是的，女性是被礼制明确摒绝在政治之外。但，那只是明面上的问题，只是理想。这是历史的阳面，或传统政治的阳面，它由男人主导着。而现实呢，暗面里，女性运用她们的柔媚往往可以左右那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男人的意志。这是历史的阴面，或传统政治的阴面，它某种程度上则由女人主导着。就这样，传统社会，礼制明确规定不允许女子干政，可现实中，女子通过特殊的方式，却常常左右着政局，乃至影响国家的命运。非常不幸，这种影响大多是负面的。传统的政治，政治权力对女性是风闭的，而君主的权力非常大，由于男人、女人都存在种种人性的弱点或阴暗面，于是便演生出一出出后宫干政的历史剧。传统政治格局下的最后一个王朝，也因此走向覆灭。在那样的政治权力格局下，只有光明的德性才能战胜那些人性的弱点，弥补制度的不足。所以，毛公在解读诗经的时候，特别注重阐发德性与政治的关系。二南（周南、召南），是对女德的要求，二雅（小雅、大雅），则主要是对男子德性的要求。所以，女性朋友们不要觉得委屈，以为毛公对女子特别苛刻。如今，尽管实践方面还不充分，政治已经向女性完全敞开，在当今的政治权力格局下，在当今的制度与人性弱点的作用下，又会上演怎样离奇曲折的历史剧呢？这些都还没有成为定局，各种思想力量都还在角逐之中。不过，至少我们已经感到了，女子走出家庭，已经改变了的家庭模式。或者说，家庭结构变革，也正紧随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之后。这用传统的说法是女子“不安于室”。古人造字，女子端坐于室内为安。既然，女子走出家庭，亲近政治，那家某种程度上也就安不了了。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是相互勾连着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每个人休戚相关。如今，地球就是一个大试验场，试验品就是七十亿人。导向何方？是祸是福？不能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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