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经、经学与哲学”青年工作坊会议综述

来源：“上海儒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廿六日壬子

          耶稣2021年10月31日

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的“经、经学与哲学”青年工作坊于2021年10月16-17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益鑫主持，王新生副院长代表哲学学院致辞，表达了对各位与会学者的欢迎，并化用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强调了经学与哲学研究继往开来的意义。随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汝伦教授做了题为《论经学与哲学的关系》的主旨演讲。

在演讲中，张汝伦教授指出，（在中国）经学先于哲学而存在，故应从经学看哲学，即通过考察经学的观念来思考经学和哲学的关系。张老师重点反思了顾炎武和熊十力对经学的理解。相较而言，他更认同顾炎武的观念，重视五经及其源流，从“天下之公理”的角度理解经学。至于熊十力的经学观念，则有以史学代经学的倾向，最大的问题是把经学看作知识对象，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经学。关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张老师认为有两个前提性的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哲学”，一是如何理解“经学”。张老师认为，哲学追问性与天道，但其实质是道德学，目的在人自身的完善与良善的生活。在这一点上，经学与之一致。它不应被视为客观的学术，而应看作成圣、成仁之道，对它的神圣性应抱有敬畏感。当然，也要看到，呈现为文本的经学只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还应放开心胸，接纳其它可能的“公理”。

随后的一天半时间内，来自全国14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9位青年学者共聚一堂，深入探讨了经学与哲学的诸多面向。参会学者来自文史哲及古文字等多个专业，论文内容以五经相关问题为主，兼及解经传统、解经方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互动等议题。

一、易学探赜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是中国传统中最具解释学生命力的部分，参与本此会议的学者从多角度呈现了历代释《易》著作的丰富内容。

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刘舫从“天人不期合”的视角检讨了朱熹“《易》本是卜筮书”这一命题，指出朱熹重提伏羲画卦的话头，重思天道、易、圣人之关系，将自然与人伦截断，为格物之学埋下前提。此外，朱熹通过重申“卜筮”和重构《周易》，完成经典的革新，这体现了他由卦画直接推导天地起源和事物之变化逻辑的尝试。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孙逸超探讨了南宋前期刘牧易学传统下的“则图画卦”问题，指出《易数钩隐图》所确立的黑白点子图改变了作为符瑞的《河图》《洛书》的传统形态，由“图”的形态改变引发了“则图画卦”。后来朱熹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以阴阳奇偶、常变体用等原则贯通融摄，“则图画卦”成为朱子易学体系的有机部分。

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则讨论了惠栋的“用九”、“用六”说，指出在惠栋看来，《既济》卦六爻皆当位象征着阴阳、社会的中和状态，即所谓“太平”，也是赞化育的象数归宿。而达到《既济》有两种象数模式：一是就六十四卦总体演变来看，乾坤交通、乾升坤降，成《既济》卦；一是就每个卦的某爻来看，其自身变之正，以成《既济》。

暨南大学文学院李元骏辨析了王引之难郑氏易学论的两重面向，指出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对郑玄“爻辰”说及郑氏以爻辰解《易》的注文多有不满，但王氏批评郑注的视角实则也充满问题，其缘由则在于王氏“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学术风格和希望探察经文本义的治学追求。

最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何益鑫分析了《周易》的卦名问题与早期易学的传流，指出诸本卦名的差异不仅仅是字形或通假的差别，更有其思想上的差别，而从“卦名取自于卦爻辞”的原则出发，可以解决清华简及诸本卦名的大量遗留问题。在这一思路下，他探讨了诸本卦名的“两系假说”，借此提出了对先秦易学流传过程的一种理解。

二、春秋学新释

随着“五经”传统的确立，经学解释史由此开启。《春秋》三传源于《春秋》，可以说是早期的经学解释著作，后来都入了经的行列。同济大学中文系徐渊对《春秋左传》的文本构成与文献来源进行了探究，指出《左传》一书的内容依性质可分为六类，而通过考察这些不同性质材料的先后组成次序，可以厘清《左传》的成书过程，以及成书年代。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张亚东讨论了《左传》解释《春秋》的性质和其中所蕴含的义理，并指出《左传》论君德、民生始终不离天人关系这一根本范畴，若离开这一前提也会对《左传》“不烦卜筮”产生错解。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杰以文质三统观为基点，探析了董仲舒、何休和郑玄三统说的不同意涵，阐发了何休三统说的完备性，以及郑玄三统说的主要特质，并指出董氏三统说的不足。

三、诗学与书学

“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孔子家语·弟子行》）《诗》《书》既揭櫫文明之源，又为儒门成教之始。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黄子洵从《大雅·生民》五诗的史学意义出发，反思将《生民》五诗作为历史人事的“实录式呈现”的主流研究立场，提出这种解法未能看到《诗》的目的不在于对“客观事件”进行全方位记录，而在于以其独特的叙述脉络，实现对周文明历史之建构。《生民》五诗并非纯粹言事的史籍，而是探究先王之道的线索。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陈石军基于《洪范》这一王安石新经学体系的重要基石，来试图从“建立”的角度为王安石的政教实践提供另一种解释。文章通过“性命”讨论王安石对三代政教的理解，通过“秩序”考察宋代经学的宇宙意识，最后借由王安石阐释宋代新经学不同于汉唐经学的特色。

四、出土书类文献

王国维先生“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名言今人已耳熟能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大量书类文献为我们澄清了学术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秉以清华简《厚父》篇为例，讨论了出土古书撰作时代性质特征以及如何利用语文学方法讨论出土文本与传世文献内容之关联性，判定了《吕刑》与《厚父》的年代先后，纠正了《孟子》引《书》的错讹。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成富磊分析了《厚父》“少命咎陶下为之卿事”中的“少”字，通过重新考察“平”、“乎”、“兮”三字的字形差异，指出此“少”字应隶定为“乎”，《厚父》篇反映了上古三代充满神性意味的君臣关系。

清华大学哲学系季磊则探析了清华简《命训》中“命”的思想，提出“命”应为“天之令命”，目的是论述“明王”受命之后的治政措施，意义在于政治而非人性论层面。而“大命”、“小命”有纲目之别，举大纲是“大命有常”而不变，详细目是“小命日成”而变易，其中暗含了“天命”变与不变的思想。

五、四书学及其它

宋明以来，四书之学大兴。程子谓：“《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本次会议上学者也探入四书学，提出新的解法。

复旦大学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中心邬可晶辨析了《孟子·梁惠王上》中“君子之于禽兽也”、“君子远庖厨”的“君子”概念，结合传世文本如《礼记》，以及出土文献海昏简牍、马王堆帛书等，指出此处孟子是借“成礼”以证成其论，而“君子”意指有德的有位者，受到贵族统治阶层行为规范的约束。

福建省委党校陈洪杏再析“孟告之辩”，旨在从语言学角度论证孟子逻辑的一贯性，并尝试借助“知”、“行”合一的理致，来阐发在孟子处作为“尽心”、“知性”之动态过程的“性善”论。

会议讨论也涉及到基于四书之学所建立的宋明儒学，并特别注重阐发其中的哲学内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廖海华提出张载著作中“象”有“象状”“象兆”“象征”等不同意义，根据语义之异，代表不同的内涵。通过“象”的概念，张载一方面刻画形而上者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阐述学者如何在成德工夫中以“象”为中间环节通达形而上者本身。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陈焱辨析了王夫之的君子形象，提出王船山将君子人格与儒家关于人生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以突出其相对于异端（佛老之学）的价值地位。船山的思想体现了宋明道学传统中，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所具有的责任与爱，也表明宋明道学传统是如何通过非宗教性的进路确立生命的意义。

此外，学者在经学解释体例方面也有深入的探讨。如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樊波成在三教交涉的视野下，回顾了“义疏”这一传统儒家解经模式的形成过程，阐述了中古时期儒家与佛教义疏学的类型及其流变。樊老师还强调，晋宋时期的佛教经疏也与中土学术有深刻的渊源，既继承了印度经论的特点，又受“科分”等儒道传统的影响。

本次会议延续了复旦哲学青年工作坊的传统，氛围自由，不避思想交锋。会议论文深入当代经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现场也就如何理解经的意义，如何处理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如何从经和经学中阐发中国人的经验和思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当前古典学术的发展作了反思和前瞻，彰显了成熟的研究水平与卓越的思辨活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