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日本军队袭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脱虎口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梁漱溟回答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诚如梁漱溟自己所言有点狂了，他这么说，略嫌“分量”不足，如果这话出自于孔孟之口，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当然，这点儿狂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不影响他为毛氏时代唯一的真儒。
    
    其实，这种特殊的自信，孔子是“始作俑者”。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集解马融曰：“如予何犹言柰我何也。天未丧此文，则我当传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违天以害己。”
    
    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桓魋伐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子，桓魋其如予何？”（《史记》）集解包氏曰：“天生德者，谓授以圣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德是得于道，文是道的文化和制度形态。“天生德于予”重在道德自信，“文不在兹乎”重在文化自信。《集释》引《論語或問》曰：
    
    “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故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過宋何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闲暇也。”
     
    
    二
    
    
     “自得者所守不变，自信者所守不疑。”（《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圣贤就是这样的人，自得乎道，实证良知，自然无忧无惑立场坚定，自然有一种强烈的文化、道德、天命的自信。
    
    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自信，孔子面对危难特别是生命危险也同样处之泰然，并且相信桓魋、匡人等都不能加害于自己，只要斯文不丧天下不亡，自己就不至于被害横死。
    
    圣贤的命确实特别大，比一般正人君子、英雄豪杰乃至佛道两家的大师大德都要大，比绝大多数盗贼魔头乱臣贼子也要大。自古以来没有死于非命死于乱臣贼子之手的圣人----“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及朱熹熊十力等圣人（升朱熹熊十力为圣，理由详见东海《圣贤论》一文），无不寿终正寝且长寿过人。
    
    某些儒家贤者的非正常死亡，如文天祥、方孝孺、谭嗣同等等，都是积极自动地“自找”、“自求”的，死得伟大而光荣，肉体虽死，精神永存，良知永生。奇人不可杀，杀之成天民，况儒家贤人乎？（其中方孝孺之死，刚烈激切有余而仁义中庸不足，已不够“贤”了，详见东海《关于叔孙通与方孝孺》一文）
    
    
    注意：圣贤不怕死，但是，不怕死的未必是圣贤---某些悲伤绝望者及恐怖主义者亦不怕死也。见危授命存道忘生，不等于缺智寡谋暴虎冯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时候，圣人不会鲁莽灭裂自蹈死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也。
    
    《中庸》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国家可均，其人公正无私；爵禄可辞，其人淡泊清高；白刃可蹈，其人刚勇；各成其一德而已。而中庸之道众德兼备，圣贤是全面掌握并勇于实行中庸之道者，不仅仅刚勇而已，故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三
    
    
    杀生是大罪，杀人更是大罪，至于杀害圣佛，那是不可想象的。佛是法王，没有人可以伤害其性命，极其量，“出佛身血”而已----在佛教，“恶心出佛身血”或“起恶意於如来所”是极恶大罪，属于五逆罪之一。
    
    儒家圣人也一样。生逢乱世，难免遭到乱臣贼子的忌恨仇视，被“起恶意”甚至被“出血”，象孔子那样逢凶遇难，但终究会化吉成祥。我相信，即使孔子生在秦始皇乃至毛泽东时代，也不至于被坑掉或害死。梁漱溟都能大难不死，何况孔子？
    
    周敦颐有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育于身而已矣。”（周敦颐《通书·师友上》）圣贤就是“道德育于身者”。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之中，于人类最为重视；人类之中，于圣贤尤为钟爱。
    
    圣贤是道种、光明种，是天理的具象，良知的化身，道统的代表，中华的象征，是最有资格以身载道和“替天行道”者。“天”爱护他们，仿佛慈母爱护赤子。伤害他们，就是伤道害德，伤天害理。
    
    儒家的“天”，一般指的都是道体之天，于宇宙而言为本体，于生命而言为本性，于人身而言为本心，即王阳明的良知。天命之谓性，良知乃天之所命，人之本性。
    
    原始经典中的“昊天上帝”，就是对形上道体的人格化和形象化的描述。
    
    替天行道，就是努力把良知原则落实到人世间事事物物之中去。说真话、做真人、弘真理、扬正气、批异端、破邪说、斥苛政、惩罪恶，推动良法良制良风良俗的建设，推动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是非观的重建等等，都是弘道、行道题中应有之义。这都是圣贤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儒者“明明德”和“亲民”的法门。
    
    圣贤的对面是盗贼，即乱臣贼子----背逆仁义原则为乱臣，反对儒家文化为贼子。
    
    他们是黑暗的化身，莽夷的象征，恶习的代表。人既有本性又有习性，而且各种习性往往根深蒂固。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世人的本性普遍为习性乃至恶习所遮蔽，儒家遭受各种误会、反对和迫害并不奇怪。老宣说得好：
    
    “苏秦张仪，走遍六国到处受欢迎。孔丘孟轲，行遍天下到处碰钉子。因为苏张所谈的，是合于一时的人欲。孔孟所谈的，是万古不磨的天理。娼妓小人的甜言蜜语易惑人心，节妇义士的冰言冷语难入人耳。”（《疯话》）
    
    在这个比孔孟时代更加学绝道丧的“据乱世”，中华文化刚刚遭受了一轮空前严酷的摧毁，异端邪说当道，乱臣贼子纵横，良知的遮蔽特别严重，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去遮除蔽的可能，儒家的处境会特别艰难。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正是锻炼、考验儒者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出圣贤的时代。
     
    
    四
    
    
    圣贤是人世间第一等人，至尊至贵，天爵第一。人生只有入了圣贤境界，才是致得良知修成正果。（严格地讲，圣与贤略有差异，贤境仍一间未达、有所不足，唯圣地才是高度圆满，才能真正超越贫富贵贱乃至生死，从心所欲，一切无碍。兹不详论。）
    
    学圣贤则是人生第一等事。《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儒家为学的目的、宗旨是追求人格的圆满，即成德成圣。
    
    12岁的王阳明曾问塾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塾师答道：“只是读书举进士而已！”守仁听后不以为然，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少年王阳明就有此见识，后来成德成圣成为德功言三不朽的人物，有其必然性。
    
    学圣贤，就必须发“替天行道”之大愿、作兴学弘儒之努力。处此礼义廉耻荡然无存社会，当此道德良知全面沦丧的局面，真正的儒者，能不忧天忧道忧患深重乎，能不主动肩起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历史责任乎，能不以圣贤自期自任乎？朱熹就曾经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这不是狂妄而是一种承担、奉献和牺牲。
    
    个人处境命运前程如何，不妨置之度外，一切听天由命。最重要的是自己做的怎么样，是否严格遵循仁义、中庸、诚信诸原则，是否见义勇为当仁不让问心无愧，是否随时随地以儒家经典和圣贤标准衡量、对照自己的行为，严格要求自己了，是否对得起孔子，对得起儒家，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对于儒者来说，贫富贵贱皆无不好。贫贱，可以更好地锻炼、营养、成就自己；富贵，可以更好地利益、救助他人。《孟子尽心》章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陋巷穷居，本性并无损益。酸甜苦辣咸都是人生好滋味，为了弘道而受难受罪，更是一种光荣、功德和幸福。
    
    甚至生死也无不可。生，人身难得，天命我性，生的光荣；死，“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张载《正蒙·西铭》），死而无憾，可以好好休息了（或者那是另一期更加美好的生命的开始呢）。
    
    艰难困苦玉成我，乱臣贼子如予何？任何排斥打压迫害，都无法给真正的儒者造成内在伤害，而只会成为他致良知、明明德的“外助”，让他的生命之光更加辉煌而永恒。特以一联自勉并与儒友们共勉：
    
    
    百雪千霜更养气，气养成浩然，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任凭世间腾笑；
    千磨百折好修心，心修到高处，见鬼杀鬼，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直到天下归仁。
    
    2011-6-7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