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何在?道统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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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财经界,最夺人眼目的恐怕就是所谓房产税了。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房地产税的政治经济学来源。当时颇为自己的创见而自得。直到读到这本《中国道统论》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所谓“创见”绝非原创,而且早不新鲜。
在论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中国道统论”引述中山先生关于平均地权的论述,曰:“土地价值之所以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翻译成一句现代点的话,这其实就是在说,土地的增值(在目下中国可以用飞涨来形容),并不是土地持有者有什么特别的本事,特别的付出,而是由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工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而引发的。毫无疑问,土地飞速增值的收益被土地持有者所独享,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道德的。孙中山甚至举出一个澳洲人在酒醉之后糊里糊涂花300元买了一块土地,最后变成千万富翁的例子。而当时上海、广州的土地市场早也是同样的光景。而这与中国目下的房地产市场又何其相似乃尔。
100多年之后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惭愧之余,也引发了我对《中国道统论》的极大好奇。
何谓道统?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民族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一套价值观念系统。这种东西大概是中国所特有,也是《中国道统论》一书要极力论证的。按王夫之的说法,所谓道统,圣人之教也。然而,由春秋之时百家争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再到后来佛学东渐,宋代的心性之学,直至近现代西方价值观长驱直入,中国的主流的思想、价值体系几千年迭经颠覆,早已是一团乱麻,杂糅斑驳。所谓圣人之教,其实各不相同。找到其中“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精神血脉更是难上加难。但惟其如此,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巨、渗透最深的全球化濒临瓦解,在文明冲突论再次回响的时代,找到一种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找到一种对大变局的中国解释,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中国道统论》看来,“天道观”就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中国道统之核心价值。作者有论:“以天道观为核心标志的中国道统,在其生生不息的传承中赋予了中华文化以特质”,并在这个基础上,生出了中国人社会独有的道德秩序。此天非彼天,中国人的天与西方的人天虽然是同一个词,其中意义却别于云泥。西方的天(上帝)是一个凌驾于人的存在,只能绝对的臣服。而中国人的“天”则是与我合一的,是可以亲近而不是令人畏惧的。因此,“人类的秩序来自人本身,人类的道德力量来自人本身”,是可以通过不断甚至永续的道德实践加以达成的。所谓天人合一,是一个持续的实践过程。所以,中国的天道并不是脱离于人的一种存在。既如此,天道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可以通过人的道德实践不断变化,甚至可以被加以改造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
引发我兴趣的另外一点是,《中国道统论》不仅从独特的核心价值引出了中国道统,而且认定中华文化独特的思维模式也是中国道统的内核之一。那么,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是什么?作者以为,中华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人与天互通、主体与客体同一的思维框架之中”。由此,中国人的知识论自然就是“只要经过内心信念的进一步确认,就可以断定是真的,是正确无误的”。当然,这种确认,不是通过一般人的内心,而是通过“(人人皆可成为的)圣人的内心”。显然,这与西方科学的知识来源完全背道而驰的。其流弊也早为今人所诟病。西方科学,不是经过的一个独特的人,而是通过不同的人在同样条件下可以重复的实验而得出的知识。源头如此,其知识形态和内容自然分殊异趣。
然而,如果中国道统是一套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价值体系。那么在经过100多年西方知识和价值观水银泻地般的涤荡和洗刷之后,在中国人心中而不是存在于中国典籍中的中国道统究竟还存有几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只要他受过教育,则一定是在现代学校的教育中长大的,而不是在四书五经的私塾中获得知识的。除掉数理化、天文地理这种典型的科学训练之外,即便我们的人文教育,语言结构又何尝不是浓浓的西式色彩。在这样的教育下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究竟还有多少中国道统的精神血脉呢?以目下中国最有优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为例,这难道不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典型的舶来品吗?难道中国道统已经进化为特殊基因而存在于中国人的肉体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转化为某种身体记忆而迸发出来?
所谓道统,一定是在一个族群中占优势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推动他们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只有这样,才可能是一个活着的道统,一个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是否有一个所谓中国文化或者道统,我一直是相当怀疑的。即便读了这本《中国道统论》,我的疑问依然没有烟消云散。或许,这是因为我对中国典籍了解的粗浅所致。诚如作者所言,“对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没有同情和敬意,便根本无真实的了解。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也随着增加一分,了解也随之增加一分”。我想,作者也正是以这样一种敬意和同情来理解中国道统的。
在《中国道统论》中,作者梳理了中华文化从远古崇拜到现代思想的几乎全部发展过程,并用自己的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一个生生不绝,历久弥新的中国道统。洋洋80万言,几乎涉及中国历史中所有的思想者,不要说写,即便读完所有的参考书,也是一件望而生畏的工作。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文字之通畅,对典籍理解之到位,对中国历代思想者阐释之清晰,与那些咬文嚼字,艰涩难懂,不知所云的著作,实在有天壤之别。让我这位不太愿意读古文的读者读起来也是快感十足。就此而论,这其实也是一本特别通俗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中国思想者与他们的时代碰撞激荡的中国思想的发生学。我相信,普通读者也可以跟我一样,从这本《中国道统论》中受益良多。
当下之势,众人皆曰“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本《中国道统论》,毫无疑问呼应了这个时代背景。而这个背景恐怕也是中国道统何以在今天又成为一个问题,甚至一种解决方案的原因所在。作者丝毫也没有掩饰这份心迹:西方的学术已经不足以解释今天的中国。很明显,作者希望通过对中道统的重新解释,化解我们时代的困惑,为这个让人惶惶不安的全球变局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案。
如果说早期的新儒家是因为中国的危机而导致的焦虑引发,而今天的新儒家或者新道统阐释者们的重新集合,大概是发轫于中国经济今日之崛起。少了一份焦灼,多了一份自信。这种自信有多少是误读了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有多少是准确理解了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密码,是我相当担心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特别值得中国文化特殊论者们反复自问的大问题。
三十多年之前,我跟蔡晓兄是研究生宿舍的上下铺。与我们这些总是装着玩世不恭,嘻嘻哈哈的同学不同,蔡晓兄总是一脸认真跟别人讨论学术问题。那副认真,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没想到,几十年的官员经历,丝毫没有磨掉他的那份热忱和认真。只是学问长得太多了。
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我时常会感慨自己在老去。但读蔡晓的书,我却分明感受到一了个旺盛生命的搏动,一种树木不断生长的气息。其中如饥似渴的阅读,勤奋执着的思考,永不停步的实践,在在都体现了一个思想者的勃勃生机,一个中国读书人独特的文化气质。犹如中国的圣人之教: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的确有一种中国道统存在的话,在蔡晓身上我倒是真正看到了几分。这大概就是余英时先生认为是中国文化核心特征的所谓“士”吧。
袁剑
2021.11.1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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