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作者：朱国峰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月初一日丁巳

          耶稣2021年11月5日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典出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在这篇史论中，欧阳修通过对五代时期后唐盛衰过程的精辟分析，掷地有声地提出国家的兴衰存亡不取决于天命而取决于“人事”的论断，借此告诫北宋统治者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始终励精图治，重贤者远小人，从而保持国家的繁荣昌盛。

公元908年，唐末著名军阀晋王李克用在临终之际唤来自己的儿子李存勖。他颤颤巍巍拿出三支箭，对儿子说道：梁贼朱温与我晋国有不共戴天之仇。燕王刘仁恭是我所立，契丹耶律阿保机与我约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我未能灭此三贼，死有余恨。我给你三支箭，你将来一定要消灭这三个敌人，以告慰我在天之灵。

李存勖谨记其父之言，将这三支箭供奉在家庙中，每逢出征前都要祭祀，将箭矢请出，放入锦囊，随身携带，战胜后送回家庙再次供奉起来。他平桀燕、败契丹、灭后梁，每战皆是如此，终成一番霸业，用15年时间建立后唐，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然而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李存勖迷失了。后期的他沉湎于声乐，重用伶人、宦官，疏远有功之士，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落得个军民离心、天怒人怨的下场，终死于兴教门之变。在他死后仅10年，后唐也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存勖和后唐的命运，令人扼腕。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是对李存勖一生品行的刻画，但又不是仅仅对他一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同样是一个典型，两人都是谨记父命、励精图治而兴，又都是沉迷享乐、麻痹大意而亡。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伐越，在槜李之战中被越王勾践击溃，于败退途中不治而亡。阖闾临终前叫来儿子夫差，告诉他：你会忘记是勾践杀了你的父亲吗？夫差答：没有，不敢忘记。

继位后的夫差发愤图强，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等待着复仇机会的来临。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夫差想报仇，准备先发制人，抢先伐吴。没想到风水轮流转，在夫椒之战中全军覆没，还被夫差一鼓作气端了大本营会稽。原本想欺负夫差的勾践，转眼间就几近于亡国之君，只能屈膝投降。

然而此时的夫差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似乎把杀父之仇忘了，竟听信伯嚭的谗言，接受了勾践的投降。在被勾践贴心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更是精神懈怠，不再警惕，放虎归山，后期甚至把伍子胥这位“国之柱石”给杀了，自毁长城。以至于有了之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典故流传于世，自己也落得个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夫差和李存勖的一生是对“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最好注解。纵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又何以百计、千计？夫差和李存勖只是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罢了，其中的教训才是值得深思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然而，虽然欧阳修著此雄文，是为了让北宋统治者不再重蹈覆辙，但历史规律就是如此颠扑不破，同样的历史教训却又在北宋统治者身上再次发生了。

宋徽宗继位后，耽于享乐，重用小人，导致朝政荒废、民怨沸腾，最终落得个悲惨的“靖康之耻”的结局，北宋就此灭亡。对此，元朝编撰的《宋史》对宋徽宗统治时期“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的点评可谓与欧阳修的“逸豫可以亡身”的论断遥相呼应，颇为讽刺。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体现的是一种宝贵的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品质，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仍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其实又何止欧阳修作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论断呢？且不说出自《孟子·告子下》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即使同样是在北宋，苏洵的《六国论》中就写道：“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王安石在《金陵怀古》中写道：“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可惜，同样的历史教训在欧阳修、苏洵、王安石之前屡屡发生，在他们之后仍旧屡屡发生，不得不让人嗟然长叹。

以古映今，只有时刻心怀忧患意识，方能做到防微杜渐、有备无患，成竹在胸、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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