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理想影响两汉政治文化

作者：姬丽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月初四日庚申

          耶稣2021年11月8日

汉代开始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但汉儒具体的治国理想和蓝图是什么，又如何实现这种治国理想和蓝图，却是不甚清楚的。其实，在宏大的政策口号背后，隐藏的是更为深刻和丰富的思想创造。两汉时期的“太平”理想伴随着“独尊儒术”国策的实施而兴起、兴盛，在两汉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两汉时期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太平”是汉儒的政治理想。先秦时期，“太平”不具备特殊的政治含义，主要表达对社会安定的美好向往，是很质朴的用语。秦汉以降，“太平”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概念。

“太平”理论的源起与孔子作《春秋》有关。孔子作《春秋》的历史价值被儒家学者不断抬高。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羊传》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董仲舒说“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至此，“致太平”成为孔子作《春秋》的重要使命。东汉何休进一步说明了两者的关系，即“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依《春秋》笔法，年代远，历史批评则直白；年代近，历史批评则隐晦。孔子把自己看到的当世乱象用“著治太平”的笔法记录，既表达对当世的不满，也表达对“太平世”的向往。

汉儒还构想出了一个“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的太平理想世界。太平世界会出现“甘露降”“嘉禾生”“凤皇翔”“山出器车，泽出神鼎”“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等各类祥瑞，这些祥瑞被称作“太平之符”。“太平”的到来不仅需要“祥瑞”，而且需要“圣人”再世。“圣王”是太平世界的缔造者，实现“太平”需要圣王之德，因为“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皆应德而至”。“圣王”以德治国，招来祥瑞，德盛则祥瑞昌，最高尚的德行与最美好的祥瑞共同象征着完美的“太平盛世”的到来。

“太平”理论是汉代儒家礼乐秩序和王道政治的高度抽象化，这套绝对理想化的礼乐文化秩序适应了汉王朝的统治需求。“太平”理想凝聚了儒家的人文关怀，神圣的“太平”美景既可以在情感上激励汉儒群体为之奋斗，亦可以在文化上教化君主更改制度之流弊。其文化设计“圣王德—瑞应至—致太平”与制度设计“制礼乐—致太平—制作”（《白虎通》：“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王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相结合，为汉代政治改良和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实践方案。

第二，汉代改制运动转向“致太平”。“太平”是汉代君民的共同期盼，汉武帝亲政后即展开了以“兴太平”为目的的“改制”运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反复讨论了“兴太平”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建太平之道”的相关措施。“天人三策”之后，理论化的“太平”理想转化为“更化—兴太平”的治国方略。

汉武帝是“兴太平”的第一人，此后，“兴太平”成为当政者的重要政绩标准。然而，随着“更化—太平”的深入推进，汉儒的建言献策无不以“兴太平”为由，当时“诸生对册，殊路同归，指在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莫不云‘太平’”。儒生群体情绪高涨，“太平”理想的乌托邦色彩愈加凸显。汉宣帝曾利用大量的人造“祥瑞”来安抚儒生，但收效甚微。西汉后期出现了更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儒生把危机的缘由指向了汉代的最高统治者，“更化—兴太平”转向了“更受命—致太平”模式。

“更受命”又称“再受命”。自西汉中期开始，“更受命”言论频繁出现，虽然多人因此被下狱治罪，但“更受命”之风并未偃旗息鼓，在汉哀帝时得以变相实现。汉哀帝听从夏贺良的建议，下诏曰：“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夏贺良的建议之所以能被采纳，是由于他提出的“更受命”主张并不要求君主真的让贤禅位，而是“改元易号”即可。这一举措虽然有安抚儒生情绪、稳定民众心理、摆脱信任危机等方面的作用，但并未弱化“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群体意识，也无法彻底削减儒生对未能实现“太平”的强烈不满。王莽辅政后，汉儒终于迎来真正的“致太平”运动。王莽登上政治舞台的过程就是其“辅政致太平”的过程，“致太平”与“更受命”思想相结合，帮助王莽完成了西汉最彻底的“改制”运动——“汉新嬗代”。

西汉中后期的“致太平”改制运动是汉武帝“更化—兴太平”之道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汉末年的政治危机迫使统治者不断通过“更化改制”协调“太平”理想与现实危机之间的矛盾，汉哀帝为了呼应“更受命”实施改制是其一，王莽通过“更受命”方式实现禅让是其二。不过，“太平”理想的乌托邦色彩又使得其为了持续吸引众人的目光而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故而最后终有破产之时，王莽新政的败亡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理想的破产有关。

第三，东汉“太平”思想呈现神学化。东汉君臣普遍熟知儒家经典，也很重视“致太平”的治国理念。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统治者对“太平”的追求较为理性，不再像西汉时那样高谈阔论，更没有通过“制礼作乐”来粉饰太平。

东汉统治者对“太平”理想保持了较为理性的态度，但民间社会对“太平”的热情却十分高涨，主要表现为以《太平经》为代表的原始道教教义的成熟和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致太平”社会运动。原始道教与“太平”思想渊源已久，西汉甘忠可所造《包元太平经》与东汉宫崇所献《太平清领书》通常被认为是《太平经》的底本。《太平经》不仅提出了“太平元气”论，还创设出了神人、真人、帝王、百姓四类等级秩序。道教把“致太平”视作各个等级的共同使命，神人掌握“致太平”之道、真人传授此道、帝王实践此道、百姓拥护此道。除神人、真人以外，还创造出一些无法准确排序但带有“太平”的神灵，如至上神“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此神“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还有“太平君”，据说“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壬辰之年三月六日，显然出世。乘三素景舆，从飞軿万龙”。这些“太平神”集圣人之德、帝王之位、仙人之像于一身，把儒家、道家、神仙家、民间巫术等内容融为一体，全部付诸“致太平”理想之中，使其充满了神秘感，神学色彩极为浓厚。

神学化的“太平”思想主要流行于下层民众之中，带有宗教“末世论”特点。“末世”情绪与“太平”理想相结合，提升了“太平”教义对民众的吸引力。原始道教把“太平”当作理想社会，现世就成了急需改造的“末世”。随着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加深，信奉道教的教徒们渴望出现拯救“末世”、实现“太平”的救世主，“致太平”思潮成为黄巾起义爆发的主要推动因素。黄巾起义的十六字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凝聚了起义民众最强烈的诉求与愿望，也体现出了汉代长期流行的政治理念。“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隐含了“更受命”的革命精神，“岁在甲子”表达了汉代“重元更始”的自新观念，“天下大吉”则体现了对“太平”理想的不懈追求。

“太平”是汉代儒家建构的政治理想，儒家推崇的礼乐秩序与王道理念尽收其中。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致太平”成为官方改制的主要政治目标，最终促成了王莽禅位。东汉时期，官方对“致太平”的追求趋于理性，民间的“致太平”思潮则风起云涌。“太平”理想继承了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高度参与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变迁，对两汉乃至整个中古时期的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王莽改制与儒教国家的成立研究”（20BZS02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