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琴】陈献章与明代文风转向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1-11-09 00:47:05
标签:文学史、程朱理学、陈献章

陈献章与明代文风转向

作者:马玉琴(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月初四日庚申

          耶稣2021年11月8日

 

陈献章(字公甫,人称白沙先生)是明代理学转向心学的关键人物,在哲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但他在明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却甚少有人提及。陈献章的文学主张与写作,打破了明代前期台阁体主导的“阘冗肤廓,几于万喙一音”的文坛格局,并对李贽、公安派的文学观念及晚明重自我、重真情的文学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前期,秉承程朱理学传统的台阁体,润色宏业、讴歌盛世,被视为“文章正宗”。宋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李东阳等人先后主持政柄与文柄,台阁体广泛流行。李东阳在《倪文僖公文集序》中概括了台阁体的总体特征:“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明成化、弘治年间,身在山林的陈献章倡导心学,突破了明初以来的理学传统,学风为之一变。他不仅是儒学大师,更是文章之士,其古文写作打破了台阁体称霸文坛的局面。郭预衡认为,“明人理学之非正宗,自献章始;文章之非正宗,也自献章始”(《中国散文史》)。“非正宗”道出了陈献章的改革意识。陈献章之文在内容、体式、精神内核及审美追求等方面体现了明代前、中期文风的转变,并开启了晚明文学发展的路向。

 

书写日常生活 高扬主体精神

 

明前期文坛的主流是“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正如李东阳所说,为文须“达事明理,以翼圣道,裨世治”(《曾文正公祠堂记》)。例如,宋濂的《阅江楼记》由“山川王气”说起,以阅江楼的兴建寄寓皇上“致治之思”作结;杨士奇的《龙潭十景序》写“太和之世”,歌“神功圣德”;李东阳的《京都十景诗序》讲“国家亿万载太平之业”,“圣君贤相,盛德大业”。与台阁体不同,陈献章则在文章中书写日常生活。这一转向与他的心学思想紧密相关。陈献章主张涵养心性而达到“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夕惕斋诗集后序》)的境界。对待日常生活,他主张“以道观之”。在陈献章看来,日常生活具有修行和审美双重性质。因此,他在诗文中大量描写日常场景。

 

陈献章说:“知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见闻,优游厌饫,久之然后可及也。”(《与汪提举》)让心体在自身的生存体验中自然呈现出来,正是他追求的“自得之乐”。因此,他的诗文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体验,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广泛而深入。例如,其《送李世卿还嘉鱼序》呈现了他与门人的日常:“朝夕与论名理……时时呼酒与世卿投壶共饮,必期于醉,醉则赋诗。”《吴光宇行状》一文追忆了自己与吴光宇的日常活动:“南山之南有大江,君以意为钓艇,置琴一张,诸供具其中,题曰‘光风艇’。遇良夜,皓魄当空,水天一色,君乘艇独钓,或设茗招余共啜;君悠然在艇尾赋诗,傲睨八极。予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啸,飘飘乎任情去来,不知天壤之大也。”乘艇夜钓,赏月品茗,鼓瑟鸣琴,扣舷而歌,仰天而啸,鲜活地展现出潇洒高雅的生活情境。

 

明代前期为文以程朱理学为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强斋集》云:“元、明之间,承先儒笃实之余风,乘开国浑朴之初运……以故发为文章,虽不以华美为工,而训词尔雅,亦颇有经籍之光。”当时文坛的主流台阁体承袭的是程朱理学的传统。杨士奇《跋曾巩文》称:“非独文之工,言于濂洛之学未著之先,而往往相合,亦由学之正也。”李东阳“衍而为经纶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国是,变士习,裨政益化”(《怀麓旧稿序》)。程朱理学讲求“格物穷理”,而陈献章心学的进路则不同,由“格物”走向“格心”。

 

陈献章为学重“自得”,其文章的精神内核更关注个体的自我精神。“自得”一方面要求切实提高道德修养,而不专事出仕、讲学和著述,另一方面反对为学向外求于“物”,而应反求于“心”。“道”无法认知,亦无法用言语描绘,只能回归本心令其自然“呈露”。因此,陈献章的诗文写作注重“我”的精神力量,关注个体生命价值,高扬个体的主观能动精神。陈献章还主张诗文主“性情”。首先,性情要真,诗文应“本性情之真”(《送李世卿还嘉鱼序》)。标举真性情,体现了他对个性与真情的重视,“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次王半山韵诗跋》)。其次,“性之所发而为情”,性情不仅包含感情,还包含个性、心性、气质和人格等。他在《批答张廷实诗笺》中讲:“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只看程明道、邵康节诗,真天生温厚和乐,一种好性情也。”他推崇温厚和乐的儒者气象,在《与汪提举》中强调:“情性好,风韵自好;性情不真,亦难强说。”李贽“童心说”、公安派主张“师心”的取向与陈献章重自我、重真情的倾向一脉相承,并在晚明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思潮。

 

追求自然率意 呈现恬淡风貌

 

程朱理学主“敬”,故多敬畏;陈献章心学主“静”,故多洒脱。以程朱理学为宗的台阁体讲求庄重典正,章法严整,条理清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陶安之文“平正典实”,徐一夔之文“谨严有法度”,胡翰之文“得二吴(吴师道、吴莱)遗法”,皆称其整饬。钱谦益评价李东阳之文时说,“西涯之文,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略卷后》),称其说理透彻,逻辑缜密。与一般儒者以解经为务不同,陈献章不事著述,不迷信经典,甚至称“六经糟粕”“文辞粃糠”。他一改功利、守旧的学风,主张“真机活泼”,文章亦有洒脱气质,与台阁派、复古派异趣。

 

王世贞《书白沙集后》云:“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陈献章不拘泥于文法、文体与文题,却自有超妙处。如《味月亭序》体如小品,《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实为诗论。刘禺生指出,陈献章“为文主理而辅之以气,不拘拘古人之绳尺,自有以大过人者”(《陈献章传》)。陈献章反对“安排”、声律、对偶等束缚:“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与张廷实主事》),“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声律、工对偶”(《夕惕斋诗集后序》)。他追求的是行文“法而不囿,肆而不流”(《书法》),自然而率意。例如,他的《处素记》通篇问答,看似随意却切合“处素”之题眼。陈献章的散文篇幅短小,不受体制文法拘束,章法灵活,行文自然,真情流露,具有明显的小品文特征,对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有先导之功。

 

明代前期的文章总体上雍容醇厚,文辞典雅。例如,四库馆臣评吴伯宗之文“雍容典雅”,宋濂之文“雍容浑穆”,宋讷之文“浑厚醇雅”,贝琼之文“冲融和雅,有一唱三叹之音”。陈献章之文与台阁之文不同,追求清新自然的文风。在文章语言上,陈献章推崇简易之风。他在《批答张廷实诗笺》中言:“大抵诗贵平易,洞达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装缀,藏形伏影,如世间一种商度隐语,使人不可模索为工。”他的《杂诗序》和《无后论》等文及大量书信都写得明白晓畅,《禽兽说》和《大头虾说》等文更是不避俗语,看似随便,却如出水芙蓉般清新自然。陈献章批评门人的诗文说,“秉常亦每有新得,大抵辞气终欠自然。廷实乘快时有觕硬处”(《与张廷实主事》),主张辞气自然而不粗硬。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谈陈献章的学术与文章:“他的学问……那种肃然自得的景象,与其谓之学者,毋宁谓为文学家。古代的陶渊明与之类似,文章相仿佛。”袁中道则称陈献章可“与造物者为友,而游于温和恬适之乡”(《赠东粤李封公序》)。其恬淡的精神发于诗文,语言平易通达,含而不露,辞气自然顺畅,呈现出清新平淡的风貌。

 

陈献章之后,明代文风屡变,而他正是改变明代文风的先驱。他倡导的重自我、重真情的文学观,对明代中后期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明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也需重新评价。

 

(本文系《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项目“岭南三大文派研究”(2018GZB0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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