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召公身世
    
    
    召公是周朝一位重要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姓姬名奭，因他的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亦称邵公，是中华邵姓的始祖。
    
    召公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个时期，辅佐王室，功勋卓著，是兴周灭商和开创成康之治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在武王灭商和周公居摄之时起了与周公相当的作用。成王之后，康王继位，周公已逝，召公又为顾命大臣，主持了康王继位的册命。
    
    关于召公的身世，或说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或说他仅仅是一般周室同宗。
    
    认为召公仅是周王室宗亲的史料有：《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范宁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杨士勋：“分者，别也。燕与周同姓，故知别子孙也。”；《史记·燕世家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
    
    直接指出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之子也。”；王充《论衡气寿篇》：“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谧《帝王世系》：“邵公为文王之庶子。”推测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召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祭公解》：“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暨列祖召公……。”
    
    据《左传·僖四年》记载：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侵蔡伐楚，楚子使舆师诘难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
    
    这里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太公，他是灭商兴周的谋略大家，而召公居然能给他下命令、赋予他征伐和辅政的权力，可见召公的显赫地位远非一般周室宗亲可比。
    
    现有学者从各个角度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子的观点。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在解《君奭》时，支持历史上皇甫谧所持的“召公为文王之子”的观点，并引用近代于省吾先生的考证，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长子的论点。
    
    刘起釪先生的论点应该比较符合史实。
     
    
    二、周召并重
    
    
    文王之时，周召二公已有采邑：周公旦采邑在太王所居之周地，人称周公；召公奭食邑于召，故称召公。召公是与周公地位相当的辅政大臣。
    
    《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 何休注：“陕者，盖今宏农陕县是也。”；《史记·燕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陕是当时重要的地标，在今河南三门峡。自陕以东虽是“周公主之”，但为了平叛，召公也曾率领军队征讨。周公八师东征，召公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山东黄县莱阴出土了《旅鼎》（亦称《太保鼎》），铭文作：“唯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师，公赐旅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太保（召公）参与了对夷族反叛的征伐，其事确凿可征。
    
    经过三年战争，东方诸国的叛乱被平定了。周成王承武王遗志要营建东方的都城，于是命召公去选址勘测，最终确定城址为雒。雒邑营造完成后，召公委托周公上书，戒勉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只有敬德保民，“其疾敬德”，才能“受天永命”。（《尚书-召诰》）
    
    《召诰》篇总结夏、商、周更替的历史教训，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坠厥命”，体现了西周王朝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建国思想----这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指导思想。
    
    西周盛世，“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孔子由衷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召二公，皆儒家圣贤，二公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二公的思想精神一体相通。“五声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圣贤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王安石语）周召二公相互配合，合奏出一曲中华文明的华彩乐章。
    
    周公、召公承尧舜文王及先王之德风，教化自岐周而行于南国，乃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将《周南》、《召南》列在《国风》开篇，以之为“民风之正者，风化之正者”，并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周召之道的重视。
    
    关于《周南》和《召南》的区别，《诗序》（孔颖达《毛诗正义》）曾以“王者之风”和“诸侯之风”，郑玄以“得圣人之化者”和“得贤人之化者”来分别“二南”，认为这都和周公召公道德的“级别”有关。
    
    苏辙的看法则不同，认为《周南》和《召南》的分别是，在文王治理周朝时，以周公主内，召公主外。二者的区别只是周召二公的职事不同，与其孰圣孰贤无关。苏辙释《大雅·召旻》时说：“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诗谓之《周南》，诸侯之诗谓之《召南》。所谓‘日辟国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汉之间，服从之国日益耳。”（苏辙《诗集传》）
    
    《史记·燕世家》又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
    
    意思是说，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召公对周公有疑而不悦，经过周公推心置腹的解释才消除了芥蒂。这种说法在战国时就流行。《列子·杨朱篇》云：“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西汉成帝时出现的《书序》、东汉时马融郑玄及之后唐宋时期的解经之书和类书多承此说。
    
    程颐认为召公不悦，不是疑周公，而是自己担任了师保的职务，责任重大，所以不悦。朱熹及蔡沈等亦从文本出发, 提出《君奭》乃召公告老、周公慰留之文,文中实未见不悦之意。王安石指出：
    
    “成王，可与为善，可与为恶者也。周公既复辟，成王既即位，盖公惧王之不能终而废先王之业也，是以不悦焉。夫周之先王，非圣人则仁人也，积德累行、数世而后受命，以周公继之，累年而后太平，民之习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后，则其不得罪于天下之民而无负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难乎！如此则责任之臣，不得不以为忧也。”（《召公论》）
    
    我赞同王安石的观点。
    
    《君奭》篇周公引召公的话说：“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又按《墨子·非命中》说：“于召公之非执命亦然，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天降，自我得之。”联系这两则引文来看，可推知召公并非不悦周公，而是不悦周王子孙不求进取的思想。
    
    西周初年，东方各国的叛乱平定以后，天命说又有所滋长，周王子孙也受了影响。召公反对“执命”之说，认为这种思想妨碍周王朝光大昌盛，周公赞同召公的意见。史官记录周公这篇重要诰词，名为《君奭》，可分四段：第一段周公强调事在人为，赞同召公非命之说；第二段周公广泛征引史事，说明辅臣的重要作用；第三段希望召公同心同德辅助成王；第四段勉励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业。
    
    另外，“召公疑之”，还可以理解为召公忧自己重任在肩做的不好，疑自己不能为周公分劳。《初学记》卷十七引《乐动声仪》曰：“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栗恐惧，故舍於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 
    
    
    三、《甘棠》诗旨
    
    
    至今脍炙人口的召公问政阡陌、甘棠遗爱的故事和劳己不劳民、为公不为私的精神，都是召公敬德保民思想的具体体现。召公被尊为后世清风之源、廉吏之祖、勤政之根、民族之魂。《史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率，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诗经-召南》中的《甘棠》诗表现了周人思念召公，爱其甘棠的主题。甘棠这一树木与召公事迹联系在一起，极富象征意义。孔子通过此诗，倡导一个上下有序、官民互爱的德治社会。诗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毛传：“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击也。”郑笺：“茇，草舍也。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论及《甘棠》云：“《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盖)曰：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第十简)
    
    “保”，报也，意为甘棠曾是召公休息过的树木，为报答召公的恩情，请大家不要砍伐。孔子用一个“报”字总括《甘棠》诗旨，即《孔子家语·庙制解》所谓“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毛诗传笺“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是也。
    
    《孔子诗论》还有两次论及《甘棠》，第十五简云：“……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第二十四简云：“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立(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
    
    第十五简意为，老百姓因爱戴召公而爱护他休息过的树木，今后的报答必然丰厚；第二十四简意为，从《甘棠》中体会到祭祀宗庙时的敬仰之情，这是由民性所决定的。人们尊敬一个人，必会敬重他停留过的地方；爱戴一个人必会喜爱他的作为；反过来，讨厌一个人也必会讨厌他的行为。
    
    《孔子家语》亦论及《甘棠》。《孔子家语-好生》“孔子曰：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注：《孔子家语·好生》与《孔子诗论》第二十四简语言相近，唯于《甘棠》“宗庙之敬”下多了一句“民性固然”。）
    
    《孔子家语-庙制解》：“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问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左传》亦将《甘棠》诗旨定义为“报”。《左传-襄十四年》傅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左传-昭二年》季武子“遂赋《甘棠》”，韩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又，《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关于《甘棠》诗旨，另有下列文献资料，特录供参考。
    
    刘向《说苑·贵德》：“《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伯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
    
    《白虎通·巡狩》：“言召公述职，亲税舍于野树之下也。”应劭《风俗通义》：“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寿百九十馀乃卒。后人思其美德，爱其树而不敢伐，《诗·甘棠》之所为作也。”
    
    这里说召公寿百九十余，不知是否属实，但召公相当长寿是可以肯定的。东海有《“仁者寿”说》一文，详细解说寿命与道德关系的密切。
    
    扬雄《法言-先知》：“昔在周公，征於东方，四国是王；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王符《潜夫论-忠贵》：“周公东征，后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见爱如是，岂欲私害之者哉！”《潜夫论?爱日》：“邵伯讼不忍烦民，听断棠下，能兴时雍，而致刑错。” 
    
    王充《论衡-须颂》：“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
    
     《淮南子-缪称训》：“召公以桑蚕耕种之时，驰狱出拘，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奭，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   
    
    《易林-师之蛊》：“甘棠听断，怡然蒙恩。”《易林-复之巽》：“甘棠之人，解我忧凶。”桓宽《盐铁论·授时》：“故召伯听断於甘棠之下，为不妨农业之务也。”   
    
    《韩诗外传》卷一：“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於树下，百姓大说，耕桑者倍力以劝。於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於是诗人见邵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芾甘棠，勿戋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汉书-韦玄成传》引刘歆《庙议》曰：“《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   
    
     
    
    四、棠苑记游
    
    
    在三门峡市，召公的游魂有了一个优美的栖息地：甘棠苑。这是在原召公祠的遗址上重建的人文景观。
    
    苑里主要建筑有召公殿、清风亭、净心桥、静心桥、清心桥、廉风洞、洗面池、清风亭，另有大量的诗壁碑廊、戒石铭石、幽径曲水、怪石修竹、浮雕名匾等等。召公大殿有座芙蓉红大理石召公塑像，高6米余，峨冠博带，面容慈祥，含笑微微；殿内有一黄杨木雕，甘棠树下，召公在处理政务。徘徊久之，神驰千古。
    
    苑里充盈着浓郁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召公殿内保留有了许多后人纪念歌颂召公的诗篇，并请了名家书写。三空君大量别出心裁的画作，更增添了苑里的画意诗情。三空惠赠两幅画作：一《钓云图》，清高而孤独；一《御风而行》，境界空灵，意在言外。回以一联曰：运水搬柴烧饭去，钓云奔月御风行。
    
    甘棠苑系吴启民君个人出资修建。在《甘棠苑记》中，吴启民先生说明了建苑的目的：
    
    “民族兴盛，匹夫有责。蹙眉问天之际，深恶污滥虐民之行；痛心疾首之余，潜补苴罅漏之念。不攒金钱著遗恨，有兴诗书共人生。然散尽千金能救几多贫困？说破铁唇能诫几许官商！终决计掷金，修钟鼓楼，建甘棠苑。矢在彰古贤以扬正气，遏人欲以复天理。”
    
    《甘棠苑记》感情沉郁，文字典雅，气韵生动，短短的千余字，深度传达了召公的品行及作者的情怀。里面不少好句子如：“芸芸众生，有为者几何？苍苍林木，名贵者几许？”、“但信民心所尊，必万古流芳，甘棠风范，定永世长存。”、“不叫金钱攒遗恨，有兴诗书共人生”等等，富有哲理，过目难忘。
    
    与启民君聊及《孟子》手援和道援的话题。少数人溺水，可以援之以手，面对数以百万、千万、亿万计的落水者，就要援之以道。儒家之道，是正理真理、良知良制，包括政治和教化。我说过，在这个时代，树起中华文化，推动政治改良，都是“道援天下”的大善。谁若致力于这两方面的工作并有所成就，那将为中华民族立下大功勋，十亿人民及子孙后代俱蒙其惠。
    
    吴启民君爱民忧世，热心慈善和文化事业，可谓手援和道援双管齐下。重建召公祠，创办甘棠书院，弘扬召公精神，举办各种文化活动，都可以视为一种“道援”。启民之名，大有深意。似乎“名”中注定他这辈子要从事启迪民智、启蒙民众的工作。特题赠一嵌名联曰：心向召公，魂系中华，激浊扬清启民智；苑建甘棠，楼鸣钟鼓，推心置腹会贤人。
    
    “推心置腹会贤人”，非虚语也，启民君既有文化意识又有商业头脑，雄心勃勃，一再表示求贤若渴之意，欢迎广大儒者及有志、有识、有德之士与之联系。
    
     
    
    召公的精神感召和甘棠苑的热情邀约，给了我一夜的美好。夜渐渐深了，似是站在召公像前，又似是侍立于召公身边，而召公正在甘棠树下处理政务。忽有一大一小两头猛犬从黑暗中跃出，与我对峙，吠叫不休。我斥之无效、踢之不去，幸召公口发大雷音，将它们赶跑了，天随之大亮……
    
    君子道其常不道其怪，但这个怪梦颇有象征意义，值得记录下来。犬为人所养，本为忠诚的象征，但某些时候，挣脱锁链的猛犬也有可能凶性大发，危害人类。梦中的猛犬，可以象征某种反儒家、反道德、反圣贤的不良势力。儒家文化和召公精神的弘扬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做召公精神的“护法”和使者，则是东海的责任，也是广大儒者的责任。2011-5-24
    
    东海儒者余樟法
    
    参考资料：村塾著《也谈召公》；张强《孔子诗论》与《鲁诗》考论；周凤五《孔子诗论》释文及注解；无名氏：苏辙《周南》、《召南》考；2011年2—3号（总第49号）《明珠》甘棠苑专辑以及《史记》、《左传》、《孔子家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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