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袁伟时先生“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论”一文(一)  
作者：刘明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1年6月25日  
     
      
       
    作者按：近日看到袁伟时先生写了一篇很“愤青”的文章批评秋风，盖因秋风说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好，结果惹恼了袁先生。笔者与秋风先生素昧平生，只是觉得袁先生的文章其文风太过时，内容太陈旧，说理太贫乏，虚火太旺盛，实在忍不住便对袁先生的该文评议一番，自觉属于激愤之作，如有冒犯还请袁先生海涵，另也请秋先生理解笔者的心情，如有不当与越俎代庖之嫌，还望谅解。由于本文较长，写成两段。 
     
    　(原文作者简介：袁伟时，男，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原文： 
     
    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的重要现象。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应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选取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各适其适。  
     
     评议： 
     
    袁先生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国学热的兴起明明是中华民族向自己主流文化的回归，而不是什么走向多元，这是民族自信的觉醒，为什么迟不热早不热而是近年热？这不正是民族物质文明强大后对精神文明的必然追寻吗？这种现象不唯中华民族如此，世界许多民族都如此。“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应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选取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各适其适。”这种肤浅的认识早已是陈词滥调了，现在还拿出来用？思想文化稍分就有精神层面，政治层面，生活层面等等，你袁先生说的是那一个层面的思想文化？生活层面当然可以自由与多元，但在精神层面，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主要信仰，再怎么自由也不可能多元；在政治层面，一个民族国家有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流思想文化，再怎么民主也不可能多元。就以袁先生尊崇的美英社会为例，精神层面，绝大多数民众信仰基督教，美国新总统宣誓手要按在《圣经》上，为什么不来个多元化，把《可兰经》、《大藏经》、《论语》与《圣经》摞在一起手按上去？政治层面，美英社会尊崇民主宪政思想，请问袁先生你能在美英搞独裁专制的政治文化吗？国学对中国人来说，正是这种属于精神层面同时又对政治层面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因为这涉及到民族的精神特质认同，民众的安身立命大问题。袁先生一上来就故作宽宏大量地说，国学热好啊，这是思想文化走向多元了啊！既然这样，袁先生还用得着写这篇费力不讨好的文章吗？袁先生这么着急，从情绪上看似乎有点恼怒，简直有点如临大敌的样子，不正说明了连袁先生也不相信国学热是那种单纯的多元文化热吗？
     
    原文：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学者们要重新阐释某个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炮制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忽悠读者的泡沫。  
     
    近几年，秋风兄热衷捧孔子。把“自由”、“平等”、“宪政”和“自由学术”、教育乃至“社会”的“创造者”等等金箔往孔子脸上贴，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真孔子；“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些前无古人的新装，在下阅后疑窦丛生。  
     
    评议： 
     
    稍对中国这一百年文化史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段话颠三倒四，前后矛盾。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秋风先生顺着这个共识，进一步研究孔子，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怎么说是把“金箔往孔子脸上贴”， 既然“多数学者”都认为孔子伟大，那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孔子？少用点“给脸上贴金”之类的“文革”大批判语言！你说“重新阐释某个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你这里说的学术规范是什么？是认为“孔子是封建奴隶主思想家”的既有结论吗？是认为封建制度就是从周到清以一贯之的现成教条吗？那还要秋风研究什么？你说“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你举个例子说明秋风哪一句话歪曲历史了？秋风的文章本人认真读了，查一下史籍，秋风引用的材料还有旁证，都在那里放着，而且已经放了几千年，谁都可以用，当然，秋风有与前人不同的认识，这不正是他研究的成果吗？这样的研究就是“炮制”？顺便提及，“炮制”是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语言，看看袁先生的年龄，“文革”时正处于三十多岁的黄金段，不论是批人还是被批，“文革”的影响都不可低估！问题是袁先生紧接着却又说出了一句时下在街巷细民中很时髦，由本山兄从东北带来的新词语“忽悠”，让人顿感到袁先生又青春又普罗又时尚了，怪不得80岁的老人口口声声把45岁的秋风“称兄”，虽是继承了中国文人的传统，但中国文人的传统更在于文交时的斯文与尊重，八字未见一撇，就把“文兄”的研究成果定性为“泡沫”，这合适吗？秋风发表出来的关于周社会的自由与不平等，孔子师徒形成的社会团体雏型，孔子开创的平民教育先河等等研究成果，都是有据有理，而袁先生批判别人，却绝不举证只管抡帽子。袁先生认为秋风说的“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是“前无古人”，作为文化学者，到底是你无知还是说话随意？一个世纪一来，虽然儒家文化遭受到了“无法无天”者率领的“无知无畏”者的肆意践踏，但却是代有传人，大道不绝，于是“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样的话从来就不绝如缕：一百年前康有为没有说过吗？半个世纪前熊十力没有说过吗？当代的蒋庆没有说过吗？就影响力而言，袁先生能知道秋风却不知道那三位，只能说明袁先生对秋风怀着偏见，“我盯上了你我就只说你”，这是一种严谨的学风吗？  
     
    原文： 
     
    应该首先说明，这与“托古改制”无关。清季末年，兴起一股西学中源的思潮，把现代学文化说成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乡校”是议会的起源，民本就是民主，墨学是现代科学的由来，“礼失求诸野”。这种牵强附会的东西，受到严复批评后，梁启超承认这不过是“为俗人说法”。当时的先驱者这样做，确实是“托古改制”，为国人尚未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开路；但客观效果不佳，已被他们摈弃。时移势易，21世纪的中国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国臣民的蒙昧，用学或“礼治”渗入宪政，在清晰的宪政原则中，一杠子插入“儒家绅士治理”，与19世纪先驱用心良苦的“托古改制”风马牛不相及。  
     
    评议： 
     
    一个常识是人类的智慧、对事物的认识即便跨越很大的时空，仍然有许多的相似性，因为人类的基本遗传基因是相同的，人类的文明史几乎是同步的，现在甚至认为人类的起源也是单中心的。为什么人类各民族语言可以不通，但都在翻译后对所有问题能够互相理解，这正是由人类的相似性所决定。那么要学习外族的东西，在本族找出相似性以便学习得更顺畅有何不可？为何要绝对一样才接受，否则就一概排斥？那么中西之间有绝对一样的吗？如果已经有绝对一样的了，还用得着引进吗？说乡校是议会的起源怎么了？民本与民主难道没有相似性？民本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而真正的民主只是近几百年的东西，要在中国落实民主，找到本土资源有什么不可？而且，中国社会本身就有自己的自恰性，如果没有西方的强盗过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会发展壮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照样进行，也许还会进行得更理想更顺畅更具东方特色一些。现在有西方学者研究发现，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英国的光荣革命，背后都有东学西渐的影子，都有《论语》等中国文化典籍在这些运动发生前的大量翻译刊行。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自称是孔子信徒，在书房挂着唯一的伟人画像就是孔子。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启航时用的海图也是来自于中国。大家现在都认为现代民主共和起源于西方，其实中国人才是世界上创建有现代民主共和特征的民族(参见兰芳共和国)。听到这些，袁先生不要惊诧，更不要恼怒。秋风评议说中国儒家传统有类似现代宪政的特质，其论证完全是基于中国史料，同时也是对现代宪政深入研究的结果。在中国要落实现代宪政而不管中国国情，只照搬照抄西方的“清晰的宪政原则”，这种幼稚的做法已经失败过不止一次二次了。中国清末、民初、新中国连宪政之花都未开，都是因为一些人用西化(含左右两派)屁股决定中华大脑所致，而唯一“开花”的“46年宪法”最后在台湾“结果”，其文本草案却正是由儒家学者所提供。回顾一下“46年宪法”诞生过程，并不是儒家学者存心要“插一杠子”，而是袁先生所尊崇的那些“自由先贤”如胡适之类，不是拿不出宪法草案，就是拿出来的太离谱，统统通不过。在此情况下，儒家学者张君劢先生为国民大会提交了一部完整的宪法草案，结果顺利通过，在台湾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事实，怎么能被诬称为是“一杠子插入儒家绅士治理”？袁先生还说“21世纪的中国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国臣民的蒙昧”，看来袁先生对现在在中国落实宪政是信心满满了，但本人在此想告诉袁先生，连许多自由主义人士都认为，现在的中国离能够落实宪政比起清末民初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大清帝国时期中国即便落后，至少还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正道上，还有一批既有中国智慧又有世界眼光同时对民族负责为国家担当的知识分子，而现在呢？基本是一些非左即右不中不西只逞口功不负责任的“书愤”分子。好不容易出了像秋风这样一些以在中国落实现代宪政为己任，同时又能深察中国国情历史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见容于袁先生这样岁高言重的同类，只能说明这实在不是中国宪政前途的祥瑞。
     
    原文： 
     
    其次，这也与“六经注我”无关。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通常广泛利用前贤的思想资源，阐释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我们在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等人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锋芒。不同读者会从这些文字中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通常不会追究其历史真实性。  
     
    问题在于秋风兄一再表明，自己的有关文章和书籍才是真正还原了孔子和儒家。历史不是可以让厨师随意加工的面团。既然号称史学，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就有权按照史学的要求鉴别其真伪。  
     
    评议： 
     
    袁先生的这两段又是自相矛盾的，前段肯定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的研究探索，后段又否定秋风的研究探索，你既然说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通常广泛利用前贤的思想资源，阐释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那么秋风不正是这么做的吗？为什么否定？就是因为秋风的研究探索结果不合你袁先生的口味？袁先生既然认为只要照着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的研究探索去作，就不必追究历史的真实性，秋风不正是这么作的吗，那你为何还要写这篇文章不是追究而是直接否定？笔者真不知袁先生这段话想表达什么意思？后人到底该不该追究前人的历史真实性？在笔者看来，后人对所有的前人都该追究，包括过去的陆九渊、王阳明、熊十力和当代的秋风，但前人都要能经得起追究，而不是有的追究有的不追究。对待历史人物能这么随心所欲吗？从袁先生的这段话来看，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不必追究，秋风则一定要追究，显然袁先生是认同像“厨师随意加工面团”一样随心剪裁历史的，但袁先生却把自己该戴的大帽子抡给了秋风，这不有点莫名其妙吗？！此段话还有更莫名其妙的：袁先生认为秋风不该强调自己认识的孔子是真孔子。相信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才发表出来让别人知道，这难道不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思维吗？！如果你把自己的研究结果给别人时，同时又对别人说，我这个结论可能不正确，别人不认为你有病啊？！ 至少会认为连你自己对自己的研究都没有信心，凭什么要拿给别人来浪费别人的时间？！
     
    原文： 
     
    再次，不言自明，这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之争。为了证明秋风兄的造像虚假，笔者引用了好些与秋风兄论点相左却为历代儒门弟子津津乐道的史料；这不是笔者对孔子的全面论述，更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孔子。篇幅所限，无法求全。  
     
    以下特掇拾秋风兄高论，供有兴趣的读者把玩，并略加评点如下。  
     
    评议： 
     
    袁先生的本文好像在此遗漏了自己要列举的东西，我们只能隔靴搔痒式的评议袁先生的这几句话了。袁先生用与秋风论点相左的“历代儒门弟子津津乐道的史料”来“证明秋风兄的造像虚假”，这句话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史料用“津津乐道”来表述，首先表明这不是严肃的史料，就连袁先生也不一定认可，拿这样的史料来否定秋风，就能一下子证明其“虚假”？这与秦桧用“莫须有”证明岳飞有罪有何两样？袁先生后面又用了“把玩”一词，请问这是评论文化理论论文应有的理性严谨态度吗？学者的学术观点是用来“把玩”的吗？你可以批判对方，你怎么可以“把玩”对方？ 
     
    原文： 
     
     第一．必须回到儒家吗？  
      
    “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中国当然要现代化，但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必须确保国民的主体性。这个具有主体性的国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  
     
     简评：“主体性”是新左派二十年来叫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其内涵之一是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人们活得安安稳稳。如此安邦妙计，焉能不荣宠有加！  
     
    秋风兄不是新左派；今日跟在马后摇旗呐喊，不失为新的文化奇景。 
     
     
    评议： 
     
    在这里，笔者真不知道袁先生凭什么把“主体性”这个通用词语划给了“新左派”？请袁先生打开“新左派”的主要网站《乌有之乡》搜索一下，那些代表“新左派”立场的大部头文章、那些“新左派”的知名学者，是不是把“主体性”这个词据为己有了？既便是“新左派”用了这个“主体性”的词表达他们的意思，别人就不可以用“主体性”表达自己的意思吗？这个规定是你袁先生能确定的吗？袁先生在此还故意混淆了“新左派”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谁都知道，“新左派”在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的同时，坚持的“主体性”是“小传统”即“两个凡是”，反对的是却是“大传统”即儒家文化，这本身正是“新左派”的局限性与理论难以自洽之关键，而文化民族主义却要保守民族的主流文化，秋风把这里的“主体性”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袁先生为何还要混淆这两种概念？你是真不知“新左派”反“大传统”还是故意胡乱给秋风抡帽子？不过，从对“新左派”的批判中，袁先生对别人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很反感，看来袁先生是赞成“文化殖民”“文化侵略”了。从这一点来看，袁先生的“政治正确性”就完全不如“新左派”了。在笔者看来“新左派”本来有“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神圣信条，从原则上讲他们似乎是不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但显然“新左派”这些年在演变中，“民族主义”反而成了他们“政治正确性”的法宝，结果就把像袁先生这样的“全盘西化派”比得“政治不正确”起来，这真是不知谁在开历史的玩笑？不过袁先生并不在乎这种“政治不正确”，仍然逮住机会就反“民族主义”，结果导致“新左派”用半拉子(小传统)民族主义贏得了人心，而袁先生一类则越来越收缩成一个小圈子，只能与外国势力遥相呼应了。袁先生在此段最后又说出了一个 “摇旗呐喊”的词语，凡“文革”过来者，立即就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摇旗呐喊”这个词是典型的“文革”语言，想当年只要“造反派”指认谁“为刘邓路线摇旗呐喊”，那这个人一般就会“死定”。可见袁先生中“文革”遗毒有多深了。 
     
    原文： 
     
     一个全称判断：“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霸气逼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中也比比皆是。“必须”云云，是法律强制，还是意识形态强制？秋风兄口口声声否定意识形态，又说这是不能丢弃的“灵魂”。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至于具体的文化取向各各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一个现代国家，要是有灵魂的话，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成为多数公民的共识并转化为不可侵犯的规则（制度）。把一个流派的文化，说成是国家的灵魂，冀图在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识形态强制（尽管秋风兄口头上反对意识形态），非常可怕。小民实在不懂“必须回到儒家”的指令，是不是在制造新的意识形态恐怖？假如一个公民拒绝儒家的“三纲六纪”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自己的灵魂，要不要挨批判乃至蹲大牢？  
     
    评议： 
     
    袁先生认为秋风说的“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是霸气逼人，这是由于袁先生数典忘祖时间已经太久，所中的反传统的毒太深，所以对这样再正常不过的大实话也如五雷轰顶般难受，那么要问：中国人不回到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那里还能回到哪里？袁先生拿出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说事，以为自己一捧便可将对手击倒，却反而暴露了袁先生的乏知。稍有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佛教、伊斯兰教其所以能在中国生存发展，正是它们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结果。现在，正是许多的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在那里宣扬儒家义理，反而是我们汉族里民族文化的汉奸最多。袁先生还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来比拟民族成员选择灵魂的随意性，请问人的灵魂能这么像挑萝卜青菜一样随意吗？一个文化学者，怎么能把灵魂的确立看得这样不严肃这么随便！袁先生接下来又把文化与法律、意识形态混淆一起。难道一个国家就只有法律、意识形态这两种思想文化形态吗？那么袁先生尊崇的美英，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是法律强制还是意识形态强制？袁先生在这段又说“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本人的确不相信袁先生的理论功底是如此浅薄：灵魂是什么？是精神，是人生观，是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是对善美与恶丑的评价，按袁先生强调过的学术规范，这些都是属于“价值理性”；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方法论、工具论，是对真与假的评价，是人怎样活着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工具理性”。正如这样一件事：按照工具论，民众具有吸毒的自由，因为这没有伤害别人，但按照价值论，民众则不可以吸毒，因为这是丑恶的行为。又以美英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独立精神吗？相信袁先生只要去美国的普通民众中询问，人家一定会以异样的目光扫视袁先生，为什么？美国民众认为自己的灵魂是上帝所给，灵魂就是对上帝的信靠，而自由独立只不过是他们的行事方式而已！对中国来说，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近百年，弄到现在中国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精神，没有了价值判断，没有了对善与美的追求，完全靠工具、技术、监督、法治、制度这些形式化的东西维系社会，导致社会现在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连政治领袖都提不出属于“阶值理性”的东西，而把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观”当成指导思想，中国能不乱象丛生吗？中国传统智慧“君子务道不务器”的忠告一直在那放着，作为普通人当然要“务器”，而作为领袖就要“务道”，可以说“荣辱观”是“务道”，“科学观”就是“务器”。贪官的“不是要不要受贿，而是是否科学地受贿！”的说词正是对 “务器”结果的最好注角。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近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使大家都远离了中国智慧。近三十年来，有袁先生这样的西化大师裹挟，包括领袖在内的国人谁又能得到中国智慧的滋养呢？袁先生还认为儒家文化只是一个流派，这种说法的确不该发生在像袁先生这样一辈子都以批传统文化为生计的老人身上！别人不知道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干地位，你袁先生可以说“儒家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但你绝不可以闭着眼睛抱着像腿说“大像就是一根圆柱子！”。儒家在周代就不是一个普通文化流派，而是主流，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儒家似乎成了一个流派，但经过孔子的体系化与广泛传播，它也远早于高于其它流派(一直有历代学者研究儒家与其他诸子的关系，发现庄墨兵法农鬼谷子纵横都与儒家有关。有些就是孔子的隔代弟子，有些是从儒学中分化出来。比如法家，首先是从属于儒家的荀子那里开始变化，经过了韩非子，到了李斯那里才自成体系)。而儒学从西汉以后又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这个常识还有必要重新讨论吗？袁先生在本段文字中还危言耸听地说秋风提出的“必须回到儒家”是想搞意识形态强制，进而又问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不是“要挨批判蹲大牢？”袁先生口口声声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那么在中国，真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在谁哪里？在儒家那里！因为“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句话的出处正是来自于当年陈寅恪给儒家学者王国维写的悼词。而在最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文革”中，遍天下的大知识分子中却只有两个人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来挑战“伟大领袖”，一个是吴宓先生，一个是梁漱溟先生，这两位恰恰又是世所公认的当代大儒，正是他们在当时因为坚持了“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蹲大牢”，并不是别人！在“文革”那样最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时候，怎么听不见袁先生等人的一点异见？！所以笔者想告诉袁先生和一切反传统者，不要把本来就属于儒家的东西抢为己有，反过来又给儒家喷沫！还有，一个学者说“回到儒家”那么一句话，怎么是对你这个“小民的指令？”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己经批了一百多年了，社会现实己经显现出批此的“巨大成效”，那就是“官贪民伪父狂子逆”，面临这样的社会溃败局势，现在全国到处都有成年人在咿咿呀呀地学过去的蒙童文《弟子规》，这不正是人民群众在自发地补人间基本秩序的课吗？袁先生和他的“先贤们”以“启蒙者”自居，逆着人民群众渴望建立基本人间秩序的心情已经造了这么多的罪，是不是该撒撒手，饶了人民大众，让人民大众自己能过一点有秩序的安稳日子？袁先生还拿“蹲大牢”来说事，袁先生不懂儒家义理很正常，但你难道不知道只有儒家才是中国政治文明史上反对“严刑峻法”的中坚力量吗？历史事实是，只有回到儒家，才能避免动不动就“蹲大牢”的政治治理模式。不过从袁先生这一段随意的无理的话语可见，袁先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居然可以用“蹲大牢”来给一位文弱书生扣政治大帽子，这实在是一种不那么阳光的政治权术心理。 
     
    原文： 
     
      稍加考察，“只能是传统文化”这个前提，就值得斟酌。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高喊：“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威权统治造势的。76年过去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加论证，就确定这个前提，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评议： 
     
    说袁先生抡政治大帽子时还有一点政治权术心理，此段又可证明。1935年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什么是国民党中宣部操纵的？过去的教授就那么好操纵吗？就算是与国民党中宣部有关，你袁先生以为只要连代上国民党中宣部就可以把十教授列成共产党的反对派，在政治上陷他们于不利境地，而不管他们的宣言有没有真理性吗？！你这种“官本位”“党文化”意识，知识分子的骨气到哪里去了？可惜的是193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面临全面爆发的年份，中国正在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连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陕北后都决定拥蒋抗日，你拍这个马不是拍空了吗？就算是“国民党中宣部操纵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的执政党用传统文化收拾一下人心难道不是有利于全民抗战吗？现在看来，当时十教授的忠告不正是在许多方面不幸而言中了中国的社会后来的不幸命运吗？袁先生以“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为依据，就认为中国人不需要继承民族传统主流文化，这种浅薄的说辞亏得袁先生也能说出口？！定义中国人到底是用生物标准还是用文化标准？这对稍有一点社会学常识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只能用文化标准，而不能用生物标准。如果中国文化没有了，中国人凭什么是中国人？就是黄皮肤黑头发吗？那与日本人怎么区别？袁先生在世界上许多民族不是用血缘关系就是用宗教信仰定义民族的大背景下，并不庆幸中华民族是用文化这一最文明的标准来定义民族的这一点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彻底取消这个文明的定义标准？ 袁先生对十学者所说的：“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这样深沉的忧思居然没有一点点感觉，只能说明袁先生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或者说不是一个“文化中国人”了，既然你已经不是一个“文化中国人”，你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中国的事情吗？
     
    原文： 
     
     即使是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逻辑跳跃，无视现实。须知知识阶层中历来有不少人迷醉老庄，禅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的风尚。  
     
    这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与“必须回到儒家”的文化专制体制的对决，我辈不敢等闲视之。 
     
    评议： 
     
    为什么一定是儒家？袁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连许多普通民众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只能是儒家！”。秋风说了传统文化接着再说儒家文化，这完全是逻辑顺序，是现实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传统文化，这既是历史常识，也是世所公认。袁先生说有人迷醉老庄，禅修，那袁先生可知道写《道德经》的老子与孔子是什么关系吗？可知道《道德经》写于孔子后100多年的文化史研究成果吗？可知道佛教文化吸收了多少儒家文化吗？说“禅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的风尚”，禅修从来都是高山幽谷，深宅大院，清静自为，那里有“热烈追捧的风尚”的状况？真没想到，袁老先生的确是人老话不老，又是“热烈追捧”又是“风尚”，为了证明自己年轻，连语言的对象都不顾了。不过这句话要说给佛门弟子，只能让人家反感与讨嫌。那么理性地分析一下佛教的状况，是不是袁先生所说的那种盛况？完全不是。其实佛教与儒学一样，都在被“西化主义”边缘化。所以“回到儒家”就不仅是儒者的声音，也包含了许多佛教高僧的主张(请参阅星云法师这几年的布道讲座)。袁先生最后一句“这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与必须回到儒家的文化专制体制的对决”，袁先生仍然如他的反传统前辈一样，把现代化与传统公然地分裂开来，同时又以“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思维对待传统，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还是“文革”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遗风！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术作风早已过时，早已被中外理论界所抛弃，在这方面秋风先生研究甚多，发表亦多，本人有时看秋风的这类文章，总是为他的苦口婆心所感慨系之，秋风有时讲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就像是在给小学生教汉字笔画一样，那个耐心，那个浅显，那个不厌其烦，那个说理的透彻，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袁先生如果耐着性子看一下这方面文章，也不至于这么随口而出吧。遗憾的是袁先生大概因为年岁的关系，这类文章没精力去看，导致这么远地脱离了当前理论发展的水平，可以说袁先生的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一种自话自说，因为连像徐友渔这样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都在将传统与现代性的联系中说事，而如袁先生这么对待传统，的确是属于“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了。再说，就算是“回到了儒家”，就一定是文化专制体制？袁先生应该先弄明白一个史实，中国历史上到底是政治专制还是文化专制？一个民族有主流文化就是文化专制吗？既然中国是文化专制，为什么在世界上中国是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宗教宽容大国？ 中国虽然有“独尊儒术”，但并没有影响诸子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平行发展说明了什么？说中国是文化专制，袁先生心中那个不搞文化专制的偶像自然是美国了，那么美国新总统在任职宣誓时将手按在《圣经》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不是文化专制？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在宣誓就职时也把手按在《论语》上，那还不把袁先生气晕过去啊！但是，作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论语》就有这样的价值与地位，等哪一天中国的领导人手按在《论语》上宣誓就职，那一天就是中国回归到了民族历史的发展正道上，那一天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之日，那一天也是中华民族真正受到世界各民族尊重的开始！袁先生显然看不到了这一天了，但作为一位自诩为“自由主义”者，应该在内心确立起接受这一天到来的心理基础，因为这一天的到来，几乎是“无可逃避的”民族的“主体性”要求，这并不是能由袁先生的个人意志所转移的。 
     
    原文： 
     
    第二．此封建类同彼封建？  
     
    “美国一位史学家汤普逊曾说：‘封建制度可能是人们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我同意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经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续八百年，为时最久。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格兰的宪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实现新生转换的结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西周封建制约在前11世纪至前771年；西方的封建制则从8世纪到14世纪。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 
     
    西方的封建制，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有法治传统，议会传统，城市自治的传统，贵族和自由民享有种种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  
     
    西周的封建制没有冲破血缘宗法羁绊，影响所及，后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君师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儒家的三纲六纪转化为代代相传的律例；家族吞噬个人，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全为宗法关系排除；除个别独立特行之士和个别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外，儒生整体上是最高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文学侍从。结果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剥夺殆尽，中国社会转型举步维艰，转型时期之长，世所罕见！  
     
    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如指狗熊为猫熊！如此论证，夫复何言！  
     
    评议： 
     
    袁先生在这里美化西方的封建社会显然是不顾基本事实了。众所周知，西方的8到14世纪正是神权与封建领主的双重压迫时期，被公认为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神权与王权对立又怎么样？苟安又怎么样？还有法治传统又怎么样？仅仅看一看“初夜权”的残暴与野蛮，就足够说明西方那个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了？还有议会，城市自治，不都是压迫大多数人民的工具吗？西方的议会真正发挥作用是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开始的，这已经到了16世纪。还有一个，就是袁先生承认的，西方社会从封建时期一直到现在都公然地实行等级制，贵族与平民到现在都过着截然两分的社会生活，这那里能孕育出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西方现代的东西，众所周知是因为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形成，后人研究，这三大革命性社会变革很难从西方的土壤中自发发生。文艺复兴是因十字军东征从东方带回了古希腊典籍而诱发，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却与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传播至西方有关，因为在神权至上，神人一体的观念铁桶中，怎么可能想到“发现人”？而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则是一缕曙光，照亮了西方的暗夜。现在研究发现，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曾阅读过来自中国的历史典籍。而启蒙运动亦然，前已述及。科学技术更不是封建社会孕育的结果，而是反封建的结果。接下来袁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贬损也是了无新意，仍然是重复百年来那个从先有概念出发的现成的说辞而已。这里有必要有根据事实进行新的思考：血缘关系不是人与人最直接最真实的关系吗？封邦建国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依据不是很自然很合理的吗？君师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这不正是中国文化的和合性特征吗？让比西方早发生近两千年的中华文明学习西方的封建社会，你袁先生说说怎么学？当然后人在今天可以学，但当年中华文明走的是和合这一文明发展之路，而西方一直走的是对立这一文明发展之路，这应该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可借鉴资源，为什么就一定是西方的对立才正确，而东方的和合就不对呢？袁先生接着又开始重复这百年来一直流行着的一个无理而独断的说辞，就是对家庭和长辈的贬损。也就是说家庭只有吞噬个人，没有保护个人；父母只有压迫晚辈，没有为晚辈遮风挡雨。父母、祖父母在，应该“别籍异财”分家单干！那么，请问袁先生，处于农业社会，就抗风险能力而言，到底是一个大家族强还是单干强？百年来社会流行的全是对家庭与长辈的指斥，好像指斥者对晚辈的感情比被指斥者还深一样，这种不讲道理不顾事实的流行理念严重地瓦解了我国社会的基本架构，一些人非要把中华民族重家庭温情的人与人关系变造成西方那种原子式的人与人无干，只与上帝发生关系的状态，这正如《圣经》上说的那样：我要拆散天下的家庭，我要让子与父斗，妻与夫斗，万民就都归顺我了！百年过去了，秋风先生代表着新一代开始反思了，而袁先生却仍死抱着那个发霉的说辞不撒手。那么请问袁先生，你的父母究竟给了你什么样的压迫，促使你对家庭对父母持这么激烈的批判态度呢？在这一段的末尾，袁先生仍然重复了“儒生整体上是最高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文学侍从”的那句陈词滥调。对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儒生的存在价值就在于限制统治者，从孔子到孟子，从支持陈胜起义的孔子后人到限制皇权的董仲舒，从唐宋明清朝堂上的儒生到“文革”中的梁漱溟、吴宓，都担当了这样的社会角色。因为他们心中有道，所以他们总是代表了社会良心，使得历代帝王在决策中行政中不至于任意而为，便大大减缓了皇权专制的压迫力度。历朝历代那些为限制皇权而“杀身成仁”的儒生，相信袁先生稍一读史并不难发现，那是一组前赴后继的壮丽图景。在近代以来，也正是儒生首先睁眼看世界，从早年的张子洞到后来的康有为，从清末的梁启超到民中的张君劢，正是他们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民初的政经改革到46年的宪政治理，一步步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正是中国的儒生才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建设力量，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力量。他们为中国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社会，不是儒家需要政党政府国家和人民，而是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需要儒家，因为儒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正道，代表着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更是人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未完待续)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