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作者：尹传政（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月初七日癸亥

          耶稣2021年11月11日

【光明论坛·温故】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王吉，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谏大夫。众所周知，西汉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董仲舒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所接受。而到汉宣帝时，作为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个天下政令法规贯通。因此，“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原文大意是说，《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这道出了“大一统”的共同体理念。

王吉之所以提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主张，是在此前“大一统”思想长期发展基础上，赋予了其新的内涵的结果。先秦华夏文明是在炎黄为主的不同部落文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华夏疆域，构建起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通行礼乐制度，孕育了“大一统”思想的政治文化基础。因而，即使在战乱丛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仍是社会民众所推崇和向往的，“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秦国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统一大业，因而才有了西汉时期主张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由此铸牢了人们血脉相承的统一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王吉提出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赋予了“大一统”更为清晰的逻辑框架和文化内涵，从而影响久远。

纵观中国历史，“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文化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结构中。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过程恰恰就在如此。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即使分立如南北朝，各自政权都始终自诩为中华正统；即使少数部族身处异乡、相隔万里，如土尔扈特部，最终也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回到祖国怀抱。正是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传统所构建的“大一统”思想意识下，各民族共同开创了中华民族的辽阔疆域，书写了我们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悉心呵护作为中国制度精神内核的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需要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汇聚起磅礴力量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程可能遇到各种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复杂和艰巨。各民族共同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