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本体、工夫与境界——以方以智为中心的讨论

作者：孙国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4期

摘    要：“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范畴。本文对于“学”的讨论不仅关注“如何学”，更从“何谓学”的层面加以展开。为了更好地讨论“学”的价值内涵，本文以明清之际的方以智作为具体的考察个案，从本体、工夫与境界三个层面予以深入分析。在方以智的精神世界中，“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的功能几乎到了全用全体、无所不具的地步。方以智提出了诸多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哲学命题，比如“藏悟于学”、“万劫学人”等。从方以智所论之“学”可知，“学”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方以智；学；本体；工夫；境界

“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价值意涵。为了更好地探究“学”的哲学意义，本文对于“学”的讨论不仅关注“如何学”，更是从“何谓学”的层面加以展开的。“何谓学”聚焦的是本质，“如何学”关注的是方法。“学”，作为生命的存在方式，是否具备本体意义上的价值与内涵呢？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学”在规定人的本质时，它的内容与形式是如何表现并加以展开的呢？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先，不妨借古启今，以方以智作为考察对象。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方以智对于“学”有着透彻且丰富的生命体悟，在论述为学之道时有着系统且精彩的自觉构建。事实上，方以智本人就是学习的楷模，学习构成了方以智一生的主旋律。

方以智一生著作甚丰，如：《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一贯问答》《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等等。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方以智本人对于西学亦主动择取，明确提出“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1】方以智甚至这样评价当时的西学——“太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2】“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物理小识·自序》，第1页）在这里，质测大体相当于自然科学，而通几则大体相当于哲学。克实而言，方以智确实在学术上取得了非凡的建树。《清史稿》称赞说：“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清史稿》卷五百列传二八七“遗逸一”）现代学者侯外庐称之为“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庞朴则称之为“黑格尔的先行者”。方以智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除了家学的传承之外，这一切还离不开方以智学而不厌的精神与努力。方以智曾经这样自我表明心迹：“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音义杂论·考古通说》，《通雅》卷首之一，第2页）通过这段材料可以看出，方以智明确提出了“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主张，展现出强烈的学习热情和雄伟的学术抱负。在这种学术抱负背后，方以智充满了创造的欣喜与敬畏。方以智曾如是自我规诫——“士生古人之后，贵集众长，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通雅·凡例》，第5页）“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袭掩。”（《文章薪火》，《通雅》卷首三，第75页）在此，方以智一方面认为后人有贵集众长的学术使命，另外一方面又认为要充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

从以上简介可知，在方以智的人生成长过程中，“学”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尤为可贵的是，方以智还创造了一套关于“学”的系统说法，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下面从本体、工夫、境界等方面分别叙述之。在表达的时候本文更多运用了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或固有范畴。

一

应该指出的是，方以智并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讨论“学”，而是将“学”放在本体的高度加以论述。方以智重视“学”的程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在方以智的论述中，“学”是天地之道，不仅可以成人，还能够还天。

首先，方以智认为“学”是天地之道，人应该向“天”学习，而且“天亦自学”。在一般的论述中，“学”仅仅是人们习得知识、掌握技能的方法或途径罢了。为什么方以智认为“学”是天地之道呢？方以智之所以从天地之道的高度论述“学”的意义，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易学的启发。方以智指出：“‘学’，古作斈（），从爻。爻从二乂。乂者五也，天地之交也。”【3】可见，“学（學）”的意义与“爻”有关。从易学角度来看，“乂”是天地之交，其数为五。“中五为乂，二乂为爻，即交字。一在二中，无非交也。”【4】言下之意，“学”是基于天地之道而来。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方以智进一步认为——人应该向“天”学习，而且“天亦自学”。方以智这样论述道：“谓人学天，人谓之外；今谓人自学心，心即天也。天亦自学，天不学则何以日日左旋、老不歇心邪？毋乃老天之习未除邪？日日虚，日日实；日日义，日日玄；以心还天地，天地还心，如是为一如是可耳。圣人曰：人在此天地间，则学天地而已矣。”（《东西均·奇庸》，第134页）这段话意思是说——玄者谓学天是向外追求，而主张学自心，其实心即天地。谈玄者好言自心，则容易产生务虚之病。方以智则主张“以心还天地，天地还心”。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方以智曾言“天地人物，皆器也，皆道也，有法则而无情识，故曰格物之则，即天之则，即心之则。”【5】言下之意，天地人物具有同一性，皆是器，也皆是道。格物之则与天之则、心之则是相通的。由于阳明心学有“心外无物”的主张，方以智对于晚明心学思潮有所反思，故有“以心还天地，天地还心”的表达。在方以智看来，天道左旋，时时刻刻代明错行，虚实交轮，正是天亦自学的明确体现。“日日虚，日日实”，方以智的这种表达，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推崇实学的倾向，又充分吸纳了“务虚者”主张的内在合理性。

其次，基于“天亦自学”、“老不歇心”的看法，方以智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学，就有了习气，好比是生病了。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不过是学天地而已。方以智曾经假借羲皇（伏羲）之口指出，“天之琅琅者何字？地之森森者何字？云汉山河乃字海也，穷之安能穷？避之安能避？”（《东西均·不立文字》，第192页）整个天地，阴阳相交，无处不有字，无处不成文。而伏羲之所以能够确立卦象创造文字，正在于“吾所读者玄黄五彩之编、万物短长之籍，因龙马之章句，纪奇偶之号数，仰观俯察，近取远取。”（《东西均·不立文字》，第192页）伏羲，读万物之书，体自然之理，实际上就是圣人学天地的典型体现。方以智还设想了伏羲反问的话语：“汝辈将以我为无师授受、向外驰求之外道耶？”（《东西均·不立文字》，第192页）这其实是说，即使如伏羲氏，也自有“师承”，只不过其师承乃是天地之道而已。

最后，方以智还进一步指出“性在习中”，“天地亦有习气”，然而，“一切皆病，一切皆药”，“学”正好是“回习还天”之药。总之，人应该通过学习，化掉习气，进而恢复本真。方以智指出，“虚高者以学为习气。不知人生以后，一切皆有而无在其中，性在习中。天地既分，天地亦有习气，五行之习气更重矣。一切皆病，一切皆药，学正‘回习还天’之药。”（《东西均·道艺》，第186页）在此，“病/药”是方以智哲学体系中常用的方法论范畴。在方以智看来，这一方法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充类言之，天地，病根也；病则俱病，药则俱药。”（《东西均·名教》，第252页）从上文可知，“习/学”所关联的正是“病/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方以智还借助中医学的理论加以诠释：“毒均设炉，听人投迷。……不迷则死，不如迷学，学固轮尊毒毒药之毒也。”（《东西均·开章》，第15页）根据庞朴先生的解释，所谓的毒均，即泛指引人入迷的偏颇学说。而轮尊即方以智所虚拟的最高尊者，人格化的宇宙之道。人生既然不免于迷，不如迷“学”;“学”本是轮尊安排的解毒药的毒药。在这一表述中，“迷学”具有了积极存在的意味。言下之意，“学”具有两面性——辩证来看，“学”是毒，正好可以用来以毒攻毒，因此也是解毒之药。“学”可以成为个体生命超越异化，摆脱沉沦，达到天人合一的根本途径。

从上可知，在方以智的精神视阈中，学习之道即天地之道。个人之所以能够免于迷惑或沉沦的根本途径在于“学”，人应该通过学习，化掉习气，进而恢复本真，“学”正是“回习还天”之药。

二

在工夫论上，方以智将“学”视为“人以交天”的桥梁，具有沟通儒释、会通东西的殊胜功能。在这方面，方以智有多种表达，对于“学”有着强烈的方法论自觉。本文摘抄一二。

“学（）”也者，爻也、孝也、效也、教也、觉也，一以交万，人以交天，而自觉、觉人之几也；兼参悟、诵读、躬行，合外内、本末，无所不具者也。（《东西均·译诸名》，第170页）

可信学也者，觉悟交通、诵习躬效而兼言之者也。心外无物，物外无心，道以法用，法以道用，全用全体，吾人本具者也。（《通雅·疑始》，第80页）

从上材料可见，在方以智处，“学”的功能几乎到了全用全体，无所不具的地步。分而言之，“学”至少具有以下功能——“爻也、孝也、效也、教也、觉也”，除此之外，还能够“兼参悟、诵读、躬行，合外内、本末”。言下之意，如果说天人、古今、东西、儒释等有一个共通的法门，那么就是“学”了。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方以智这一综合性的解释还是与“学（學）”字有关系。方以智在多处指出效、学、教、孝、觉等都是相通的，比如，“，古文也。爻也，交也，效也，孝也，教也，觉也，学也，声义由来本一者也。”【6】按照方以智的诠释，之所以认为孝、学、教、效、觉等声义由来本一，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这些字都具有天地之交（爻）的深刻意涵，彼此联系密切，甚至意义相通。克实而言，方以智有关“学”字的训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考证，很大程度上是藉助文字的解释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

在天人贯通的意义上，方以智对于孔子的学习精神极其推崇。方以智认为：“天与地交，人与天交，天生人是顺，人学天是逆。交则为爻，爻即是学，故孔子只说学字，而不以悟道挂招牌，此是孔子大悟处。”（《一贯问答·说学》）【7】在方以智看来，“人学天”，是天经地义的。孔子作为天地圣人，只说学字，不以悟道挂招牌，正是孔子大悟处。方以智心目中的孔子，正是这样的天地圣人——“惟大成明备，集允中之心均，而苦心善世，以学为旋甄和声之门，弥纶乎大一而用万即一之一，知之乐之，真天不息，而容天下。”（《东西均·开章》，第7-8页）这段话意思是说，集大成的孔子，秉持“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心传，以“学”为门，弥纶天地，一以贯之，好学不厌。也就是说，方以智认为——好学乐学是孔子大成明备的根本原因。又，“不以悟道挂招牌”，这一诙谐又不乏悲痛的用语实际上反映了晚明学林现象性弊病——部分学者疏于学习，流于狂禅，陷于门户之见。在当时，阳明后学中不乏耽于禅悦者，鄙视学习，好言顿悟。方以智直截地指出：“其自夸无事人，惟恐齿及‘学’者，以无忌惮而弄泥倚木，又偷安，又斥人，狡矣!”（《东西均·开章》，第12页）至于“理学怒词章、训故之汨没”，“禅宗笑理学”（《东西均·道艺》，第177页）等门户之见更是学林常见现象。对此，方以智大声疾呼：“嗟乎，谁是究竟乎？一悟则永不须学者，锢万劫之铁围山也。”（《东西均·奇庸》，第133页）这段话意思是说，那些一悟则永不须学者，自以为究竟，实际上反而陷入了更大的遮蔽。

在这种厌学反智的学风里，方以智决定拨乱反正，明确提出了富有思想史意义的“藏悟于学”主张。从这一主张可知，方以智将“学”与“悟”从内在结构上紧密结合起来了。在具体阐释时，方以智明确指出“学以悟为会通之候，悟以学为薪火之缘。”【8】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学”与“悟”的各自功能与相互关系，“学”需以“悟”为会通之征候，“悟”亦需以“学”为薪火之助缘。非常有意思的是，方以智还从实践的角度指出：“学久未有不悟者，悟未有不藏于学。”【9】也就是说，“学”与“悟”两者在实践中可以回环相济，由学可以悟，悟又藏于学。其实，若加以深入分析，“藏悟于学”的主张非常具有实践性、整合性和创造性。由于“不立文字”为禅学根本义理，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曾专辟一章《不立文字》加以探讨，明言“真不立文字者乃读真书，真读书乃真能不立文字”（《东西均·不立文字》，第194页），将读书学习与不立文字从内在沟通起来。如此一来，方以智从“学”的角度深入诠释了“禅学”，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修正，为晚明学林带来一股新风。当然，方以智高扬“学”并不等于执于“学”。此“学”在方以智“藏悟于学”的框架中达到一定境界时“即无悟、无学也”。

方以智还具体指出了学问是悟后保任的方法，主张“以学问为茶饭”，将学问作为贯通古今的本体和工夫。方以智这样论述道：“真大悟人本无一事，而仍以学问为事，谓以学问为保任也可，谓以学问为茶饭也可。尽古今是本体，则尽古今是工夫。天在地中，性在学问中。寡天无地，乃死天也。学道人守住净妙境界，即是恶知恶见。”（《东西均·道艺》，第187页）可见，在方以智处，“学”能够通天地尽古今，是本体，是工夫，也是境界。证悟、修行都应该放在“学”的基础上进行，甚至“学”就是证悟，就是修行。方以智认为应该将学问作为茶饭，过一种道在日用的生活。正如天在地中，以地显天，同样地，性在学问中，则要以学问尽性，“学”应该成为平常保任的工夫。换言之，“寡天无地，乃死天也。”失去了地，天不成其为天；失去了学，学道人就堕入了顽空的净妙境界，不过是恶知恶见罢了。

从上可见，方以智在工夫论上高度肯定了“学”所具备的殊胜功能与非凡价值。“学”是联系天人、古今、东西、儒释的共通法门。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了方以智对于“学”具有强烈的价值自觉和深刻的后设反思。至于方以智所提出的“藏悟于学”这一主张，更是有效地反击了高悬顿悟而废弃学问的错误倾向，在方法论上打通了儒释之间的沟通障碍，开创了一种非常富有中道精神的学风。

三

在境界论上，“学”还是方以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境界。方以智究竟何许人也？是才子，是儒生，是禅师，还是遗民？学界众说纷纭，吾人亦难以测度。然而在《一贯问答·说学》中，方以智对于圣人的解说，却泄露了若干消息——“我故知圣人只要成个万劫学人而已。”（《一贯问答》，第296页）在此，万劫实际上是指无量久远的时间，学人则是富有儒家精神的生命形态。从某种程度来看，“万劫学人”，正是方以智贯通儒释的理想人格典范，树立了一种兼容型的人格形象。【10】

有关学问的境界，方以智也有详细的论述，认为应该超越门户之见，不做意气之争，诸多分别不如归于平淡。方以智这样刻画了学人应有的风范：“破大用大，破时用时，相悖相害，无不相容，岂与争驾乎？彼言高而不与之争高，学之不厌而已矣；彼言深而不与之争深，饮食日用而已矣。以莫高深于平淡也，是无高卑、无深浅矣。”（《东西均·玆燚黈》，第290页）从方以智的描述可知，这样的学人不会师心自用，不会固步自封，也不会无谓地发生争执，而是能够兼纳各种学说，“破大用大，破时用时，相悖相害，无不相容”。基于如此兼容的心量，这样的学人才能够做到寓高深于平淡，甚至没有高卑深浅的是非分别，一切归于自然，自由自在。可见，方以智所追慕的学问气象是兼容的，是开放的，充满辩证智慧。

在道德修养上，方以智认为德性和学问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应该打成两截。方以智指出：“德性、学问本一也，而专门偏重，自成两路，不到化境，自然相訾，今亦听之。先祖曰：读书安分，是真修行，是真解脱。”（《东西均·道艺》，第187页）在方以智看来，为学与做人是统一的，不可偏重，两者应该贴合无间，合为一体，融成化境。

另外，方以智几乎否定了完全依靠“生而知之”就可以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将“学”视为变化气质尤为保险的方法，“疑不真，则信不真、锻炼不熟，必流狂邪；终不如信学问，变化之无大失也。”（《东西均·疑信》，第260页）在他看来，智仁勇三达德所形成的背后根源仍然是“学”，如果没有“学”，即使具有了智仁勇三达德，也不免产生种种的偏蔽。在此， 方以智以“好学为首”，这是对《论语》“六言六弊”进一步的明确阐发。传统的智仁勇三达德若偏于一端则会产生相应的弊病，在“学”的帮助下才能够避免。如此一来，“学”成了智仁勇三达德的基础；失去了“学”，智仁勇不足以成为三达德。

在知识追求上，方以智本人的学术目标是集大成。但是，世界上没有无所不包的学问，方以智本人也清楚这一点：“全者不可得矣。百家众技，天地皆容而养之；未尝不可以一偏一曲自遂也。自欲以一偏一曲诋大公而求胜，此吾所谓冤。安得合併为公之大人一雪此乎？”（《东西均·容遁》，第232页）可以看出，方以智所言的集大成不在于无所不包，而在于各种学问不应自我设限，互相诋毁。在方以智看来，集大成的理想境界应像天地那样兼容，对于百家众技，只要此技具有合理性，就不应该被歧视或忽视，皆应容而养之。事实上，在求学的道路上，方以智从没有自我满足，更没有唯我独尊，甚至还给自己起了“愚者”的名号以自警。从中国哲学的精神来看，方以智有此境界，可谓大智若愚。

方以智甚至认为，做学问时刻意追求自洽或内在一致也是多此一举的。方以智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判：“一贯者，无碍也。通昼夜而知，本无不一，本无不贯；一真法界，放去自在。若先立一意，惟恐其不贯，惟恐其不一，则先碍矣。故有为碍所碍，有为无碍所碍。于四不碍中，始得一贯。若是执定四不碍，则又为一贯所碍；是为死一（贯），非活一贯也。”（《一贯问答·问一贯》，第265页）方以智认为真正的一贯在于无碍，要勇于打破刻意追求“一贯”所带来的种种束缚，甚至要超越“无碍”本身，“直须磨碎一贯签题，碾烂无碍窠臼。”（《一贯问答·问一贯》，第265页）回复到“本无不一，本无不贯”的本然状态。可见方以智心目中的一贯乃是“活一贯”。总之，方以智一方面主张做学问要“贵集大成”，另外一方面又认为“大全不可得矣”，甚至要克服对于“一贯”或“无碍”本身的偏执。

方以智还认为，做学问不是“设教”，设教之言难免有意回护、故作玄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有志于学问的人，会自觉地向天地学习，而且“正信之子，只学天地”，在无限与有限的天人辩证关系中展开生命的超越历程。方以智开宗明义地指出：“正信之子，只学天地，更为直捷。是故设教之言必回护，而学天地者可以不回护；设教之言必求玄妙，恐落流俗，而学天地者不必玄妙；设教之言惟恐矛盾，而学天地者不妨矛盾。不必回护，不必玄妙，不妨矛盾。”（《一贯问答·问一贯》，第265页） 在此，他认识到人类思维的一个常见弊病——人们在追求自洽或一贯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不能兼容协调的情况，往往会加以回护。方以智认为要想避免此类弊病就应该向天学习，永远敞开，即使有所不贯，亦不必回护，不必玄妙，不妨矛盾。方以智这样一种兼容的智慧，展现了高度的开放精神。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方以智承认有圣人，但是并不是要盲目崇拜圣人，而是应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学”，个体才有望获得生命的真正超越——“学至于学天地，盖莫可徵于天地也。《易》者，徵天地之几也，日月、魂魄之率也。子思题乃祖之像赞，惟有绘天地而已矣。”（《东西均·所以》，第221页）这段话意思是说，天地才是学习的终极对象，子思赞扬“德配天地”的孔子，主要是说孔子描绘天地而已。实际上，在方以智这里，没有任何一位圣人能够与天地真正等同。天地是无穷的，“正信之子，只学天地”的不息追求，才能够匹配“万劫学人”的超越性定位。

综上所述，方以智心目中的理想生命境界乃是“万劫学人”。在道德修养上，相对智仁勇三达德，好学应当为首，这意味着“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品德”;在知识追求上，方以智一方面主张做学问贵集大成，另外一方面又认为“大全不可得矣”，在实际的表达中“不妨矛盾”。“大海若知足，百川应倒流”，方以智是谦虚的，永不自满的，所以才以“愚者”的名号自警。方以智这种为学的境界，也是方以智做人的境界，在对“尽古今是本体，则尽古今是工夫”的强调中，“正信之子，只学天地”的不息追求，本质上成为一种止于至善的存在方式。综合起来说，方以智这样一种既谦卑又开放的超越性进取姿态，是将尊德性与道问学较好地统一起来，而呈现为“无我而备万物”的生命境界。

四

还是回归到先前的问题——“何谓学（What） ”可以肯定地说，方以智有关“学”的论述是非常富有哲学意蕴的。在方以智的视阈中，“学”有着本体论、工夫论和境界论三种内涵。附带说一句，在本文，本体论的说法，是在宋明道学的脉络背景中使用的。如果加以概括总结，则可以发现方以智所论之“学”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方以智将“学”放在了一个几乎至高无上的存在高度加以论述，“学”是“回习还天之药”，是“轮尊”以毒攻毒的法宝，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存在。研究可知，“正信之子，只学天地”，生而为人应该不断学习，如天地自旋，老不歇心，在这种大孝大觉中“回习还天”。从以上论述可知，方以智的思维方式依然根植于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精神脉络。在天人相交的意义上，“学”可以说是天地之道，因而具有普遍性。相比以前的论述，方以智这样的表达，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把握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更多的有效资源。

第二，方以智将“学”作为一种会通、整合的方法，将“学”视为连接天人、沟通东西、和会儒释的无上法门。各种文化、学说、观点之间的冲突，都可以在“学”的方法论支持下建立一个可供对话的平台，甚至形成一种兼容、开放的健康学风。在东西文化方面，身处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既不盲目复古，也不以西方为标准，明确主张“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本身就是具有对话精神的，体现了强烈的学习自觉。在儒释关系方面，经由“藏悟于学”的种种论述，儒释之间的鸿沟得到有效的弥补。至于儒家内部有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张力问题，也在方以智“全用全体”、“无所不具”的整合中，得到基本的疏解。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学”最终凝聚成一种崭新的生命境界、人格范式，方以智还指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关键就在于不止息地学习，并提出了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具有综合创造精神的“万劫学人”说。总结可知，在方以智的论述中，“学”是一种“道在日用”的平常生活，德性与学问应合而为一，在这个层面上，“学”是真修行，也是真解脱。如众所知，方以智所处的时代，是充满悲剧的，但是方以智本人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发出了“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时代强音。事实上，方以智本人即是这样践行自己所诠释的学习观，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榜样。“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在生生不息的学习中，方以智虽然经历了时代无数的艰难困苦，但终于玉成了自己的生命——其名是方以智，其实则为圆而神，非儒非佛，亦儒亦佛，谓之“大方无隅”可矣。

总之，方以智的求学之路，为学之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方以智论学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有好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对于学习之道有着深刻的见解。方以智用生命诠释的学习之道，不仅示范了“如何学”，更揭示了“何谓学”的内在底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 方以智著：《物理小识（上）》，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
 
2 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1册《通雅》卷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3 方以智著，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译诸名》，中华书局，2001年，第169页。
 
4 方以智著，张昭炜整理:《象环寤记·易余·一贯问答》，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554页。
 
5 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6 方以智著，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388页。
 
7 方以智著，庞朴注释:《〈一贯问答〉注释（下）》，见庞朴主编:《儒林》（第2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4-295页。以下引用《一贯问答》皆据此书。
 
8 方以智:《浮山文集》，第388页。
 
9 方以智:《浮山文集》，第388页。
 
10 应该指出的是，方以智在多处使用了“万劫学人”这样的说法，在方以智处，三世诸佛亦概莫能外。比如方以智明确说:“三世诸佛，盖万劫之学人也。与其空腹高心，何若即薪泯火？以为乐，莫乐于此。以为忘，莫忘于此矣。”（《浮山文集后编·卷二药地愚者智随笔·极丸人说》）详见方以智:《浮山文集》，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