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的治学转向

作者：刘猛（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内容摘要：萧公权的学术生涯历经几重转变：先治政治哲学，再转向政治思想史，又转向兼治中国社会史；在这三个领域，其学术成果分别以《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为代表。这几次转向都非随意为之，而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人的治学转向比较常见，这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学术趋势有关。在萧公权的三项治学领域中，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时最为长久；《政治多元论》和《中国乡村》是针对特定问题的研究，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通史性质的研究，是真正的体系性建构，实为扛鼎之作。

萧公权一生的追求，在中国的学术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他念兹在兹的，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国。他对中国和西方政治思想的古典时代怀有敬意，但却非复古主义者，他追求的是古典知识的重新阐释，并以之改造现代社会。

关键词：萧公权；政治多元论；中国乡村；保甲；里甲

萧公权是政治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一生教书治学传道授业，寄踪中美两国，以“创造性的灼见”和“自辟蹊径的史识”，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菁华。萧氏一生，治学领域几番变迁：先治政治哲学，留学期间修习唯心论哲学，博士论文研究多元政治理论；工作后放弃政治哲学，转治中国政治思想史，以西方政治学理念和方法阐释中国政治思想；二战后出国任教，因工作机缘，涉足社会史领域。在此三个领域，萧公权均卓然有成，著述蔚为经典。

一、两次治学转向

萧公权赴美国留学时，打定主意学习新闻学，入读最著名的密大新闻学院，但终因实践课程受到打击，深感新闻学与心性不合，而对哲学兴趣殊厚，于是一学期后转到哲学系。

在哲学系学习两年后，接着就读研究院。他的硕士论文题为《多元国家的理论》，是佘宾（George Sabine，又译萨拜因）教授建议。在密大，萧公权对政治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

一年后得硕士学位，赴康乃尔大学深造。康乃尔是美国唯心论哲学重镇，萧氏认为研究唯心论哲学可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且狄理教授（Frank Thilly）研究社会及政治哲学，可以给他很好的指导。

（康乃尔大学）

在康乃尔大学，萧公权主修哲学副修政治学，“专研政治哲学”，在狄理教授的建议下继续深入研究多元政治理论，作成博士论文。但是，萧公权并没有在“专研政治哲学”的路上走下去，如他自己所言，“学的是政治哲学，平生所做的却都是历史工作”。

他返回到密大时期感兴趣的政治思想史一途上来，个中原因，他的弟子解释甚明：“由于务实的性格，所以公权师虽然在一九二〇年代毕业于当时唯心论哲学重镇的康乃尔大学哲学系，但对纯思辨的形上学并不感兴趣，并且由研究政治哲学而走上研究政治思想史的道路。”

萧氏最初是从史学入手研究政治思想，先入为主，这种以实证主义为宗旨的研究方法，与纯思辨的方法终归鸿沟不小，其兴趣和所好引导其回到政治思想史的路径上来。

学成回国，萧公权发愿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由此开启研治中国政治思想的宏图伟业。当时初入宝山，荆棘遍地，尚不知金矿无数；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自己搜辑编排，所需时间几倍于授课时间。不但眼前无路，而且备受同侪挤兑。

萧公权千山独行，不但整理出中国历代政治思想资料汇编，还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巨作，一举奠定学术地位。

1949年，萧公权赴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治学领域再次转变，转向中国社会史；不过这一次他不是放弃政治思想史完全转向社会史，而是兼而研究两者。

萧氏自述说：“我也是远东研究所的教授，有参加研究工作的职务。研究所的工作在近年改变方针以前，以中国近代史为范围，并择定十九世纪为工作的重心。

……梅谷，卫德明等建议我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他们说，这个极端重要的题目，早想请人研究。但牵涉的问题既不简单，资料的搜集又不容易，十年以来，没有人肯应承。如果我能担任，那就好极了。

我想‘垦荒’工作诚然辛苦，但如肯耕耘，未必竟无收获。我安步于‘政治思想’的熟路上太久了。现在正好借这机会，换一个方向，开一下眼界。我接受他们的建议。”

萧公权选择中国社会史的课题，并非完全是外力因素，还在于他自己对于中国乡村的感情。萧氏常说，做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先对研究对象有感情，有亲切的体验，抗战时期他曾寄居四川乡间几年，这段经历成为他研究中国乡村的感情基础，促使他一探清代乡村的整体样貌和运作状况。

（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

经过几年艰辛劳动，皇皇巨著《中国乡村》诞生。清代中国乡村的研究告一段落后，他转回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借助新材料，研究康有为，发前人未发之覆，写出了翻案性的著作。

萧公权的治学转向，前一次主要源于个人志趣，后一次主要源于外部场景；都并非随意为之，也并非被外界左右，他是遵照自己的学术旨趣定夺的。对于不感兴趣的领域，他绝不涉足；当华大同事劝他转入现代中国的研究时，他拒绝了。在学者们沉醉现代研究的形势下，他觉得有义务警示这种追求时髦的风气，有责任矫正这种忽略历史的偏差。

二、学术脉络

（一）《政治多元论》

萧公权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1926年写定，1927年出版。这是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也是问题导向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他将多元论放在政治思想史长河与政治理论发展趋势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以多元论为问题，探讨多元论与法律、政治、经济、代议制、行政等的关联，寻求多元论对于现代国家、政体、议会、主权的冲击和意义。

萧公权认为，“任何理论的真正价值都必须根据它的优点来衡量”（第136页），应该辩证的看待多元论。从政治实践角度来说，他肯定了多元论对于当代政治的冲击和改造，多元论者以批判性的视野促使人们反思传统的一元观点，反思国家主义的弊端，从而追求一种更为优越的政治组织和运行方式。

多元论提示“一种具体的、可行的政治理论必须将其根基奠定在人性这一坚固的磐石之上，关注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且承认伦理范畴是所有政治范畴中最为根本的。”（第131页）

（萧公权：《政治多元论》，周林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从学术角度来说，多元论以政治理论的视角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问题，是对狭隘的政治科学的批判，是对政治科学主义的有力反抗。萧公权也指出了多元论的失败之处。多元论有其逻辑上与现实中的困难，持多元论的学者，在方法和视角上多元主义的，但在结论上最终大都倒向了一元论。

总体来说，萧公权对多元论持否定态度，多元论并未获得设想的美妙结局，每一个论证的最终结果都不是多元的，而是“某种超越单纯多样性或指向单纯多样性之外的统一体”。（第71页）

他指出，“绝大多数多元论者已设法将主权从他们的新社会的前门驱逐出去，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悄悄地把它从后门偷运了进来，虽然或多或少经过了伪装，却仍然是一种主权。”（第77页）

在批判了多元论者之后，萧公权提出国家应作为一种伦理目标存在，无法与社团居于同一地位，“无论我们如何设想国家的功能，经过严格的分析，我们似乎都不得不承认，政治国家是所有社会组织中的最高权力。”（第69页）

他认为，多元论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能真正实现自由，真正实现自由的道路并不是把权力从国家手中转移到经济阶级手中，不是让经济团体自成一体，而是促使经济阶级积极合作，承担起共同体治理的责任，这样才能产生真正民主的体制。（第138—140页）

萧公权的著作出版后，好评无数；当然，也被指出不少问题。有评论者认为萧公权对黑格尔理论的依赖是“书生气”的；萧氏的兴趣是哲学性的，他的关注点主要在社会组织的基础依据，对于产生多元论的英国、法国现实因素讨论不足。

有评论者认为他在分析批判多元论之后提出的国家作为伦理目标的理论，比起多元论者的建议来更为抽象，丧失了唯一明确的政治指向，似乎更不足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更加无法为政治制度走出困境提供方案。

多元论并非是统一的政治理论，而是一个松散的共识点，在这个共识点之下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达。他们有的秉持相同的理论却怀有不同的目标，有的目标相同却理论各异。

多元论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中世纪就有政治与宗教的分化与对立，形成多中心的局面。近代多元主义的出现与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关系极大。一元绝对主义的国家和主权理论遭受到社团主义的挑战，这个挑战比中世纪宗教对国家的挑战更大，它是世俗国家内部两套不同的运行体系之间的对抗。

然而，能够以经济力量对抗政治国家的无疑是力量巨大的职业团体，而非普通的劳工个体，这种团体式的组织也容易产生另一种压迫。因此，不得不说，如很多批判性理论一样，多元论的破坏十分有力，建构却明显不足。

时过境迁，百年之后审视多元论的境遇，我们不得不赞叹萧公权冷眼旁观式的学理分析，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代议制政府和经济领域等实践中，多元论都没有取得最初的目标，甚至在一些领域已成过眼云烟。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回国后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多年，《中国政治思想史》构思甚早，但及至写就，已至1940年夏，出版再迟至1945年4月。在萧著之前，坊间已有不少同名著作，萧公权对它们都不满意，他认为这些著作都泛论无归，没有扣紧“政治思想史”的规范，遂决定正本清源，重起炉灶。

萧公权写作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其优势条件，他不但受过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对于西方政治思想有足够的认识，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可以利用材料。

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西学东渐以来，传统学问被西式分科之学代替，中国急需建立起自己的学问体系。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典范，中国学人用西方学理重新解释中国材料，逐步建构起中国现代学术的大厦。他们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从学术史宏观层面来说，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个大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整理国故”工程的一项。从胡适建立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以后，中国学人著述要获得大的成功，几乎唯一的路径就是用西方观点与方法研究和阐释中国材料。《中国政治思想史》亦是如此，它的内容和材料是中国的，参照系却是西洋的。

（胡适）

任何一部通史类著作，需有一个通贯的脉络联系全篇，铺陈框架，次第叙述。萧公权提出两种论述框架：以思想演变大势为分期方式，将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史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以思想的历史背景为分期方式，将两千年政治思想史分为封建天下的思想、专制天下的思想、近代国家的思想。

前者以思想的发展变迁为标准，后者以时代为标准。《中国政治思想史》兼容二者，将思想家及学派放在此框架里展开叙述。从春秋战国诸子争鸣，到秦汉儒法合流、儒道争雄再到魏晋儒微道盛、佛教影响，唐朝儒学复兴，至宋代发达，分为理学与功利两派，儒学延续明清几百年，到晚清西方异族文化输入下挑战频频，戊戌维新开启新政治思想的转变，及至民国，天翻地覆。

萧公权将六十余家思想次第论说，但“很少提出与众不同的个人见解”。其之所以在同类著作中脱颖，是综合篇幅、理念、剪裁、叙述等各项影响因素的结果。

其虽体大精思，然也有不少可商榷的地方。例如：第一，萧著采用的是思想史的经典叙述方式，即只论述政治思想家的学说，包含学说、政治家活动、法典及制度、社会状况的通史，似更为全面。第二，萧著采用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论述中国两千年政治思想，充斥着浓浓的进化史观味道；政治思想发展到孙文，能否称为成熟，大可疑问。

第三，政治思想在明代进入转变时期，概与历史事实不合，思想的真正转变至少要到清朝中西交战失利，在此之前并不是趋势性的，皆为因袭时期。第四，萧著对于非汉族入侵政治历史事实的分析，虽不无历史意义，但在抗战建国时期学人奋力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语境下显失时代意义。第五，萧著对于儒法争胜合流的论述，不若后出以概念化语词“儒学的法家化”统括的变迁趋势来得扼要明瞭。

（三）《中国乡村》

《中国乡村》1955年写定，1960年出版，研究的是清代中国的乡村控制。萧公权进行的是历史研究而非理论研究，他采用大量的官方资料、地方志、私家著述等史料，通过史学剪裁，让史料自己说话，展示了有清一代乡村秩序的壮丽画卷。

在帝制中国，权力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官僚组织上来说，国家设官只到州县一级，州县官治下的居民数量高达10万人（1749年）甚至25万人（1819年），在如此的比例下，如何实现有效的行政管理，如何实现幅员辽阔乡村地区的有效统治，就成了统治集团考虑的重要问题，统治者设计出负责治安控制的保甲组织和负责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里甲组织来负责具体运作。

（19世纪的中国乡村）

此外，清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积极行政措施改善民生，救济民困；通过乡约宣讲、乡饮酒、祭祀、乡学等教化方法实现思想和文化控制。

从宏观上来看，清代的乡村控制体系是断裂的，不同群体对于控制体系的诉求并不相同：统治集团的诉求是压制性的，追求的是秩序和安全，并不惜牺牲行政效率。受压制的民众没有配合统治集团的意愿，他们对于统治集团并非心甘情愿的服从，只是被动消极的接受，占绝大多数的目不识字的农民对政治几乎漠不关心。（第300页）

由自然或血缘因素形成的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虽然在帝国统治下寻求认可等合法的存在方式，但“无论是家族组织还是村庄组织，其运作并不总是符合帝国安全的原则”。（第418页）

“帝国控制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统治者及所有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分歧的全面汇流，而不是控制的工具或技巧”；（第598页）当利益差异太大时，冲突就会爆发出来。

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清代乡村秩序最终解体。首先，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其次，行政官僚的腐败愈演愈烈，无法遏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避免责任，以保障安全替代行政作为，导致官僚阶层本该有的活力丧失殆尽；而官僚薪俸的低微，又加剧了贿赂勒索买官卖官等明存暗潜的运作。

再次，不断发生的天灾和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社会大动荡，致使乡村境况雪上加霜。虽然统治者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救济，但效果有限，甚至会取得反效果。（第474页）

乡村控制体系最终随着帝国的破败而破败，及至西方列强军事入侵，带来经济冲击、宗教传播和政治文化影响，中国在西方冲击下有所回应，乡村体系和帝国统治秩序最终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瓦解，既是不得不然，亦是有以然哉。

与一些西方学者看法不同，萧公权认为乡村并不存在所谓的“自治”。帝制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来与国家二元分化甚至对抗，中国始终处在强大政治国家的权力辐射之下；

之所以呈现出自治的假象，不过是因为在幅员如此辽阔的疆域中，公权力在最基层部分力不从心，无力将公权力的官僚组织铺设到国家的角角落落（第312页），因此不得不将最基层的事务委托乡村组织自行处理，但即使是这种自我管理，也是在公权力的严密监管之下进行。

《中国乡村》出版后，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论者称它通过大量的史料揭开了中国乡村的朦胧面纱；还有的论者将其誉为马克斯·韦伯论述中国宗教和社会之后最重要的著作。

费正清称它为开创性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可以导引后来者的研究；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认为《中国乡村》贵在作者翻译整理了大量的史料，这些材料赋予该书生命和色彩。人类学家、中国学专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认为在《中国乡村》的基础上人类学家从此可以可靠地研究中国，进行多种跨文化的测试。

《中国乡村》也受到很多批评。如卜德（Derk Bodde）认为其中讨论的当代中国的内容是肤浅的；施坚雅更是对《中国乡村》的资料、观点等进行了严厉批评。

总的来说，《中国乡村》是关于清代中国乡村的全景式描述，但它仍然是关于中国的一个侧面的研究，我们不可能从中获得所有想要的东西；要全面理解十九世纪的中国，理解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还需要研究城市、商业、工业等其他方面，来共同理解当时的中国。

社会史的研究并非萧公权的专长，即使《中国乡村》展示了清代中国的乡村秩序图卷，该书却并非体系性的建构。19世纪中国乡村的研究结束后，他又转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业，利用新材料，进行“康有为研究”，探寻其对“现代中国”和“新世界”的求索。

三、治学转向及其意义

回视学术史，学人的学术转向并非稀奇之事。生长于中西之间的学人面临治学领域的繁复，实现着自身研究的不断转变。王国维曾治美学、法律学，后专治甲骨文和历史学，陈寅恪有“史学三变”，至于胡适，更不必说，一代通人，治学领域在文史哲之间循环往复。

萧公权一生治学，几次转向，从政治哲学到政治思想史再到中国社会史，最后回归政治思想史。但是，萧氏的研究基本上围绕政治思想打转，他修习专业是哲学和政治学，政治学构成他一生言说的背景场域，支撑这个场域的是他所受的政治哲学训练和自修的历史学；他采取外在的哲学视角和历史学视野看待政治问题，常有政治科学内部视角所观测不到的发现。

（伯林）

伯林曾以狐狸和刺猬概括不同类型的学者：刺猬型学者有其中心识见和连贯条理的体系；狐狸型学者的研究则是零散或漫射的，所研究的问题互无关连，甚至互相矛盾。

无疑，萧公权是刺猬型学者，他一生孜孜不倦着力于政治思想研究。但若以20世纪下半叶的碎片化学术境地视之，则萧公权兼通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和社会史，与美国专注细节问题的中国学研究者相比，属于不可多得的通人，又成了狐狸型学者。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人。虽然随着学术分工的愈来愈细，学术成果表现形式也发生转变，学者逐渐倾向从撰写体系性专著转向撰写单篇学术论文。然而，揆诸学术史可见，一个学者能否立于学术之林，非有体系性专著不能为功。这在传统学术上自不必言，即在专家治学时代，亦不能避免。

环顾萧公权一生学术，可以看出他并不像同时代学者一样，撰写大量学术论文，他一生的学术工作，基本都是在撰写学术专著，构建体系。从类型上来说，《政治多元论》和《中国乡村》是针对特定问题的研究；唯《中国政治思想史》，是通史性质的研究，是真正的体系性建构，实为其扛鼎之作。

萧公权一生追求中国的学术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他一生未出象牙塔半步，“在近代中国的思想风暴中，站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笃定地拿着手中的锄头，迎上前去吸取西方文化精髓而加以贯通的思想家”。

他研究“最亲切，最有感情的东西”，认为文章不应只有“图书馆味道”，应具有“血泪与生命”。他认为研究中国学（汉学）应该见树见林，知古知今，突破学科藩篱，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以求全面地理解整个中国。

萧公权虽埋首故纸堆，却忧国忧民，家国天下，心怀苍生，悲天悯人；其“学术文章与诗词赋吟，均有其世局背景及时代精神”，不仅关乎学术，也关乎治道。在政治理念上，萧公权主张“自由社会主义”，兼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

他念兹在兹的，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国。萧公权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的古典时代怀有敬意，但他并非复古主义者，他追求的是古典知识在现代的重新阐释，并以之改造现代社会。他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和政治方法不能应对时代需求，需要建立现代政治组织，将物质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现代化一同推进，以达到“彻底的现代化”。

在学术与政治背后，萧公权有他自己的一套理念。在中西古今问题的理念、态度和立场上，萧公权与胡适最为接近，都赞成中国文化本位下的充分世界化。萧公权是一位现代学者，他一生所秉持的理念是现代性的，他不赞同“中体西用”，认为“体用根本不可分开”。

他一生的著述，折衷中西、贯通新旧、交融情理，强调道德优先性、重视古典思想、关怀民族文化生命。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文化折衷主义者，能在中西学问之间、新旧思潮之间、感情与理智之间以及教育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维持一个动态和完美的平衡。

当然，文化上立于保守主义立场的萧公权，也难免那一代学者遭遇的情感上倾向中国而理智上认同西方的心理矛盾，好在相对于他人而言，萧公权持论“均衡而不偏颇”，平衡的很好。萧氏诚可谓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里会通中西的一个典范。

揆诸萧氏治学之产出，在学术史视野中观察，概有两点：第一，一代风流，中西交汇，卓然大家。同时代很多人并未留下与学养相称的著述，即使有，所留下的著述也没有展现其所应有的水准。相较同辈学者，萧公权一生努力于学术，具备一流才识，在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诸领域产出一流学术成果，斐然华章，蔚然大成。

第二，萧氏一生著述，有导论性质的政治多元论研究，有通论性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断代性质的清代乡村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梁启超、胡适等人所搭建的基础之上，于政治思想的研究更上层楼，虽可圈可点，却也中规中矩；像梁、胡那种石破天惊的著述，那种开创新典范的超一流工作，于逐步进入专家治学时代的萧公权这一辈来说，望尘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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