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湘学的传承方式及学术特色述略

作者：雷定京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摘  要：北宋时期，湖湘学术及其传承已颇具特色。北宋湘学的传承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石林芳问”的家传；二是“闻说研讨”的友传；三是“还山肄习”的师传。北宋时期湘中学者众多、著述颇繁，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们的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积极记载晚唐至宋初史事以训鉴时政；其次，辩证考察人伦性情以阐扬修身养心之道；再次，重视经典诗歌的教化功能以诗缘情化人、讽喻现实。北宋湘学发展的历史缺陷有以下两点：学术传承的封闭性、学统秉持的断续性。

关键词：北宋湘学，传承方式，学术特色，周尧卿，路振

作者简介：雷定京（1997-）男，湖南郴州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在读硕士生。

入宋以来，三湘才士始在学术史上初绽光芒。虽说未曾达到扬名天下之境地，但北宋湘学终究在中原儒学与荆楚文化的共同熏陶下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目前学界对南宋时期湘学特别是对湖湘学派研究的许多问题较为注目，对北宋时期湖湘学术之探究则尚嫌不足。台湾现代著名哲学家吴康在其发表于1955年的名作《南宋湘学与浙学》中认为胡氏父子乃是湘学之“发端”，张栻乃是湘学史上的“中坚力量”。吴氏进而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安国之学，盖私淑洛学而下开湘学之统者。如云学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穷养之道，皆程氏说也。生平精于春秋，自述其用功之次第，盖三十年而后成书，即今春秋传也。”[1]39吴康将胡氏父子作为“湘学”的创始人，继而认为胡氏父子之前的湖湘学术不足令人称道。这一观点虽不能言代表当今湘学研究之主流观点，然而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了我国湘学研究的基调。

经、史作为四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整体之视角纵观整个湘学史，北宋以降的湖湘相对中原地区而言的确算不上是“人文毓秀”之地。然而韩退之屡过郴州、柳子厚贬谪永州，两位儒学大师多少为三湘四水带了了儒学的新鲜空气，开展了一定了的学术活动，培植了一批重要的文士才人。在两位新思想家的深刻影响之下，唐宋湖南之学术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经历连年之战乱，湖湘许多学者开始自发整理历史资料、钻研深邃经书，希求自古奥之典籍与战乱之时事中寻找未来之希望。许多擅长经、史的学者，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实践、编撰了相当可观的学术著作，初步构建了具有湖湘特色的学术体系。这就为后来湖湘学派在三湘大地之生根发芽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考察北宋时期的湖湘学术提供了历史依据。王闿运《直隶桂阳州志》、《湘潭县志》，王盾《湘学志略》、陈书良主编《湘学史略》以及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对北宋时期的湖湘学术、湖湘学者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均未将北宋时期的湖湘学术之传承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剖析。因此，本文采纳方克立教授在《湘学史》中提出的广义湘学观点，认为湘学意指“湖南地区的学术”，[2]4并拟以时间为线索、以地域性团体活动为散点，选取北宋时期湘籍著名学者周尧卿、周敦颐等为研究对象，对其经学与史学的学术传承进行介绍与分析，并对其学术特点进行简要述略。充分挖掘北宋时期湖湘学术的传承与特色，以此彰显北宋湖湘学术传承发展的基本脉络，以此明确湖湘学派出现前的三湘学术在湘学史乃至宋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一、北宋湘学的传承方式

北宋时期的湘学传承方式在形式上与传统学术传承并无根本性差异，然而在具体内涵上具有一定特色。概括而言，北宋湘学传承之方式主要有三：“石林芳问”的家传、“闻说研讨”的友传、“还山肄习”的师传。

1.“石林芳问”的家传

晚清大儒王闿运在《直隶桂阳州志》中将以仕宦家族为求学主体、以世荣科第为求学目的、以读书山林为授学方式的学术传习概称为“石林芳问”。[4]257王闿运以桂阳黄照邻家族为例，指出这类书香世家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在家族乡里乃至郡望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且此类学术世家多在学理上具有传承性，如骆仲舒家族长于文词之学、黄照邻家族专治经史之学、周仪家族秉持礼法之学。

首先，“石林芳问”家传的求学主体是仕宦家族。譬如临武人骆仲舒即为太子中书舍人、起居舍人，其子骆安世继承乃父之学以著作郎闻名郑州。[4]257桂阳人黄照邻则历任平阳县令、循州知州、职方员外郎，他熟读五经而撰《五经铎》，其子黄植亦继承家学著《史通》。[4]509邵阳人周仪曾任著作佐郎、谏议大夫，在其影响下长子周湛、长孙周钦皆高中进士，因此被乡人誉为“宋三周”。[3]48除此之外，周辅成家族亦以学识渊博闻名三湘，周辅成曾任贺州桂岭令，而周尧卿官至太常博士。 此外，长沙狄棐官至太常少卿、广州知州。在为父影响下，其子狄遵度终成研究《春秋》之名家。[3]49-50湘潭路洵美善治《孝经》、《论语》、《阴符》，其幼儿路振五岁便随父诵经，十岁即表现出不凡天资。路洵美英年早逝，路振之母仍旧对路振日日严加教诲，无论隆冬盛暑亦从不松懈。路振终成北宋湖南之著名学者。[5]9047

其次，“石林芳问”家传的求学目的为世荣科第。王闿运在《直隶桂阳州志》中赞叹骆仲舒、黄照邻家族曰：“世荣科弟，贵于将相；骆黄父子，干云而上。石林芳问，甲科辽旷；群百廉孝，光此郡望。”[4]257骆仲舒、黄照邻两大家族于石林之间筑建书院、专心治学的同时，亦能夺魁甲科、干云直上，最终为官一方、造福百姓。这正说明北宋湖湘的知识分子大多将明理研学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并多将平生学问贯彻落实于官政事务的处理上。如周仪即为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进士，[3]48黄照邻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其子黄植亦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3]50周辅成亦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3]50而其兄弟周尧卿则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3]53可见北宋湖湘之仕宦家族专心研习学术，最终的目的还在于荣登科第、位列将相。

再次，“石林芳问”家传的授学方式是读书石林。王闿运在《直隶桂阳州志》中形象概括了黄照邻“读于石林”式的传学方式：“初，照邻筑石林亭于监西芙蓉山岩侧，读书其中。及告归，遂卜居焉。乡人号职方岩。子植亦读于石林，以文学著后。”[4]257黄照邻初筑建石林亭于桂阳监芙蓉山岩侧，后逐渐以此基础筑建石林书院。自此石林书院成为北宋桂阳监重要的学术传承书院。实际上，略早于黄照邻的周仪，年轻时即于武冈州东北之紫阳山山岩侧筑建谏议书院。[6]481不同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官办义学。石林书院、谏议书院实属仕宦家族私办之教育机构。然而家传办学终究不同于一般封建世家大族所建私塾，读书石林式的家族教育方式往往侧重专门之学问，往往由家族内德高望重、学蕴深厚之长辈亲自执教，而家族后辈亲炙其学。因而各家族所经由数代之学术积淀，多以此方式传承。

2.“闻说研讨”的友传

北宋湖湘学术的另一传承方式即是“友传”。“友传”是指专心治学的多位学者通过相互研讨、相互辩驳或相互讲学的方式传习学问。“友传”的传习主体多为县官或儒士、传习地点多为府衙或山林、研讨方式多为面谈或通信。以周尧卿、周敦颐家族为例，可略窥北宋湖湘学术“友传”情况之一斑。自周辅成始，周氏家族对儒学问题就多有关注。潇川周氏家族在儒学问题上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周尧卿、周敦颐叔侄即曾就性理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且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周氏两代人之学术风格具有明显的传承性，且至少如周尧卿、周敦颐两代人在学理上及存在相互影响之痕迹。

首先，传习主体多为县官抑或儒士。北宋湖湘各地方官往往集县官与儒士身份为一体，然而亦有少数学者隐于山林而不愿入仕。长沙人孙颀即曾为桂阳监使，监内无事之时，他常游览鹿头山并于其上建佛塔及佛寺。孙颀与馆阁校勘监察御史刘挚相唱和，又与大儒苏辙关系友善。孙颀常与刘挚游览鹿头山，闲暇远眺而以歌咏自适。他们又在鹿头山下修筑石岩；孙颀还铭刻“拙翁岩”三字碑文于其上并自号“拙翁”。在与刘挚、苏辙研讨传学的基础上，孙颀逐渐构建了“疏拙”、“慈孝”之思想并意图将之理论化、体系化、形上化。因而孙颀著《拙翁岩铭》阐述其“疏拙”之思想，又成《贤母录》、《古今家诫》等书阐发“慈孝”之道。《贤母录》、《古今家诫》二书早佚，今仅能从苏辙《<古今家诫>序》中窥其一二；而《拙翁岩铭》存于《沅湘耆旧集》中，其铭曰：“人皆营营，我心则宁。人方攘攘，我静且平。疏拙之性，自知甚明。假符偏垒，遇时宴清。居多暇日，爱此岩扃。登临眺望，咸快襟灵。苍岩磨砻，用刻此铭。”[7]308于此中可洞见孙颀深受老子思想影响，以疏为密、以静为动。“疏拙”思想之核心便是清明、平宁、和乐。为展现其“疏拙”思想，孙颀尚绘《鹿头山画图》，惜今亦不存。在孙颀之影响下，刘挚亦作《题孙少卿鹿头山画图》诗二首与之唱和。其诗曰：“尘世那知武陵事，时人争诵永嘉篇。……有客平生志林壑，坐怜双眼隔云烟。”[8]65-66此外，在苏辙为之所作《<古今家诫>序》中亦可看出孙颀有于“慈孝”思想中彰显清明、平宁、和乐思想的倾向。如苏辙曰“父母之于子也，爱之深，故其为之虑事也精。以深爱而行精虑，故其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9]6571无论如何，孙颀与刘挚、苏辙等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学术探讨，在研讨之过程中广取博览以此传承湖湘学术，乃是不争之史实。

其次，传习地点多为府衙或山林。湖湘学者往往将学术传习之地点选在府衙或山林，其缘由正如前文所述：乃是因学者多为仕宦之家，且在家传书院的同时进行友传所致。其一，传于府衙。府衙常为县令明察断决事务之所，然因北宋湖湘学者多为仕宦，故府衙亦常为传学之主要场所。如周敦颐初任桂阳令时，郡守李初平钦佩其贤才，问之：“吾欲读书，何如？”周敦颐则认为李初平年事已高不便读书，便亲自为其讲学。[8]63李初平年长于周敦颐，且为周敦颐之行政领导。周敦颐与李初平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师承传授，二者仅是以友人身份进行深入地学术探讨，此便是传于府衙之明证。其二，传于山林。如前文所述，孙颀与刘挚于鹿头山之游历唱和便是传于山林之生动实例。又如武陵人柳拱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后任尚书职方员外郎。他在永州兴建州学，与曾巩等儒学大师相友善。年过花甲后，柳拱辰则告老还乡而隐居武陵西北青陵村白马湖边筑庐修桥。[3]53友人曾巩专门作《归老桥记》赞曰：“今柳侯年六十，齿发未衰，方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泽元元之时，虽欲遗章绶之荣，从湖山之乐，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闻其风者亦可以兴起矣。”[9]4051于此可见柳拱辰于山林间传学之乐趣。

再次，研讨方式多为面谈或通信。友传不同于家传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长幼有序的关系，亦不注重传学次第的分明性与严格性。其更重视传习双方通过交换不同学术观点以丰富涵养的过程，因而友传在研讨方式的选择上更为自由宽松。友传的双方大多通过平等式对话与研讨式通信进行学术交流，然而此种方法终究在学统传承上不及师传与家传。如赵抃即多次与周敦颐书信往来，还屡寄《寄周茂叔》等诗与之抒发近期思考的心得体会。[8]61王安石也曾寄《送李屯田守桂阳》追忆往日共同研讨学问之经历。[8]64周尧卿对周敦颐的“友传”可谓最为典型。二人虽为叔侄关系，然皆为当时享誉三湘的思想家，且在探讨之前各自已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周尧卿与周敦颐常有书信往来，现存周尧卿寄周敦颐之书信尚有两封。周敦颐亦常与乃叔尧卿面谈学问，敦颐与其叔尧卿志趣相投，赴浔州任职前尚专门取道永明笛楼村拜访尧卿，二人就性理问题畅谈两天，故乡贤誉之为“潇川两先生”。[9]67

3.“还山肄习”的师传

“还山肄习”的师传虽亦通过兴建书院、以师授徒等方式传承学术，但其终不同于“石林芳问”的家传及“闻说研讨”的友传。在办学规模上，师传相较家传、友传而言影响更大，家传、友传之办学及研讨规模仅限于乡里或友人群体间，而师传多受封建君王表彰从而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在受教群体上，师传相较家传、友传而言受众更泛，家传、友传之传习受众仅限于家族或亲友群体间，而师传多打破亲族血缘关系进而提倡有教无类式传学；在传学性质上，师传相较家传、友传而言公益性更强，家传、友传之传学及研讨规模仅限于为家族或亲友传承文教，而师传多为地方官吏亲办义学，目的在于为更多普通民众普及文化。概而言之，家传、友传之方式更为封闭，传学方式及研学内容更为私密；而师传之方式则更为开放，其受众亦更为广泛。

首先，传于书院。师传之书院不同于黄照邻所创办石林书院式的家传书院，如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临湘养浩园书院皆为开放性书院。此类书院或为官府倡办、名流主持；或为私人倡导、官府支持。总而言之，作为师传之重要场所的公办书院，相对于家族书院而言更具开放性、公益性、包容性。譬如湘阴人周式即为北宋时期岳麓书院之首任山长，其善治《毛诗》而著《毛诗笺传辩误》二十卷，在其影响之下岳麓书院诗教风气盛行，至此湖湘学术之面貌焕然一新。以至于朝廷亦重视湖南学界、才士皆仰望麓山学府。又如临湘人李黻博学通经，创办养浩园书院，办学并不囿于亲族血缘，授徒数百人。更如永兴人陈纯夫，以《易经》魁多士，创办了著名的湖南书院以培植后学。[10]33这些由仕宦创办的公益性质书院，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某一方面的学术思想，为南宋理学在湖湘大地的流传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其次，传于州学。除官办书院之外，于州县祠堂中传学讲习，亦是北宋湖湘学术教育之一大特色，更是湖湘学术教育的一大特色。这一现象与湖南之县学教育的落后面貌息息相关。尹友波考正周敦颐知桂阳时，下辖郴县尚无县学。在李初平、周敦颐之倡导下，郴州才始修州学；而最早的郴县县学则是南宋知县刘知应所建立。[11]251正如祖无择《郴州记》所述李初平与周敦颐共同修建了郴州州学：“郴于湘南，介要荒之地，向之为州者，往往陋其俗而不教之使知其方，故旧祠圮毁，而弦诵之音未之闻焉。前年陈君通判是州，与太守李君初平，始谋撤故而新之。”[12]304可见李初平前之地方官员并不重视此地学术教育，李初平治郴后地方教育的落后面貌才有所改变。李初平、周敦颐亲身指教州县文庙讲学，一定程度上传播了理学思想。部分边缘州县新庙学尚未建成，则有相关学者不辞劳苦而委身祠堂内传学，例如武陵人柳拱辰即曾于永州立柳宗元祠，并于其后建立州学。据相关记载推测，柳拱辰应当是先建立柳宗元祠供奉先贤，并于祠堂内讲习儒学，其后再于此基础上于祠堂附近设立州学。他认为入宋之湘南才士皆私淑柳宗元，柳子厚之文词义理之学对三湘学人产生了重大影响。[9]68北宋湖湘学者于各州县祠堂文庙附近修学，甚至直接于祠堂文庙中讲习学问，大抵是因北宋时期湖南州学教育不兴，不得不借由祠堂及文庙之影响与其中之场地设施进行学术教育。再次影响下，历史学家陶岳、郑向、曹衍等多在湖南各州学文庙、祠堂接受基础教育进而走向学术道路，祁阳人路振、陶岳皆长于治五代史，衡阳人郑向、侯延庆皆长于起居注。虽则他们在生前或并无太多学术交往，但某一州县同时涌现大量专才，这不能说与当地州学则毫无相关。正如柳拱辰《柳宗元祠记》中所言，北宋湖湘学人自觉地传承了前人学问，并对先贤学问“朝夕见之”、深思熟虑。于是乎，三湘学术亦在此中传承。[9]68

二、北宋湘学的学术特色

北宋时期湘中学者众多、著述颇繁，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惜入元以后，这些著述即大多已散佚不传。然而今时读者尚可自史料典籍中其中辑出只言片语，略窥当时盛况。从现有史料看来，北宋时期的湖湘学术已具备一定特色，各州县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他们以史讽事、重视诗教，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北宋湖湘学术之特性，这些努力为南宋湖湘学术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以史讽事

宋初之湖湘学者大多亲历五代十国之战乱，一方面他们深知和平安宁的来之不易；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感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因而宋初学者大多抱着以史讽事的严谨态度从事学术活动，以期通过修史讽谏以为大宋王朝提供富国强兵之道。宋初湖湘史学家治学特色主要有三：其一，善修五代十国历朝兴衰之史事；其二，善修五代十国湖南各政权兴衰之史事；其三，善修宋初历朝皇帝之史事。前两者多为北宋初期湖湘学者所为，末一种多为北宋中叶湖湘学者所善。

首先，修五代十国历朝兴衰之史事以传承儒学。这一方面的代表学者主要有陶岳、路振、狄遵度等。他们或概括性地记述五代十国各政权之交替兴衰，以传承儒学同时为统治者提供建议。路振之《九国志》、陶岳之《五代史补》、狄遵度的《裴度传》是这方面的佳作。路振（956—1014），字子发，永州祁阳人。[3]47其所作《九国志》采五代吴、南唐、楚等九国君臣言行史事，以作世家及列传。此书主要思想有：提倡好仁诫杀。例如路振描述吴国庐江人袁袭击曰其“好杀，享年不永，深可哀也”，意在劝解统治者应仁政爱民，若滥杀无辜则将剥夺生年福分。[13]2强调隆礼重仪。如路振在《陶雅传》中倡导应当如陶氏一般“接宾佐有礼，事父兄以孝敬，非公宴不举音乐，疏才重士”，希望统治者亦如陶雅明礼知仁、礼贤下士。[13]4另一方面，永州祁阳学者陶岳（？—1020），字舜咨，亦著《五代史补》以裨益政事。此书系陶岳增补薛居正著《五代史》所成之书，岳嫌薛居正之史书颇多缺漏，故选取五代十国各势力窃据政权割守一方之事迹成《五代史补》。[3]47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湖湘著名学者狄遵度亦不吝笔墨成《裴度传》，以歌颂唐代中兴名臣裴度征伐割据势力、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辉事迹。[3]50可见北宋湖湘学者皆以“为史记实、为民言事”的担当精神书写历史，形成了一定特色。

其次，修五代十国湖湘兴衰之史事以记录风物。许多湘籍史学家皆以极高热情专门性地记录五代十国时期湖湘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中曹衍、周羽翀为其中之代表。北宋学者周羽翀虽不知籍贯何处，但至少可知他在湖南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所著《三楚新录》详细记述了割据长沙的马殷政权、割据武陵的周行逢政权、割据江陵的高季兴政权的相关史实。五代十国时期，此三家政权皆隶属楚地，故周羽翀称之为“三楚”。此书大多内容与《新五代史》相合，部分细节与史书则略有出入。作为涉及五代十国时期湖湘历史的著作，此书描绘了许多湖南特有的地理风物，譬如后唐庄宗李存勖问楚武穆王马殷第四子马希范洞庭湖是否波涛浩瀚、一望无际，马希范则答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则此湖不足以饮马耳。”[14]234曹衍所著《湖湘马氏故事》则更为典型，此书为纯粹之湘籍学者所著记述湖湘五代十国马氏政权割据史实之力作。曹衍为衡山人，其著此书记述了马殷由木匠而摇身一变成为割据势力首领的事迹。除《湖湘马氏故事》外，曹衍还另著《湖湘神仙显异》、《湖湘神仙类异》、《野史》等书。[15]1001陶岳亦曾著《荆湘近事》记录楚湘地带之史事。[3]48这些著作表明，湖湘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整个湖南地区之历史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儒家拥护一统、明礼重仁之思想记述湖南地区相关重要史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北宋湖湘历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色。

再次，修五代至宋历朝兴衰之史事以讽喻政事。这一方面的代表学者主要有郑向、侯延庆等。不同于路振之《九国志》、曹衍之《湖湘马氏故事》，此类历史著作大多描绘五代十国历朝皇帝所作政治决策之得失利弊，如衡阳人郑向（1008—1016）所著《五代开皇纪》以编年体记史之方式，记述了五代至后梁时期共五十四年历经十三朝皇帝的史事，目的即在于讽喻封建统治者当审慎处理政事，郑向另著《起居注故事》则更是如实记述宋初皇帝言行以供其参考的历史佳作。此外，衡山人侯延庆亦利用侍讲筵、起居舍人等职务便利，著《退斋笔录》一书记录熙宁、元丰、宣和、建炎年间史事数则，以讽喻皇帝处理政事。[16]86两位衡阳籍历史学家在此方面做出累累硕果，亦传为佳话。

2.考辩性情

北宋湖湘学者特别重视对于性情问题的考察辩论，周尧卿可谓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周氏强调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涵养性情，同时又倡导“尽性达情”的方式通达天道。

首先，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涵养性情。周尧卿所著《诗说》阐发了“以意逆志”的涵养性情之道。他认为应借鉴孟子“以意逆志”之方式解释《诗经》方为肯綮。在此指导下，他考察了毛诗、郑诗的解诗得失，认为“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在他看来，诗歌既不能只专于义理，亦不能沉浸于性情，应关注诗歌的缘情功能，与情中阐发理。因而君子必须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阅读诗书、涵养性情。[19]8914周尧卿同时还认为不能仅仅通过阅读诗书涵养性情，还须考辩思索进而探求心灵根本。他告诫堂侄周敦颐：“吾儒读书穷理，须自出心灵，探根寻本。”[19]803读书穷理固然为涵养性情的重要手段，然而由心而发探寻“意”与“志”之神妙亦不失为涵养性情的一大手段。

其次，倡导“尽性达情”的方式通达天道。周尧卿认为“以意逆志”不过是涵养性情的一种手段，“尽性达情”以参天地、通圣道才是最终的目的。周氏发前人所未发，别开生面地认为庄子之书善于言理却未能穷理。孟子之书善于穷理，使“好恶不缪于圣人”。然而孟轲善言性，却未能尽己之性。如何“尽己之性”呢？周氏认为“尽性达请”自有其次第。君子唯有先尽己之性、达己之情，方能进一步尽物之性、化物之情。“尽性达请”只须默然践履，千万不可“得而言之”。

因为“言生于不足”，一旦“言性表情”则会彰显涵养之缺漏。何况“天”亦“不言”，且“性与天道”若子贡之圣亦“不可得而闻”。因而周尧卿重视“尽性达情”的践履而轻视“一言蔽之”的言说。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周敦颐。

3.重视诗教

北宋湖湘学者特别是执教各大书院之学者亦特别重视经典诗歌的教化功能。在经典诗歌内容的选取方面，他们较偏重对《诗经》的解释及对《杜诗》之解读；在经典诗歌意旨的阐发方面，他们较关注诗歌的缘情功能与现实指向。

首先，考辩《诗经》。例如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著《毛诗笺传辩误》二十卷，此书大抵为作者执教岳麓书院时所作，著作本于西汉人毛亨所传《诗经》，又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诗经笺》及唐代孔颖达所传《毛诗笺》。周式辨析其中义理、考据其中谬误、通达其中辞章。此书虽今已不传，然今人尚可于残章中窥见当时风貌。又有永明人周尧卿著《诗说》三十卷，周尧卿为敦颐堂叔，一贯以义理性情之说解读诗经。周氏为学“不专于传注，问辩思索，以通为期，长于《毛郑诗》”，其书虽已不传，但今仍可自《宋史》所录只言片语中窥见大体。[16]36

其次，注重《杜诗》。湖湘学者于杜甫诗歌研究亦颇有建树。邓忠臣、狄遵度是这方面的代表。湘阴人邓忠臣字慎思，对杜甫诗歌深有研究。忠臣对杜甫诗句之注释仅有只言片语流传至今，譬如在注释杜甫《客居》一诗“西南失大将”句时，邓忠臣注为“时崔旰杀郭英乂”而为此补充了重要史实；在注释同诗“亦凭节制尊”句时，忠臣言“时除杜鸿渐为成都尹”；邓忠臣又于此诗下注：“甫依严武，武死，英义粗暴不能容，旋有崔宁之乱。此甫所以进退不能也。……言贤者亡,小人喧竞也。时崔宁(旰)、杨子琳、柏贞节更来成都。”[17]422对于杜甫《客居》一诗，邓忠臣考据亦能如此精微、思想如此缜密，不愧为当时杜诗研究之方家。湘潭人狄遵度不仅善于研究杜诗，并且还长于模拟杜诗，其所作《纪梦》即为梦读老杜而作，其诗云：“佳城郁郁颓寒烟，孤雏乳兽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浮云西去伴落日，行客东尽随长川。乾坤未毁吾尚在，肯与蟪蛄论大年。”[18]572颇有杜甫风骨。

三、北宋湘学的发展局限

北宋时期的湖湘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域学术研究所获得的成就相比，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概而言之，笔者以为北宋湘学发展的历史缺陷有以下两点：学术传承的封闭性、学统秉持的断续性。

首先，学术传承的封闭性。北宋湖湘学术研究存在严重的封闭性问题，这种封闭指的是学术传承主要以家传为主。一是研究对象的封闭，许多书香世家传学仅仅局限于一门绝学，譬如黄照邻家族专习《尚书》之学，而狄棐家族则专治《春秋》之学，路洵美善治《孝经》之学。某一家族精通专门学问，固然可使家族名望称道于乡里，然而这样一种局限于专门学问的家传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割裂性。精专于某一经典著作，而非广取博览熟稔群经，这些都导致了学术研究对象的封闭性。二是研究群体的封闭性。各大传学的书香世家缺乏广泛的学术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学群体的狭隘。家族传学，传学之师也仅是家族内部的某些长辈，受学弟子毕竟也不过只是家族内的部分青年学子。而某一学术思想的广泛流行与不断发展，离不开弟子群体的传播与弘扬。师资队伍与学生群体的狭隘，决定了此一家族学术思想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

其次，学统秉持的断续性。学统，是指某一时期的文化与教育传承及发扬的传统。北宋湘学以儒学为正统传承，具体表现在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北宋湖湘学术传承的谱系不甚分明。不管是家传、师传还是友传，这种学术传承关系的构建无不显得脆弱不堪。北宋湘学的学术传承，往往在某一特定领域特色鲜明；自整体来看，则未免略显支离。譬如周敦颐之著作并为在其生前广泛流传，其遗著则系最后于其后嗣家中发现，不少著作业已亡佚。[20]48与周敦颐类似，诸如上述北宋时期的湖湘学者，生平所著大部分著作皆已散佚寥落。这说明以家学为主的封闭传承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学术传承在时间上的断续性，致使北宋湖湘学术的传承脉络断裂破碎。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之湘学在周尧卿、路振、陶弼、狄遵度等人的倡扬下，其学术思想逐渐丰盈完满，亦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经世致用之特色。北宋湘籍学者将各类学术思想进一步体系化、理论化，以致部分学术成果已经受到当时学界的重视。这表明湖湘文化时已走在时代文化的最前列，初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系统已大略形成。在北宋学术界中，湖湘学术虽则不及其他地域学术负有盛名，但其学术思想及湘籍学者的学术实践却是湖湘文化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湘学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雄辩地驳斥了部分学者“南宋前湖湘无人才”的污蔑，更生动地说明了南宋湖湘学派形成之前，北宋湘学即已具备深厚的学术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交流。北宋时期湖湘学术传承在史学、文学、经学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虽然经受历史洗刷，最终留存的文献著作寥寥无几，然而北宋湘学的学术传承对于湖湘学术的历史积淀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却是不可抹去的。故而我们应当肯定北宋湖湘学术在文化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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