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马里诺】容易乃行善之敌
容易乃行善之敌
作者：戈登·马里诺 著 吴万伟 译
做正确之事常常很困难，因此，很多人选择容易之路。
我们不需要伦理学专家来告诉我们应该做的正确之事是什么，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良心对着我们喊叫，要求我们做出符合道德的选择。但是，做正确之事常常等同于做困难之事，所以我们欺骗自己，宣称我们的良心不过是自己偏见的表现，难怪很多人选择了容易之路。
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没有提出任何接近于系统性伦理学的东西，但是，这位丹麦的挑起争端者是个无与伦比的道德现象学家，是描述我们内心所反对的东西的大师，当我们试图践行我们就正义、平等和关爱等所宣扬观点之时。
康德常常是克尔凯郭尔拿来进行深度对话的人，康德相信所有理性人都能发现心中的道德律，在此意义上，他相信道德知识普遍分配给了每个人。康德这个柯尼斯堡的圣人甚至维持一种开放性，承认外星人拥有理性潜能从而成为道德律约束对象的可能性。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对拥有不同肤色的人的理性地位却表示怀疑。
克尔凯郭尔也相信我们的是非认识是以良心的形式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事实上可争论的是，如果道德知识不是平等分给给所有人的，那就很不公平，因为智力超群、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可能拥有比群众更多的优势。
克尔凯郭尔是描述我们内心所反对的东西的大师，当我们试图践行我们就正义、平等和关爱等所宣扬观点之时。
《克尔凯郭尔反对羊群般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该如何思考道德观念中的差异性呢？当克尔凯郭尔遭遇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书中描述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询问希腊人问题的章节时，国王询问需要做什么，他们才会吃掉死去的父亲，希腊人恐惧退缩之后回答说，什么也不能劝说他们这样做。他们最后被活活烧死。大流士接着追问一些印度人——他们讨厌死去的先辈——他们需要什么才愿意烧掉死去亲人的尸体？他们听见有人提到这个想法就已经做出了恐惧的反应。克尔凯郭尔评论说，虽然风俗习惯不同，背后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尊重父母。
再次像康德一样，克尔凯郭尔相信生活中有很多十字路口，任何对自己诚实的人都可能承认通向公平正义和幸福生活的道路是多样的。当多样的道路出现时，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伦理学课程学习或伦理学专家的指导，而是避免自我欺骗，避免说服自己逃避高度不方便真理的道德约束力。
克尔凯郭尔使用笔名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在森严的学术殿堂，存在如何理解其使用笔名的激烈辩论。我的观点是每个笔名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人生视角。比如约翰尼斯·克利马科斯（Johannes Climacus）是其哲学笔名（《哲学性片段》的作者），维基里斯·豪夫尼西斯（Vigilius Haufniensis）是其心理学家的笔名（《焦虑的概念》的作者），他的教条主义者安提-克利马科斯（Anti-Climacus）是《致死的疾病》的笔名。
在《致死的疾病》这本简洁优雅的著作中，致死的疾病被描述为绝望，不是等同于任何感受到的绝望，而是标志着一种不愿意知道和变成我们真正的自己。第一部分充满了对绝望的心理学描述，第二部分灵魂医生只是简单地宣称“绝望是罪恶”——仍然不了解你真正自我的罪恶。
英国激进女权主义作家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英国国会议员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杰西·诺曼（Jesse Norman）质疑道德是否一种时髦的命题而已。
但是，安提-克利马科斯问到罪恶是什么呢？它不能被用苏格拉底式地描述为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正确与否，那做错事不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是非的无知本身是自我产生的，我们自己应该受到责备，这恰恰是安提-克利马科斯相信的观点。这让人想起约瑟夫·巴特勒主教（Joseph Butler’s (1692-1752)《论自欺》中的第10条论述，也回忆起安提-克利马科斯对做正确之事与我们的自我利益发生冲突时的冲突分析。
“如果一个人在他知晓的时刻不做正确之事---那么这个认知就慢慢安静下来，接着就出现了意愿评估已知内容的问题。意愿是辩证性的，其背后藏着人的深层本性。如果意愿不赞同已知内容，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意愿继续往前走，做意愿所理解的反面，而是意愿允许时间溜走，从而出现所谓的过渡阶段：‘我们明天再看看’。”在此期间，认知变得越来越模糊，深层本性越来越占上风；因为善必须马上做，需要在知道之后就立刻去做。深层本性的力量在于使事物舒展开来。当认知变得模糊不清，知道和意愿能最后被相互理解，最终她们彻底达成一致，现在认知已经逐渐站在意愿一边，承认它想的是绝对正确的。”
至于值得做的事，我们这里拥有历史悠久的三方模式，深层本性代表着柏拉图的“欲望”（orexis）、意志（thumos）、和等同于理性的知识（nous）。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永劫不复的大门就是看似无辜的拖延症习惯。在这个问题上，他常常被误解为暗示我们应该基于大胆本能行动；但是，不，相反他写到，我们应该一旦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要立刻行动起来。当然，这种知识或许要求反思，但克尔凯郭尔和他的所有笔名都非常警惕这种靠反思来逃避艰难决策的倾向。
克尔凯郭尔相信生活中有很多十字路口，任何对自己诚实的人都可能承认通向公平正义和幸福生活的道路是多样的。
因为我们拥有用毛线遮住眼睛蒙蔽自己的强大偏好，安提-克利马科斯用下面这些话结束了上文引用的段落，“这就是大部分生者的做法；他们逐渐遮蔽掩盖自己道德的和道德-宗教的理解，因为这将引导他们做出其深层本性不大愿意做出的决定。”
过去30多年我一直在陪同这个令人费解的丹麦人散步，在此过程中，我逐渐相信我的散步伙伴有时候可能低估了生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那些表示怀疑的大师如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不同，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将良心放在沙发上而是仅仅坚守其神圣性。
即使你对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人人内心都拥有道德真理的观点有更多怀疑，即使你反对他的看似一种本能主义形式的观点，但是，我们很难否认生活中存在一些时刻，甚至可能有很多时候，在我们面对棘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时，选择在此事上睡觉，睡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得出正确道路就是容易道路的结论。
就以我个人为例，在我读研究生期间，美国在支持尼加拉瓜的非正义战争。结果，我认真考虑了抗拒纳税的想法。与此同时，我是获得赴丹麦留学的富布莱特奖学金的最后一轮竞争者，这些奖学金是美国国务院主导的，曾经有个时候，有朋友几乎用公事公办的口吻给我泼冷水---“你怎么会认为一位抗拒纳税的人将获得国务院的首肯？”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是选择在此观点上睡觉，睡足够长时间幻想着我应该停止抗拒纳税的借口，因为我若拥有了博士学位就能做更多善事。
杰森·麦肯齐·亚历山大（Jason McKenzie Alexander）、贾斯汀·史密斯（Justin Smith）和巴瑞·史密斯（Barry C. Smith）考虑道德的基础和未来。
任何一个能够如此深刻地撰写有关自欺的人很可能亲身经历过这种体验。我认为，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虽然他支持严格的立场，即对耶稣的信仰要求模仿耶稣那样忍受贫困和折磨，但克尔凯郭尔继承了丰厚的遗产，花钱一直大手大脚，他通常的自我解释是需要优裕的环境来为宣扬基督教服务。
而且，正如尼格尔·哈顿（Nigel Hatton）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丹麦有关奴隶贸易的公开辩论中，他默不作声。他也没有遵循熟人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H.C. Anderson）的后尘，去公开谴责1840年代发生在哥本哈根的反犹主义恶劣事件。
为什么在这些政治议题上保持沉默？克尔凯郭尔在写给律师朋友的信中解释说，“任何纯粹的政治运动通常都缺乏宗教因素，简直就是一个漩涡，那是不能被阻止的。”或许克尔凯郭尔是个精力超级集中的神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恳求嗜血成性的罗马人“不要干扰我画曲线。”但就其本人的描述来看，克尔凯郭尔之所以专注于奋笔疾书，为的是提供一种手段来改善精神上麻木的丹麦人同胞进行反省的能力。
无论是否如此，克尔凯郭尔同样具有他分析和探讨的自我欺骗。他警告我们，在生活将我们关在道德两难困境的围墙之内之时，需要维持第三只眼盯着我们和我们的利益看，这的确存在智慧的见解。
任何一个能够如此深刻地撰写有关自欺的人，很可能亲身经历过这种体验。我认为，这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同样也使用。
作为道德现象学家，克尔凯郭尔在揭露伦理逃避时是个敏锐的侦探。弗洛伊德和更早的叔本华都满足于我们的道德将得到改善，如果我们将理想降低到心理学现实层次。你不能命令自己飞起来，也就是去做身体上根本做不到的事。同样，想象你有义务去爱每个人，甚至包括你的敌人，这在心理学上有些不切实际，而且也不健康。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甚至聆听这些道德健康建议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正如他所说，“当有人说我做不到时，通常意味着他想转过脸去，想要沉住气慢慢来。”
就另外一种逃避的老鼠洞/为难处境来说，不妨考虑一下崇拜。克尔凯郭尔观察到，我们在遇到道德伟大行为时逐渐更加喜欢崇拜而不是行动起来；或许将道德当作类似于运动员天才的东西来对待，啊，马丁·路德·金博士（Dr. King）、纳粹期间被折磨致死的路德教会殉道者迪特里希•潘霍华（Bonheoffer）以及其他人都是道德天才，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在其日记中，克尔凯郭尔写出了如下判断：“伦理学已经彻底转变成了美学。我们在剧场里通过想象力的媒介观看它崇拜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它的位置。”
在其预言性的《治疗文化的胜利》中，已故的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宣称，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信仰命令已经被信仰治疗取而代之，出现了专门提供生活方式工程建议的专家阶级。比如当机构遭遇种族问题挑战时，管理部门通常的反应是聘请反种族主义专家提供训练班，专门训练如何避免表现出种族主义言行。抱怨已经是老生常谈，我们现在生活在遵从专家建议的时代，就连在遇到伦理学问题的时候也要咨询专家。
在1980年代华尔街丑闻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塔斯克吉梅毒研究（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等恶劣的医疗实验，全美各地的大学哲学系出现了一个伦理学专家阶级或者他们有时候自封为“伦理学家”。事实上，在1982年，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发表了一篇文章“医药如何拯救了哲学的性命”。在此，图尔敏宣称应用伦理学让濒临死亡的领域起死回生，他本人就是该领域的领袖人物。不过，克尔凯郭尔指责那些基于缺乏专家知识而逃避艰难选择的诱惑。正如这位丹麦人的精神弟子鲍勃·迪伦（Bob Dylan）所说，“你不需要天气预报员来告诉你风在朝着那个方向吹。”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你无需伦理学专家来告诉你是非或善恶。
作者简介：
戈登·马里诺（Gordon Marino）：圣奥拉夫学院哲学教授和克尔凯郭尔图书馆主任，著有《存在主义救了我》，最新著作是《当今时代的克尔凯郭尔》。
译自：The easy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 by Gordon Marino
https://iai.tv/articles/the-easy-is-the-enemy-of-the-good-auid-1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