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传武教授：鸳鸯绣出从教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受访者：徐传武

采访者：儒果儿

来源：“儒果儿”微信公众号

百廿山大，文史见长；根深叶茂，人物峥嵘。数代学人以繁荣学术和砥砺思想为己任，不懈努力，薪火相继，为学科建设贡献基石，为共和国学术添砖加瓦。时值山东大学120周年校庆，儒学高等研究院10周年院庆，为传承山东大学学术传统，重温儒院往事，回忆峥嵘岁月，致敬前辈学人，儒学高等研究院开展“儒院学人访谈录”系列专项活动。

徐传武，1948年1月生，山东省宁阳县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基地兼职教授、副主任，澳洲国立埃斯迪科文大学特聘研究员，山东省周易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子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指导教师，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山东大学首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还参加了《中国古代名物大典》等十几部书的编纂工作。现正在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南北朝全书》《南北朝佚书考》等。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左思左棻研究》《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李贺论稿》《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易林汇考》等十几种。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世说新语刘注浅探》《试谈牛女神话的起源演变》等等近百篇。

鸳鸯绣出从教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徐传武教授访谈录

儒果儿：您在山东大学工作已经有几十年了，这些年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科技史的研究，成就斐然，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关于这些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您有怎样的体会？

徐教授：今年是山东大学建校120周年。作为百年名校，山东大学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为我们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们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我们祖国傲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山东大学的优良传统、优秀学风一直为世人所称道，这种优良传统、优秀学风就是由我们的一代代师生传承、发扬下来的。

我有幸成为山东大学的一份子，亲身沐浴在这种优良传统、优秀学风的阳光雨露之中，深切体会到这种优良传统、优秀学风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山大人永远地传承、永远地发扬光大。

我多年以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学和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成就斐然说不上，只是做出了些微的成绩。我在人才成长、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上，还是有点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的，谈点自己的体会吧。

第一，在人才成长方面，要注意德、才、学、识的全面发展。“德才学识运，兼备可通神”，培养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要具备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知识面要广博，基础要雄厚；培养学生还要思路敏锐，眼光犀利，要有理论素养，要有创新能力。

第二，培养学生要有比较高远的目标。林则徐说：“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李世民说：“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我们连个比较高远的目标都没有的话，就难有较大作为了。

第三，要有十分谨严和认真的治学态度，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蔡元培称赞鲁迅说：“著述最谨严。”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范文澜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没有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没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是做不成学问的。

第四，要有比较科学的适合自己的治学和学习方法。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科学的学习方法能促进这种积累的速度，学习方法本身，从某种角度而言可以说是自带微小的加速度的。英国哲学小品政论家弗来西斯·培根说：“跛足而不迷路，胜过健步如飞而误入歧途的人。”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难才能的发挥。因此，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的拙劣可能被消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

儒果儿：能为我们讲讲，您对山大老一辈学者学术研究历程和治学风格的印象吗？

徐教授：山大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方式对我们影响很大，《文史哲》编辑部曾经编辑过一本《学者论治学》的书，详细介绍了山大老一辈学者的治学学风和治学方法、学习方法，我读后受益良多。我这里仅仅介绍两位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我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就跟着蒋维崧先生编撰《汉语大词典》，有八年之久，蒋维崧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对一个词条的注释，他不惜花大功夫查找各种资料，反复比照，认真思考，绝不肯盲从，绝不肯贸然下结论。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养成多翻书的习惯”。比如“姿望”一词，旧《辞源》解释为“姿貌声望”。蒋维崧先生查找了“姿望”一词所引各种资料的上下文，另外又查找了其他“姿望”和“望”的多种资料，认为这个“姿望”都无“声望”的含义，基本意思应当是“风仪容态”。蒋维崧先生本人不太明讲治学学风和学习方法，但我通过长期的观察和体会，发现他这种谨严的学风渗透到他治学甚至书法的各个方面。养成这种谨严的学风和养成多翻书的习惯，非常重要，否则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往往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百出，很难做出像样的学问来。学生时期或者才开始步入学术的殿堂，有一个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一点，才不至于误入歧途或者走上邪路。

我曾经跟着牟世金先生学习，听他讲解《文心雕龙》和魏晋南北朝研究的课，跟他来往也较多，到他家中或者一块散步时，经常听他谈论有关人才成长、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的经验和体会。牟世金先生很重视治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他曾经总结陆侃如先生和他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习方法，有时候把这些方法的运用写成文章，有时候把这些方法的运用融入到讲课之中。比如他的“以书为师，以书为友，以书为敌”的读书方法（我曾经写过一篇《读书三喻》的文章予以介绍）对学生就很有启发。他研究《文心雕龙》步步为营、积土成山的方法，他研究《文心雕龙》注解本文和透析理论的方法，他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全面深入、重点突破的方法，甚至他把统计学、利用表格说明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文心雕龙》研究当中，都是很有价值的。牟世金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跟他正确地运用治学方法也是很有关系的。牟世金先生对《文心雕龙》具体理论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更显示了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人都是很有启示作用的。

儒果儿：您在研究和教学中，想必也贯彻了两位先生的态度和做法。能为我们具体谈谈吗？

徐教授：我从三个方面说说是如何将这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传承下去的。

第一，我自己的做法。我写过一篇探究牛郎织女神话起源的论文。学术界一般认为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东汉时期，最早也就是《诗经》中出现过“牵牛”、“织女”的星名。我通过对古代天文天象文献的比对，通过对古代民俗、古代神话理论和资料的探讨，得出了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公元前2400多年前母系氏族时期的新说。这种说法在学术界还是颇有影响的。我还写过一篇《皇甫谧卒年新考》（后又写了《皇甫谧卒年新考补证》），把《晋书》记载的皇甫谧卒年“太康三年”，用“理校”的方法订正为“元康三年”。可以说得到了学术界特别是皇甫谧的故乡甘肃学术界的承认，而且还认为这卒年延后11年的新说帮助他们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疑案”，对皇甫谧研究来说是个很大的贡献。可以看出，我广泛细致全面地利用各种文献（包括考古文献），综合运用文、史、哲、科社的视角来解决疑难问题，促使自己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解决问题等等方面，还是较好地传承了山大老一辈学者的优秀传统的。

第二，以杜泽逊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新秀的贡献。我常引用华罗庚的话说：“弄斧必到班门，对刀就找云长。”他们敢于冲击世界顶峰，敢于挑战学术权威，在好些领域都开创出一批新局面。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后面附录的参考书目有些不是最好的版本，有的介绍不太规范或者存在着某些瑕疵，杜泽逊教授撰文指出，有人怕得罪袁行霈先生，我说，学术就是学术，真理不让于师。通行的说法是《永乐大典》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役，这个说法延用至今，几乎家喻户晓。杜泽逊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四库》底本、《永乐大典》的确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地点也的确在翰林院，但翰林院被焚却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提出这种看法是很有学术胆量的。我很支持他撰写和发表此文，唯真唯实，我们要有勇气披露事实真相。杜泽逊教授硕士快要毕业时，我作为教师代表和他们一起游学，他写成了一篇有关地理名称考辨的论文，当时分写了独立的两个小章节，我认为写得很好，建议他投给《文献》杂志，同时指出这样独立的两个小章节，容易被杂志做补白处理，就降低了本文的学术价值，建议他再写一个有些关联的内容，合发一篇才更显出学术价值，他真这样做了，《文献》杂志也真的将其作为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发表了。以杜泽逊教授为代表的这批学术新秀，有胆量，有眼光，有格局，而又谦虚谨慎，他们是山东大学这种优良传统、优秀学风的传承者，是发扬光大者。

第三，我在上课和培养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我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写作论文、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等方面，颇为重视人才成长、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包括论文写作的指导）。我曾在山东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和毕业生典礼上简略地介绍并强调过这方面的看法和体会，也曾在山东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交流大会介绍过这方面的经验。我曾给文史哲研究院文献学的研究生讲过《治学三十六策》的课，给我的研究生讲过《与研究生谈治学》《与研究生谈论文的写作》的指导，我组织研究生一块研讨有关人才成长、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的问题，由我主讲，还请这方面比较有成绩的老研究生赵海丽、马晓乐、焦桂美具体介绍自己的经验体会，有时候我还把这方面比较有成绩的老研究生请到家中，给上我课的学生现身说法，听的同学感到很亲切具体，受益匪浅。我给学生指导时，特别讲到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要创立一种新说法、新观点，必须要大胆，有勇气，否则不能有所突破，不能有所创立。但这种“大胆”，是在抓住了要害，掌握了主旨和事物灵魂基础之上的，在充分论证基础之上的，有一定的科学眼光和科学根据上的“假设”，反之“假设”缺乏科学眼光和科学根据，越大胆，距离事实和真相就越远，你就是再“小心的求证”，也往往是空费力气，甚至南辕北辙，贻笑大方。比如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把秦可卿认定为“废太子的女儿”，洋洋洒洒地又是考又是论的，甚至搞成了一部“秦学”，小心地反复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考证，结果这种做法根本不被世人认可，甚至被当成了做学问的“反面典型”。我的研究生们很注意这些方面，所以在广泛地积累资料，充分地吸收现有成果方面，不惜花大力气，甚至花笨功夫。要创立一种新说法、新观点时，有了新的想法时，要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倾听“反面的和否定的意见”。我一方面鼓励研究生们要敢于创新、多多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强调这种“假设”是要有根基的、要有科学性的，然后再来“小心的求证”。我们年轻人才做学问，更应当注意这些方面。否则，根基不牢，两晃三摇，一辈子也难成大器。近几年我给尼山学堂的同学上《世说新语》的课，我把有关人才成长、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写作方法的内容融合其中，要求他们都要写一篇关于《世说新语》的论文，同学们感到收获挺大。他们写的关于《世说新语》的论文，不少都达到了发表的水平。如去年下学期周建峰同学写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价值考论》一文，在我的提议和指导下，他写成了一篇带有校勘考据和理论探究相结合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在提出新的看法时，他特别注意我强调的这种“假设”和“求证”的关系，他的考论非常深入精细，鞭辟入里，多有新见。《世说新书》残卷原文加注文也就五六千字，周建峰同学的论文全文就有17000余字，被同行专家看好，现分成两篇准备在《国学季刊》《山东大学中文论丛》刊发。有些同学对我说，他们毕业后，在科研和教学中，还不时地运用这些方法，感到很有效果；有的还向他们的学生转授这些方法，也很受学生欢迎。

说起上《世说新语》的课，还有点小插曲。应同学们的要求，我曾两次写了有关《世说新语》的相声。一次叫《歪评世说》，另一次叫《歪说世说》。题目虽然近似，内容全然不同。篇幅挺长，前者在《作家报》发了两个整版，后者在《作家报》发了满满一个整版；前者漫谈古今中外，后者漫谈最近美国的五位总统及其夫人等等，煞是热闹，据说两次演出效果都还可以。我通过这个小闹剧，是想说明，我们搞“古”字头学问的，不一定光会呆板、严肃，冷若冰霜，不苟言笑；也可以活泛一点，也可以快活一点。我还想借这个小闹剧，引出一个大思索。习近平主席近年一再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谈传统文化教育时说过“把这项工作（传统文化教育这项工作）看成是一个固本工程”，“把这项工作看成是铸魂工程”，“把这项工作看成是中国人打底色的工程”。我们这样做，也是想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也是从某个角度来为我们的“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打底色的工程”作出点贡献，也是宣传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看了我们的相声，没看过《世说新语》的人说不定要找《世说新语》来读读。那些搞“古”字头学问的，是不是也可以用更多灵活的、人民群众更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来发扬光大我们的优秀传统？

徐传武教授与学生马晓乐（左一，现为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焦桂美（右一，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合影

儒果儿：有您这样学养深厚的老师的悉心栽培，儒院学子们想必能获得长足的进步和提高。能为我们讲讲您和学生的故事吗？

徐教授：学生们比较普遍地认为，我的这些有关人才成长、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写作方法的内容对他们还是很有好处的，给他们一个点石成金的手指比给他们一块金子好。我的研究生在论文写作中，很注意这些治学学风和学习方法的运用。我强调论文写作要广泛地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要竭泽而渔。焦桂美同学博士论文40多万字，单是做的阅读笔记就有200多万字。焦桂美同学文献基础扎实，勤于下笨功夫，但理论素养较弱，我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要加强理论意识，她撰写《南北朝经学史》，先按照朝代顺序步步为营地分析阐述，我让她最后一定写出一篇高屋建瓴的理论总结，她写出了13万字的理论分析总结，而且放在全文最前面，让人感到她理论上也是最强的。在百篇论文评选中，她自认为的理论弱项成了她的强项，读到她第一章的评委都感到有种令人震撼的感觉。赵海丽同学撰写《北朝墓志文献研究》，其中牵扯到死期和葬期的天数计算，赶上这月底死期和下月初葬期的天数计算大小月是有差别的，南北朝时期某月是大月还是小月是需要认真查找推算的，一般人都难做到。我要求她一定要严谨，一点也不能马虎。赵海丽同学通过查找《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把南北朝时期某月是大月还是小月推算的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地完成得很好。在百篇论文评选中，评委们认为这些极为细小的又难以搞清楚的地方她都做得十分到位（一般人很难搞清楚），这些细小的地方也赢得了评委们的认可。我要求学生要精益求精，不要急于求成，赵海丽同学撰写完成《北朝墓志文献研究》已经十几年了，还在不断地打磨，不断地补充新材料，不断地精雕细刻。马晓乐同学撰写《南北朝庄学研究》，把一些很细微的散乱的材料，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挖掘剖析，写成了一篇被同行专家普遍看好的高质量论文，这得力于她注重治学方法、学习方法和写作方法的掌握，得力于她对材料的广泛占有、深入分析，也得力于她善于安排论文的起承转合、善于驾驭文字的水平。论文写作也是一门学问，会写的可以点石成金，不会写的对着金矿也提炼不出金子来。我的研究生有的获得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有的获得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提名奖、有的获得山东省或者山东大学的优秀论文奖，或者在毕业后科研和教学中有所成就，都跟他们掌握了比较好的治学方法和学习方法有不少的关系。元好问《论诗》曰：“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我们作为教师，不但要“绣出鸳鸯”，而且要把“金针度与人”；我们作为学生，不但要看到“绣出的鸳鸯”，还有探究出“金针”是如何“绣出鸳鸯”来的。我曾经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被山东省学位委员会和山东省教育厅授予“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被山东大学授予“山东大学首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称谓，跟我在研究生培养中比较注重人才成长、注重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因而培养出较为优秀的学生来有些关系。

焦桂美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南北朝经学史》

2008年被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为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儒果儿：儒学高等研究院整合组建即将十周年了。您对这些年学院的发展有什么体会？

徐教授：我认为我们儒学高等研究院，在研究院党政领导下，在研究院教师和学生的努力下，可以说在科研和学生培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可以说逐步打造成了一种“儒学院精神”。我们的尼山论坛、我们的世界汉学研究中心、我们的几个国家重大项目，我们的中国史理论研究、我们的民俗研究、我们的儒学及乡村儒学研究、我们的中国文论研究、我们的哲学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的尼山学堂等等，都取得了可以说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我们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可以说已经逐步和正在打造成一种“儒学院精神”。这种“儒学院精神”，概括起来可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甘于寂寞的态度；第二是严谨扎实的学风；第三是活泼机敏的朝气；第四是坚忍不拔的毅力；第五是攀登高峰的志向；第六是突破创新的品格；第七是乐于奉献的美德；第八是为国为民的情怀。希望我们秉承这种“儒学院精神”，牢记习近平主席的嘱托：“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今后更多地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使命。

儒果儿：您对山东大学和儒学高等研究院有怎样的祝福和展望呢？

徐教授：我对山东大学和儒学高等研究院希望和祝福，可以说：我们每个山大人都要以山东大学为荣，我们每个山大人都要为山东大学的建设和成长尽一份力量。乘习近平主席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东风，乘山东大学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的良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把山东大学建成世界名校而不懈努力，虽然这个时间可能较长，但跬步相积，终能至千里。我们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应当为把山东大学建成世界名校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应当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不辜负山东人民和山东大学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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