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外道和道器关系

——兼批牟宗三黄玉顺两位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月廿一日丁丑

          耶稣2021年11月25日

一

儒门外道已有三种：一是否定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持性恶论；一是否定性即天，以蒋庆为代表，持性外拜天论、圣外求王论；一是否定外王功能，以余英时为代表，持儒家限于私域论。

共同原因是不能明道。明道自知天性至善，就不会持性恶论；明道自知性即天，就不会性外拜天、圣外求王了；明道自知道器、体用不二，就知道道德必有政治之用，内圣必然能开外王。

道及高处，必无人格存在的余地。

六祖说：“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中观论》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维摩诘经》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此三言值得有志于儒家形而上学者参考。天道也有“无一法可得”、“空”、“无住”的特征。超越万象，空而无住，故能建立宇宙生命一切现象，又无所不在地潜在于一切现象。

如果天有一象，有人格之象，就丧失了超越性，有天无道，宇宙生命一切都将无从建立。这或许是某些宗教化脑袋万万想不到也想不通的。

从容微友言：“唯智者能如實見空,唯仁者可建體立極。”然哉然哉。仁者必有智，必能如實見空。仅仅见空是不够的，还要于空寂中见至诚无息、生生不息之真几，但不能见空是不行的，不能见空则无以上达性天，无以建體立極。

从容微友又言：

“人格神是可诤法，其必然性无法证明。义理之天则可由道德实践体证，在最基源的哲学层面能立得住，人格神之有或无只能在两可之间，信其必有乃是情识用事，气魄承当。即使承认儒学历史上确有义理之天与人格神之天两路，也应本真实与方便之分，作出何者了义何不了义之判教，而不是和稀泥式地平行并列，正如佛教虽以心性如来藏为究竟真实，但亦于俗谛层面方便地融摄神灵信仰与善恶因果。不过蒋庆虽迂，其所谓的上行路线只是一厢情愿，但其欲在民间社会建立儒教之下行路线，在现实上应有一定空间。而东海先生之外王思想，则仿似说梦。”

这段话不无道理，又有不少问题。特答以四点。

其一、诚之者，人之道也。把一个无法由道德实践体证的、在最基源的哲学层面立不住的东西强立起来，作为儒家文化政治体系之体，是有违人道而绝不允许的。

其二、姑不论人格神的必然性无法证明，有或无在两可之间，即使证明有人格神存在，她也不能凌驾和取代天道。任何有人格的神和有任何人格的神，都属于形下现象，只能是天道的一种特殊产品。

其三、天理不是义理。将天理说成“义理之天”，易滋误解，以为天理是一种规律和义理。其实，程朱的天理与天道同义，指宇宙生命本体，是生生不息、至诚无息的道体，不仅是一切规律和义理的最高依据，更是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原始资本。没有任何鬼神人格神配与天理相提并论平起平坐。没有天理就没有一切。

其四、蒋庆下行路线，如果说是将儒教与佛道耶伊并列为宗教，即使可行，亦不可取，思想漏洞太大，站不住脚。东海立足于人本、民本的外王思想和追求，既符合儒家道德和政治原则，又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最为可取，值得吾和有志之士尽心尽力。至于何时可行，只能听天由命。

儒家为人处世，虽然诚意尽心，但不执着不粘滞，常怀一种风行水流、顺其自然的洒脱，风来不拒，水去不留，你既无心我便休。对于王道也是如此，一方面尽心尽力，坚定追求；一方面听天由命，绝不强求，更不会为了获得行道机会而枉尺直寻，以道殉人，不殉民众，更不殉特权。法地不能动摇，此之谓也。

二

黄玉顺《“事天”还是“僭天”——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一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摘要言：

“所谓“外在超越”是说，外在于人的天是超凡的，即超出凡俗世界；而所谓“内超越”则是说，内在于人的理性或心性是超验的，即超出感性经验。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都有内在超越的维度，然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范式：孔孟儒学并未取消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学却是以内在的心性取代了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可谓“僭天””云云。

东海曰：又是一个性外拜天的儒门外道，完全不明儒家“内在超越”之义。儒家的内在超越是内在一切又超越一切，岂仅超出感性经验而已。牟宗三在其《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对“内在超越”如是表述：

“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因此，我们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说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Immanent与Transcendent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

在内在超越方面，孔孟与程朱完全一致。孔子以仁为道一以贯之，贯通天人；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以仁性一以贯之，贯通天人。

黄玉顺之文错误甚夥。他说：“朱熹否定了天或上帝的人格性或神性”云。朱熹否定了天或上帝的人格性，没错，但朱熹没有否定天之神性。

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只今说话，天便在这里。”对于向天祷告，朱熹斥之曰：“天只在我，更祷个甚么？”

黄玉顺因此认为朱熹“以人代天”和“僭天”，是分不清楚人和人之本性的重大区别。朱熹说“人即天”、“天只在我”的时候，这个“人”和“我”都是指本性，即天性，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我。这个我既内在于肉体身、意识心又超越之，就是形上之天，天道。黄玉顺以臆测之管窥道体之天，何足道。

三

牟宗三在《作为宗教的儒教》中论及天道，颇为含混，但有两句话可味。其一、“儒家讲天道，天道是创造性本身，而上帝也是创造性本身。如果把天道加以位格化，不就是上帝，不就是人格神吗？”其二、“在主观方面有呼求之情，在客观方面天道就转为人格神、上帝。”

把天道加以位格化，是一种人为；天道转为人格神是因为人“在主观方面有呼求之情”，也是一种人为，用荀子的话说，是一种伪，是化天起伪。这就意味着，人格意志并非天道原有，而是人类赋予的。但牟宗三有所不知，孔子将先民和古人赋予天的人格予以消解，还原天道本色之神，使道体之天更加超越而真实。

有道必有器。道器关系有别而不二，不能割裂；不二而有别，不能混，不能不分别说。或谓道体“既是形而上，又是形而下”云，这就混了。就道器关系而言，器在道中，道在器中，道器一体，不可分离。但不能这么说。

《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才是对道与器两个名相最精确的定义。道可以现出宇宙生命一切现象，但道本身则无形无迹无象，超越一切现象。

说道“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必然导致道器不分，甚至以器为道。那就可以说，天既是无人格的，又是有人格的。那样一来，蒋庆的观点就可以成立了。故道及高处，必须一字不苟，丝毫含糊不得。

论及原则，道及高处，儒家内圣真谛之精密高妙，外王大义之中正圆满，具有至高无上性和无可比拟性。古如荀子王通韩愈们，今如蒋庆，在思想理论方面各有缺漏。不妨作为学术参考，不宜用于政治指导。其他异端如佛道西学问题就更大了。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学，不失为当今最好，但相比儒学，亦望尘莫及。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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