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的地缘困局与法理纠缠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21年11月29日

台湾问题在两岸之间和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甚至冲突风险日益升高。2021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拜登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习近平宣示台湾问题的内政属性以及台独极端挑衅条件下的“断然措施”。这可视为中美就台湾问题设置“战略护栏”的积极信号，双方都认识到任由台独狂飙突进带来的极端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两岸统一，更不意味着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主张的版本相接近，也不意味着美国以台湾作为“新冷战”棋子的“切香肠”战术就此停止。“立陶宛事件”继续发酵，有美国的支持身影。美国的“民主峰会”邀请台湾参与，确认台湾的民主身份及美国的保护义务。拜登宣布过“保卫台湾”，布林肯以国务院声明形式确认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系统”（UN System）。美国六名议员访台，调研探讨涉台立法的新空间，指向了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敏感问题，对台军售更是不断升级且对大陆具有威胁性。美军驻台“训练团”的数量还在有序增加，台军作战系统被更深度整合入美军的全球作战系统之中。      

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则早已在战略和制度上清晰化，并以“民主同盟体系”的思维和义务捆绑方式牢牢盯住美国，推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实现“战略清晰化”。就岛内政治和法制力量而言，“台独”已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不是台湾的民意与和平福祉，而是美国的政治许可和冷战指令。

台湾问题由此陷入了一个“三方游戏”的困局：其一，中国大陆的持续强大和主场统一的渐明态势，这是两岸统一最坚决、最稳定、最有破局意愿和能力的一方；其二，美国霸权与势力范围遭受挑战的恐惧和反弹，这是台湾“维持现状”的霸权背景和力量，也是两岸统一的结构性障碍，是两岸一切斗争的最大考量因素；其三，岛内台独力量在政治、法律、社会与文化上的“全面对抗”与机会主义台独追求，这一力量循着二战后台湾的“割据化—民主化—本土化—台独化”的路线渐次集中和建构，已形成不可回避的阻挠统一、渐进台独的社会政治基础。

从法理层面而言，两岸之间和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错位和规范性斗争。就美国法律体系而言，涉台法律规范以1979年《台湾关系法》为基准，确认了协助防卫台湾的义务，而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行政协议作为中美建交基础，并以“六项保证”作为对台再承诺。这里就出现了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规范歧义性和执行上的矛盾性：与大陆交往时，美国亮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其确认的有关事实和法律基准；与台湾交往时，美国亮出《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六项保证”甚至写入了美国2018年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从而导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更形尴尬。尽管中国官方并不承认美国《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国际法至上性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相互约束效力，但美国以国内法凌驾国际法的“长臂管辖”霸权习惯及美国自身法治体系的实际运行却是中国方面无法控制的。中美涉台的长期政治和法律斗争，由此渊源并不断升级。

美国以此“分而治之”的方式实际上偏离了“一个中国”政策的已有承诺和常识法理。美国的双重“政治PUA”行为立足于长期制造和维持两岸“分裂”状态，并同时从两岸获取政治经济红利，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和霸权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一保证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两岸“分裂”状态，美其名曰“维持现状的和平”，并不是长期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且受到两种力量的强烈反弹和重塑：其一，大陆的统一力量；其二，台湾的台独力量。而在中美“新冷战”的条件下，美国日益丧失既往“准中立”的地缘政治立场并修正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平衡政策，逐步从“一个中国”政策立场后退并偏向于纵容台独以及支持台湾国际化。

从大陆的政策立场来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与国家建构的遗留问题，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问题。20世纪发生的中国革命，就其担纲主体而言，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其政治伦理的交集在于建构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族国家。对民族复兴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共同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了国共两党的“交叠共识”，演绎了20世纪国共两党的恩怨情仇，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和奋斗使命。中国共产党在今年的百年建党纪念大会、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及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均有关于台湾问题及国家终极统一的历史陈述和意志表达。必须从中国的民族史观、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构成的整体切入，才能真正理解台湾问题的系统法理和情理之关节。

大陆坚持的涉台法理是坚定有力的：其一，“联合国2758号决议”永久且权威地解决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法确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代表权问题，台湾当局及其后继者不存在“一个中国”框架外的国际法空间；其二，中国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确立了统一台湾的神圣义务以及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的双轨制，“统一”高于“和平”；其三，两岸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指标，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民族公意的正当历史使命；其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和平善意，是宪法智慧，是文化良知，是理想前景，是开放性协商框架，但绝不是自缚手脚的绳索。                      

台湾问题的终极前景其实是明朗的：台湾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和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有“必统”的决心、智慧和能力，而台湾只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安全提款机”，美国并无“必守”的理由、意愿和最终实力。台海的永久和平不是维持现状的脆弱和平，而是统一之后的稳固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