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的父子童话
    作者：刘阳（资深媒体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06月19日
    
    
    
    早在2003年，康晓光就在《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提出：儒学教育必须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国家必须支持将儒教设为国教；儒教必须通过非政府组织在海外传播。细查之，近年来这些建议竟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施--孔子的国家公祭年年搞，孔子学院全球建，“儒教研究中心”也成立了。结果，文化还是粥清米可数，民族主义倒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信仰缺失”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嘴里的时髦菜。
    
    正当众人被投资大佬王功权微博上的《私奔之歌》搅动心绪之际，他忽然一扭头开始与人论道，发布《中国文化宪章》，把道解释成权利法则，要“还道于民”。几乎同时，有学者康晓光在互联网上抛出一篇《儒家宪政论纲》，读起来颇觉拧把。但当我尝试沿着私奔者的视角重读“论纲”，才相信世上之事原来并无巧合，先前许多憋闷之处竟透亮了。
    
    王功权说，一提传统文化，人们就习惯谈儒释道，其实错了，被独尊为大的儒家是父系农业社会的产物，“囿于为帝制服务的殷勤需要，而彻底丢失了炎黄文化的普世价值的核心本质”。从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看重出发，他鼓励人们一举跨越儒家积弊，重返中华民族在母系社会时期的结晶———炎黄文化，寻求民主的动力。那边厢，康晓光在《儒家宪政论纲》里孜孜鼓吹建立一个“父爱主义国家”，裁仁爱为衣，替威权遮体，端出一盘随时可能化掉的杂拌糖果填补民众对权利的渴望。两相对比，爹亲还是娘亲，成为让众多孩子为难的一个问题。
    
    别的且不论，母系社会至少有一个好处，女方坐镇家中，对异性、资源和道理的独断性没有那么强，不同女性可以分享同一个男人，感情淡薄了男人就自行散去，孩子从母不从父，也无分手费一说。等到父系社会，以德治国，皇帝像爹，一日为爹，再怎么不称职，也终身是爹，家庭内部再无轮岗的可能。政府像父亲一样，威严、慈爱，有时喝点小酒；人民要孝顺，而为尊者讳的需要，必然鼓励信息管制，不能总是提到酗酒问题。
    
    对孩子来说，谁给我糖吃谁就最亲。在康晓光眼里，民族选择政府形式的唯一原则就是民族利益最大化，凭此既可对抗普世价值，又能消解意识形态。但是即便这个“唯利是图”的民族，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民”也无权代表，因为除了活人，还有先人和后人。这两种“人”无法出场，所以当代儒士要责无旁贷地担起“三个代表”的职责，代表先人、代表今人、代表后人，集空前的正确性于一身，把整个国家的前途绑在自己的腰带上。若干名精通法律的儒士将组成最高权力机关———宪法法院，满世界地搞违宪审查。这份苦心孤诣，令人匪夷所思。而这种不容怀疑的正确性，将使父爱主义政府勇敢地将触角深入社会肌理，令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难分彼此。
    
    私奔者的嗅觉最灵敏，以笔者之心揣测，他们最想回避的一定就是这样的社会了。作为“一个普通的有严重缺欠的公民，甚至是一个已经身败名裂的所谓的私奔者”，也因为有过多年支持法律维权事业的经验，王功权坚持，即使一个公民在道德上有污点，“他也有呼吁社会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权利……如果说堕落，蔑视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社会里最大的堕落”。
    
    王功权自知“不是一个革命者，也没有能力成为什么圣人”。康晓光则当仁不让，“中国人自认为是天底下最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落魄总觉得自己理应天下第一，这种自高自大的心态赋予中国精英拒绝西方文化的勇气和信心”。
    
    他祭出“儒家道统+中华民族”的牌位，幻想把它装饰成荆冠戴在政党的头上，然后用工具的名义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强行引入作为支撑，使唤人家又不给人家名分。这个“儒家”不反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效率，不反对依法治国带来的公平，不反对人权公约上的各项自由。除了上述消极主张之外，它只积极主张一点：“儒家”不容颠覆的最高地位和干预社会生活各方面、在每碗饭里掺砂子的权力。“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在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簇拥之下，振臂一呼，千骑卷平冈，九州逐鹿忙。
    
    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人性经历了这么多年被赤裸裸地偷窃、杀害、毁坏之后，竟还有一个幽灵敢于手拎“三桶”(儒家的道统、政统、法统)招摇过市，意图把民族大义变成社会法权强行通过制度安排得以实现，公然不给当代个体任何选择人生价值理念的自由。这才是我们迎接曾经徘徊在欧洲的那个幽灵来这边“风景独好”的文化土壤！此一“幽灵配”堪称世纪的相遇，一时间辖制多少灵魂。
    
    很可理解，王功权不得不选择越过“儒家宪政”。至于“炎黄宪章”里面中有没有他所解读出来的人的权利法则，因为上古的典籍《三坟》《五典》已成赢政坑灰，何妨宁信其有？我们至少知道，那时候的统治者还没有自命为神，尚知敬畏———“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儒生们也还没有熏染上东方不败的教主心态，以“素王”自诩。
    
    没有人甘心被跨过。早在2003年，康晓光就在《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提出：儒学教育必须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国家必须支持将儒教设为国教；儒教必须通过非政府组织在海外传播。细查之，近年来这些建议竟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施———孔子的国家公祭年年搞，孔子学院全球建，“儒教研究中心”也成立了。结果，文化还是粥清米可数，民族主义倒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信仰缺失”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嘴里的时髦菜。
    
    缺失就意味着需求和市场，引人填补。康晓光在“儒家宪政”里模拟有神论的口吻出场：“支撑我们今日生活的基本价值和基础秩序的造物主是谁？这个造物主就是民族成员世世代代的持续探索的过程。……造物主的智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边界。”一句话，中国人的神就是中国历史，中国人做出来的事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读起来天真可人，让人无法再继续板着脸装模作样地评论。故此以童话结尾，博诸君一笑--
    
    在一个父爱国家里，所有的儿子年轻时都发誓，长大了绝不能像自己的老爹一样当爹。令人惊讶的不是最终他们全部失败了，而是每一代的失败之子都还能扬起骄傲的头，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争相总结：有的说，擦干鼻涕就能当好爹；有的说，少流口水就能当好爹。
    
    如果邻居家的男人跑来说他才是爹，儿子们必反抗这奇耻大辱。当然，也并非没有和谐的可能，只要这个男人先把原来的爹从肉体上灭了，然后从精神上认同老爹传下来的家庭文化，至于他姓李姓张，幼齿还是耄耋，都好商量。即使他姓独孤，可以改作刘。如果他自己改不好，就请他在百家姓里挑选一个打勾，儿子们可以提供全套服务，论证其合法合理、有情有义。儿子们从不关心权力的来源，只关心权力的运用和他们的机遇。
    
    但如果有儿子想换口味，模仿邻居家的菜式，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吃了几顿之后家人一开会，表决结果必然是他的长相越来越像隔壁大叔。娘亲坦白从宽，抢先认了淫乱之罪，黄泉路上，她才认出历史上认贼做父的其他儿子。
    
    于是，每当放学了该回家的时候，儿子们总是发现自己的钥匙丢了。王功权的名字被禁止谈论，因为没有一个儿子禁得起私奔的诱惑，除非他连一段催生幻想的爱情也没有遇到过。私奔成瘾爱成伤，在父爱主义国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