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 著《儒家的世界： 3000年恒与变》出版暨代序

《儒家的世界： 3000年恒与变》

作者：董彦斌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21年

【作者简介】

董彦斌，隐泉山下客，杏花村里人，故乡山西汾阳多山河故人。昔在太原坞城和北京蓟门桥下接受法学教育，今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做法学教育。喜书籍，喜书法，读北碑，渐悟古意。偶饮酒，偶做诗词。出书四五种，欲知法意与古今之变。

【内容简介】

与列文森关注的主题一致，本书亦讨论“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儒家的形成史是早期中国的变迁史，儒家演进和转折是中国的演进和转折，儒家的理念很大程度上凝练中国的理念，而又适于以当代法律政治的视角观之。进入近代，儒家与中国发生巨变。随着一轮轮的由旧入新，当儒家进入博物馆时，对儒家的观念进行现代解读，是我们重塑观念的新起点。

儒家的理念很大程度上凝练中国的理念，而又适于以当代法律政治的视角观之。与列文森关注的主题一致，本书亦讨论“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生于农、重视农，生于礼仪、重视秩序，生于静态、重视温情儒家当中，蕴含着中国法律政治观念的密码。对儒家的观念进行现代解读，是我们重塑政治法律观念的新起点。

【目录】

第一章 儒之历程：从联邦到帝国

第一节 儒的来源：祈雨师

第二节 作为读书人的儒之群体

第三节 秦火与知识重建

第四节 实质之儒与学派之儒

第五节 孔门儒家

第六节 班固与雅斯贝尔斯视野中诸子与儒家

第七节 儒家画像

第八节 立教时刻的董仲舒 

第二章 孔子的法政哲学：基于《论语》第一篇

第一节 开学

第二节 儒家之爱

第三节 温和

第四节 反省与坚守

第五节 诚恳与仁心

第六节 念祖

第七节 贫与富

第八节 说“德”

第九节 诗教 

第三章 帝国转折中的王安石

第一节 从《大宋宣和遗事》说起

第二节 王安石变法中的“祖宗”与“法”

第三节 思想改革家王安石

第四节 王安石之后的儒家转向 

第四章 近世中国四题

第一节 中国的未变与已变

第二节 有为的康有为

第三节 清末的“中右”与“中左” 

第四节 关于华夏再崛起的古德诺与贾谊夜访 

第五章 清末温和者的成长记：张耀曾事例（1885—1911）

第一节 儒学少年，由旧而新

第二节 “修律元年”，在京师大学堂

第三节 留学东京

第四节 激进与温和的对垒

第五节 受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

第六章 五四人的四条路：鲁迅·梁漱溟·瞿同祖·邹文海

第一节 重读鲁迅：重新理解赵秀才和“假洋鬼子”

第二节 梁漱溟的内圣与外王

第三节 学者瞿同祖

第四节 邹文海：自由为魂 

【代 序】

吾侪所学关天意：从王国维、陈寅恪到我们

张载在一首诗里说：

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

除去“圣”这个字让我们觉得别扭，张载表达的意思是启发我们的。

就让我们用“伟大”来替代这个别扭的“圣”字。全诗大意：

伟大的心灵很难用浅表的心来求得，伟大的学问需要把礼法学习创造。

一千五百年里之所以没有再产生一个孔子，是因为人们变成了老混混和老炮儿。

此诗的亮点是“圣学须专礼法修”。这表明，至少在张载这位理学家看来，礼法制度是古典中国伟大学术的重心，是孔子学说的重心。

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王国维和陈寅恪依然传薪继火， 把礼法当成了他们的学术志业。《殷周制度论》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两部洞见之作和情怀之作。

《殷周制度论》的这些话都是名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周之制度典礼，实指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

我并不是都认同王国维的这些论断。正如王贵民先生对王国维的批评所说的，王国维把“尽善尽美”的制度都给了周，周代尚文，故制度典雅精密，都来自周人的思想品质。而那些不善不美的制度，王国维把它们甩给了殷。但虽然如此， 我们都承认王国维论断的经典意义。文章合为时而著，王国 维是在西潮涌来时，回溯了在他看来的中国古制形成中的最 重要的变革时刻。此文一出，学人受益。连郭沫若也说这是 “一篇轰动了全世界的大论文”。

如果说《殷周制度论》是一篇论文，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一部札记式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对下面观点的反复申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华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 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其秩序较中原为安全，故其所保存者亦较中原为多。”在学术曾经不振的岁月里，那些关于礼法制度的学说曾经附着在家族的身上，又从战乱的中原远走西凉。陈寅恪提示我们，在看到隋唐制度的辉煌时，必须注意到学术在儒家大族和西北边区的晦暗而艰辛的流转。王国维说首都对于制度和文化来说最重要，陈寅恪则说你还要看到首都沦陷时，边疆对制度血脉的保全。王国维关注殷周之时旧与新的废兴，陈寅恪则关注南北朝时代旧血液的辗转流淌。

王国维溯源头，现明亮，陈寅恪谈演变，揭暗线，俱有所指。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两位践行张载所讲的“圣学须专礼法修”的二十世纪前辈，本身就是不言而行地进行了实质的历史法学研究？我认为是可以下此断语的。他们不是法学家，但是张载所讲的儒生使命感和欧风东渐时的文化使命感， 促使他们做了有意义有水平的回溯，成为我们事实上的历史法学前辈。

事实上，为了正确认识现代，就必须充分认识古典。这就是我曾在《语言照明法律世界》一文中所讲的，要把大传统与法理学相嫁接。重新认识古典，不是要泥古不化，而是为了更好地再出发。认真掌握制度的内涵与流变，重写古典中国的法律史，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历史法学的一大使命。

我们的历史法学注定与萨维尼的不一样。换言之，我们与萨维尼的焦虑不同。民法典的立法是萨维尼创设历史法学的出发点。但是面向未来，以及面向古典的重构，像王国维和陈寅恪一样重新审视文化与制度资源，恐怕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历史法学里边，历史自然法学和历史宪法学是重要的。

与王国维和陈寅恪比起来，我们的历史学本领相差甚远， 而法律意识或能胜出。开玩笑地说，可以说我们与他们是各有侧重。他们是自发的历史法学派，我们是自觉的历史法学派。

我想起了陈寅恪论王国维的“ 吾侪所学关天意”这句话。陈寅恪这里所讲的天意，应当是历史性“天意”，是一种历史感，而不是宗教性或民俗性“天意”。列维-施特劳斯曾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回溯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人性没有多少变化，所以，只有不同时代的艺术才更能展示那个时代的人们，才能证明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他说的是艺术，我想，制度也是如此，所谓的“吾侪所学关天意”中的天意，就隐藏在制度的演变中。正如刘禹锡的诗句所言：“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愿中国历史法学派也能做到“明朝名将亦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