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及其知行合一说

作者：董平

来源：“屈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十七日壬寅

          耶稣2021年12月20日

导言

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是中国历史上集立德、立言、立功于一身的“完人”,其思想不但影响了明代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个格局，而且流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叶之后的中国思想发展进程。其知行合一学说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内容与人生哲理？对我们当今社会生活具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与实践意义？

2019年11月10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董平先生莅临屈子书院讲坛,以“阳明心学及其知行合一说”为主题发表演讲,剖析王阳明的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揭秘王阳明的传奇人生与学术成就。讲座由风凰网湖南频道全球同步直播,在线参与人数多达45.2万；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王琦担任嘉宾主持。

【阳明心学及其知行合一说】

董平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担任屈子书院讲坛第7讲的主讲嘉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阳明心学及其知行合一说”。尽管阳明先生的一生并不长久，但在他57年的人生经历之中，其过程之波澜壮阔与艰难曲折，其人生成就之伟大与历史影响之深广，的确超出我们的想象。正因如此，当人们追忆他的全部生平活动，并把它置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去考察的时候，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是一个早年就曾“立志”并且最终成就了自己志向的人，是一个实现了人格的整全、独立与完善的人，是“立德、立言、立功”三项俱全的人格典范。

01、王阳明的人格追求与心学要义

王阳明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如果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概括，那就可以说：他是一个在生活之初就确立了生命终极目标或志向的人，更重要的是，在此后的人生经历当中，不论现实的生活状况如何变化，他都没有放弃这一原初的生命理想，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必为圣人之志”，始终不忘记自己的最初理想，始终把这一志向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生命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不忘初心”，是个“不忘初心”的典范。自从12岁时立下成为圣人的志向之后，不论现实生活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论是陷于物质生活的困顿还是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精神折磨、来自上层政治人物的极权威压，他都没有改变这一根本志向。王阳明真正成了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什么叫“大丈夫”？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盂子·滕文公下》）这三句话说起来很简单，要真正做到是极困难的。什么叫“富贵不能淫”呢？“淫”的意思是“过度”。有钱了，地位崇高了，于是在生活的各方面就过分，铺张浪费，骄奢淫逸，颐指气使，自以为是，这就是“淫”，就是过分。“过分”就不是“中”,“不中”必定“不正”,“不正”必定“不公”“不平”。“富贵不能淫”，就是讲哪怕你富了、贵了，也必须坚持大中至正这一生活的基本原则。“贫贱不能移”,“贫贱”与“富贵”相对，既缺乏财富也缺乏地位，叫作“贫贱”。处于“贫贱”当中，一般人更容易去羡慕“富贵”，去巴结他人，所谓“戚戚于贫贱”而“汲汲于富贵”，这就叫作“移”。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强调哪怕一个人处于贫贱之中，也必须坚持自我的本原之心，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原则。“威武不能屈”，所谓“威武”，通常是指强大的外在压力，并且这个压力很可能来自“上层”。我们普通人，在面对着各种外在的强大威压的时候，也很容易“屈服”，不再坚持自我的本心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一个“大丈夫”，就是一个独立、完整、自主的人格典范。在孟子看来，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坚持人格自我独立的人，他是以这种人格本身的完整性的实现为生命目的的，因此是不会受到任何外在环境、外在力量影响的。

各位年轻朋友，你们现在还在念中学，对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可能没有任何体会，但是在人生的未来路途中，我相信大家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生遭遇，也会面对富贵、贫贱、威武，能否坚持自我的初心，能否坚持人格的完善、独立、健全、自主，决定一个人能否取得终极成就，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和价值。王阳明的一生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求仁而得仁，彪炳史册，成为“真三不朽”者，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他能始终坚持他的圣人志向，百折不挠，用生命全程来实践孟子“大丈夫”的光明人格。

王阳明具体是怎么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做详细的讲解，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王阳明因敢于坚持原则、坚持正义，得罪了当时朝廷的用事太监刘瑾，受到猛烈的报复，最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这件事在王阳明的一生中十分重要，是他全部生命历程的关键转折点。贵州龙场就是现在的贵州修文县。现在的修文县各方面当然都发展得很好，但是五百多年前的龙场显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据史料描述，当年的龙场是偏远的“蛮荒”之地。王阳明到了龙场之后陷人了一系列的生活困境中。当地居民主要是苗族，王阳明和他们进行语言交流都有困难。不只是如此，他甚至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同伴生病等各种日常生计问题。可以说，在龙场的王阳明真正陷人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贫贱”状态。更糟糕的是，他还时不时地受到上级官员的侮辱，因此同时也面对“威武”。各位不妨设想一下，处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你会怎么做？你很可能因此堕落了，随波逐流了，为逃离“贫贱”而屈于“威武”了。能否在逆境当中崛起，真正能凭借的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灵力量。正是在龙场这一艰苦的现实境遇之中，王阳明回顾自己12岁所立下的“必为圣人之志”的初心，于是他不断地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也就是如果圣人处在我今日的状况，他会怎么做？他心目中的圣人，无疑是指孔子。为什么会想到孔子呢？因为孔子曾经历周游列国14年的颠沛流离，他也曾经有过“欲居九夷”的感叹，而王阳明所在的龙场，正属于边远的“九夷”之地，可谓是情、境两相符合。

讲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个小问题。孔夫子当年为什么要周游列国呢？恐怕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当官。这个观点，是我们后人对孔子的最大误解。如果孔子是为了当官，他根本就没有周游列国的必要！因为史料记载，在周游列国之前，他就当了官。他既做过“中都宰”这样的不大不小的官，也做过鲁国“大司寇”这样的大官。孔子之所以要去周游列国，实际是为了坚守他关于人道的价值理想，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当年由周公所建立的“礼乐文明”，能够实现于天下。这既是孔子的信仰，也是孔子的理想。正因为他事实上处于鲁国的官场，所以他才清楚明白地意识到，他所在的鲁国已经不能实现这种理想了。他试图通过列国的周游，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足以实现其最高理想的场所，使以“仁”为最高内涵的人道价值、以“礼”为展现形式的生活秩序，能够普遍地实现于天下。所以他说：“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可是周游列国14年下来，他所见的国家，不是“危邦”就是“乱邦”,所以孔子也清楚明白地知道，他所坚待的那样一种“仁”的最高价值，那样一种人间的良序美俗，已经没有办法在他这个时代实现了，“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他也感受到了自然生命的衰退，当年“其为东周”的壮志似乎也随着自然生命的衰退而有所衰减了。因此，他也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但是另一方面，孔子终究不肯放弃他的信仰和理想，晚年回到鲁国之后，他做了三件事：“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他做这三件事的目的，以前的说法是“为后王立法”，其实也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典籍文本的后世流传，能够使“礼乐文明”为后代所知晓，能得其人而使“礼乐文明”重现于天下，普遍地实现人道的文明。孔子是坚信“人能弘道”的，所以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实在是第一个不论个人生活境遇如何改变，都不放弃自己理想的典范，正是这种坚持与不放弃，他才成就了自己的整全的人格，成为圣人。王阳明以孔子为榜样，不断地自我反思：“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王阳明的这一反思，其实就是自觉地、主动地切人了圣人心态，正是这种圣人心态的自觉切人，导致其心灵境界的升华。这一结果，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的确是王阳明全部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么他究竟“悟”了什么呢？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如果最简单地加以概括，就是悟了三个字：“心即理”。虽然要把这三个字的意思讲清楚有点困难，对现场的中学生朋友可能更不容易，但我先说一件事，相信各位是能够赞同的。

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每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如果追问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一个更加内在的、更为本原的意识在？那么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事实上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更内在、更本原的意识的。也就是说，我们说话，就是那个本原意识的表达；我们做事，并且以那样一种方式去做那件事，就是因为那个本原意识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得到恰当的表达或体现。只要是一个正常人，我们内在的状态是一定要通过外在的言语、行为来体现的。同样，外在的言语、行为就是特定情况之下的内在竟识或精神状态的外观。也就是说，正常的普通人在现实的日常活动之中，原本是内外一致的，有诸内，必形于外。是不是这样啊？这种内外一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人格原是健全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素质”。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年孔夫子总是告诫我们要“谨言慎行”，这句话在现在的青年当中大概不受待见，或许大家会觉得要有独立意识，不需要那么“谨言慎行”。但是亲爱的同学们，如果我们真实了解这样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的一言一行，哪怕是一举手、一投足、一颦眉，在你的交往对象那里都会被视为是你内在真实的外观，是你的心态、意识、精神的一种外在表现。那么，你还有理由不“谨言慎行”么？我们应当相信，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状态或者意识状态，只能是通过言谈举止也就是言行来展示的。所谓“谨言慎行”，在孔子那里，正是用来确保个体本身独立人格的完整性的必要手段。

那么人本身的这种内外一致的人格完整性是从哪里来的？它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人人自然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就只能认为是“天赋”的。正因为是“天赋”的，所以它是人自身先天的本原性存在状态，是我们人本身存在的真实的本来样子。人既具有掀起情感、获得知识、进行推理、体现道德、表达愿欲、产生想象等方面的完整能力，同时具备所有这些方面的表达、体现、实践的能力。这一人格完整性的原初状态，王阳明简单地将它称为“心即理”。

在王阳明那里，人格本身的这种先天完备，在作为人的存在的本原状态的意义上，就是“本心”。所以在王阳明的心学之中，“心”或“本心”是用来指称存在的本原实在性的，是“本质”，是主体意识形成的基础与根据。这一“本心”根源于天道并且同一于天道，所以说“心即理”。这里的“理”即是“道”。“心即理”强调了人自身存在的本原真实状态与天道的实在状态之间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才真实地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心即理”或“本心即道”的观念之下，一方面使“本心”获得了宇宙万物之生成本原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使一切万物的存在性归于“本心”；心与万物便是交相圆融、互为一体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阳明特别强调“万物一体”，既“心外无物”，又“物外无心”。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就这一话题做过多的阐释。

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由于“心即理”，我们才具备本原的人格完整性，也因此，人格完整性就是人自身存在的本原性。脱离了人的这种存在的真实本原状态，那么所谓天下之理、社会秩序、道德人伦、审美情操等都尤从谈起。“本心”代表了个体的真实存在，“本心”的呈现体现了存在的真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随即开始宣讲“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王阳明心学基本要义的概括。

现在我们知道人格的完整性就是存在的完整性，那么显而易见，在人的现实存在作为一个完整过程的意义上，我们就应当把自己本来真实的人格完整性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得上作为人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实上是通过自己的全部行为活动来呈现的。我们“心即理”的本原存在状态同样只能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活动来呈现。因此，在王阳明那里，他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命题，是用来呈现、体现、实践、实现“心即理”的本原真实状态的；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即理”的状态，只能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得到体现。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听明白，现场是中学生朋友居多，所以我尽量用通俗的话来说那个并不通俗的意思。

02、知行合一与“知”的四重含义

现在我们来具体讨论“知行合一”问题。为了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来讲述王阳明这一重要观点的完整内涵，也为了讲述的方便，我把“知行合一“分为四个层面来讲。

1.“知行合一”的“知”作为“知觉”,“行”作为“行为”“活动”。在这一意义上，“知行合一”是强调知觉与行为活动的同一性。什么叫“知觉”呢？比如说“我觉得我胳膊疼”，如果我“胳膊疼”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真实的，那么我很可能就会去揉、捂、捶。请注意：不论是“捂”还是“捶”，都是“行”,这些“行”就是我“胳膊疼”的体现；再比如“我知道自己口渴了”，如果我真的“口渴”，那么我自然会去喝水，喝水就是真知口渴的体现。反回去说，如果我只是说“我口渴”，可是水在眼前，你让我喝水，我就不喝，那么你也可以判断：我的“口渴”未必是真的甚至是假的。吃饭、穿衣等日常活动都是如此。这就表明：一个人内在的真实知觉状况，是一定要通过外在的行为活动来展开的，因此外在的行动即是内在知觉状况的外观。由内而向外，由外而达内，内外一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知”作为“知觉”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太过稀松平常了，可能同学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的，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我们正常的普通人应当有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做到知觉与行动的统一？很简单，因为我们原本人格健全完整。这种人格的健全完整是实现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但是，这里面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没有私心私意的掺杂，知觉与行动的同一性才可能得到自然的、真实的贯彻与体现。一旦有私心私意的介入，哪怕是吃饭、穿衣之类的事，都会出现内外不一致。比如说，我现在事实上觉得很饿了，并且事实上我就面对美食，可是我很担心吃了肥胖，所以只吃了一点点就不吃了，并且说“吃饱了”，尽管事实上我还是饿的。在这个例子中，“减肥”就是一种“私心私意”的存在。顺便说一句，我并不反对“减肥”，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点：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事实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可能使我们内外不一致的情境。王阳明的忧虑恰好是，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内外不一致的现象，不懂得返本归原，而任这种不一致成为生活常态，那么事实上就一定意味着人格本身的内外断裂，我们把原本健全的人格弄得支离破碎了。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人的存在就走向了存在的反面，我们不可能在人格的分裂、存在的断裂之中寻求所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王阳明揭示知觉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尽管所举的例子无非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之类的太过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但他所强调的是：在排除任何私心私意掺杂其间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天赋”的“心即理”的存在，人格原本是健全的、完整的，并且本来就具备用行为活动来体现这一整全人格的能力，所以只有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来呈现内外一致的人格本身的完整与健全，才真正体现了我们生命存在的真实状况。所以王阳明强调，我们必须回归到这一生命存在的真实状态，并且要求我们把这种本原的同一性、内外的一致性、知和行的完整性与一致性贯彻到底，将它体现到现实生活的所有情境之中去，来展开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所以我们下面谈“知行合一”第二层面的意思。

2.“知行合一”的“知”作为“感知”义，“行”还是作为“行为”“活动”来理解，在这一意义上，“知行合一“强调了知与行的同时共在。知与行的共在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情境。从生活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生存，不论这一过程是长还是短，事实上构成生活之全部内容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和对象的交往关系之中，与不同的人、事、物的交往情境及其交往过程就构成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交往关系情境既是日常的生活情境，也是表达我们自我真实存在的基本情境。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的第二方面意思，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的任何交往关系情境之中，都要把基于对象存在的真实性而产生的真实之知体现出来，特定清境中的“感”和“知”以及基于“感知”所产生的行为活动是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的，因此是“知行合一”。

什么叫“感”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这些感官的功能就是用来实现对外在事物的“感知”的，因此感官就是把我们自己和外界事物联系到一起的基本手段和方式。由“感”而“知”而“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展开的。在王阳明看来，真“感”真“知”即是“行”，所以是“知行合一”。他曾经举《大学》里的两句话“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说明这一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认为这两句话是《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好色”是指美好形态的东西，“色”的意思是“形”，即形状。比如说我眼前一朵玫瑰花，那也是“好色”。我眼前这朵玫瑰花，我就和它构成了一种对象性的交往关系。在这一交往关系中，这朵花的色彩、形态、气味等等是以它真实的当前状态向我开放的，我的感官也立即将它的真实状态摄人，就产生了赏心悦目之感。王阳明说：知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知行如何分得开？其实这是强调在特定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之中，基于真实之“感”而产生真实之“知”，因真实之“知”而掀起真实之“行”，这是一个在特定现场的真情实感的共时状态。在这一状态之下，所谓知、行确乎是无所谓先后的，是内外一致共同掀起的，所以说“知行合一”。“好好色”是如此，“恶恶臭”也是如此。闻到难闻的气味，自然就会掩鼻，自然就知恶。但可能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长期处于“恶臭”的浸润之中，所谓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矣；或者我今天刚好感冒了，鼻子塞了，虽然闻到难闻的“恶臭”，却也并不觉得多么难闻，没有掩鼻，甚至看到大家掩鼻，我反而觉得可笑。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王阳明当年所说的这两种状况其实都是不正常的“病态”，不论是处于“鲍鱼之肆”，还是感冒鼻塞，并不表明你真的不知“恶恶臭”，或者“恶臭”不值得去“恶”，而是因为有别的缘故“隔断”了“感”和“知”之间的直接联系。所以这两种情况事实上导致内外心身的二重分离，这种内外心身的二重分离，在王阳明看来，就叫知、行的不合一。这种心身不一的清况，终究会导致生命的灭裂，从而解构生命存在的意义。

但是这种心身二重分裂的情况是如何导致的呢？按照王阳明的观点，还是因为在感知的过程中，有私心私意的介入。私心私意一旦介入特定情境下的感知活动，就会妨害感知的真实性，从而产生不诚的“意”。意有不诚，则心身“隔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未必都是基于“诚意”的。我们还以“花”为例，如见“好花”而“好好花”，仅停留在这种“感知”状况，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一旦有私意介入，立即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想要”，这一“我想要”的私心一旦出现，很可能就会伸手去摘花。“摘花”的行为，严格说来，并不是根源于“好好色”，而是根源于“我想要”，是在“我想要”的念头驱使之下而发生的现实行为。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念头是不是与“本心”相同一的？不与“本心”相同一的知觉或念头，显而易见，由它所发出的行为，就不可能成为“本心”的体现，不可能成为“本心”存在的证明，行为（身）与本心的真实状态（心）两者之间，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而相互“隔断”,现实生活因此走向了心身的二重分裂。凡不是由本心所发出的、不与本心自身的真实状态相同一的所谓“心意”“念头”，都是私心、私意、私欲，是残害心身本原的一致性而导致心身分裂的根源。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的现实生活恰恰是通过一系列的“我想要”来实现的，而不管这个“我想要“是否真的与自己的“本心”相契。见到某人钱多，“我想要”，于是乎奔着钱去；见到某人官高，“我想要”，于是乎奔着官去；如此等等。我们匆忙地奔竞于道路，左冲右突，追逐着“我想要”的对象，以此为满足，以为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我们大概很少停下脚来，真正去反观内省，去真实地看一看那些基于“我想要”而发出的行为是不是“真己”想要的。正是在诸如此类的不断向外追逐的过程中，造成了自我人格的分裂，造成了心身内外的分离，造成了生命存在自身完整性的“隔断”。在这一心身的完整存在被“隔断”的意义上，我们连真正的“存在”都谈不上，还谈何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呢？

王阳明强调“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是《大学》指一个真知行给人看。一方面，将不曾被外物的欲望所隔断的生命存在的完整性揭示给人看；另一方面，强调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之中，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真正的自我存在，就必须将生命自身存在的那种先天的完整性、本原的同一性体现出来。这就需要在“感知”之际，照察内省，以“诚意”替代依于外物而起的“我想要”，从而使外在的行为活动真正成为体现自我本心、实现生命整全的现实手段。这是我就“知”作为“感知”义来讲“知行合一”的意思。

1.“知行合一”的“知”作为“知识”义，“行”还是“行为”“活动”。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知”是不能作“知识”来理解的，否则“知行合一”就讲不通了。这种观点还比较流行。不过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一观点的，尽管我20多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我现在的观点是，“知行合一”必须将“知识”意义包含在内，否则就王阳明心学的整体思想来说，必定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王阳明之所以提倡“知行合一”，就是为了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之说，如果朱熹的“知先行后”是包含知识论意义的，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却不包含知识论意义，那么在理论上，王阳明如何能够用“知行合一”来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呢？

其实只要回归到人本身的实际存在状况，这些问题似乎都是能够迎刃而解的。我个人主张，任何一个人的存在，就其存在本身而言，首先是感性存在。我们总是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比如现实的、经验的、可感知的，我称之为“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的经验现场（场域）来实现的。脱离了这些经验现场，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来展开、来体现我们的真实生命存在。正因为如此，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现实经验上的交往关系情境，就构成了我们全部生命得以实现的感性领域。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人的存在尽管不能脱离这些经验上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但交往关系情境并不只是“感性的”，同样也可以有“理性的”，有“审美的”，有以超越性实在为对象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也可以有自我沉浸式的“反思的”，等等。个体生命存在的完整性与同一性，依照王阳明的观点亳无疑问是必须贯彻、体现、落实到个体的全部生存领域的，也就是必须体现到我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的全部现场的。既然如此，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理性活动本来就是人实现其完全生命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基本维度，“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表达自我存在的基本原理，作为一种生命的真实常态，无疑是必须体现于理性活动的。事实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理性活动就是知识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必须讲明知识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或者“知行合一”必须具备知识论意义，方称得上是完整的。

正是在知识问题上，我们一般人认为：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件事，首先必须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也就是说，“知”一定是先于“行”的。当年朱熹就是这个讲法。朱熹大概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必须要先知这件事，所以是“知先行后”；但另一方面，做成一件事的重要性是优越于知这件事的，所以“行重知轻”。朱熹强调，知、行两者不可偏废，要齐头并进。朱熹的这个观点，其实我相信更符合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常识”，但是遭到了王阳明的激烈反对。在朱熹的这个观点中，不论他如何重视知行不偏废，但“知”“行”的确是被认作两件。王阳明恰好认为，“知先行后”观点极为有害，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他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说必先知一件事，然后才能去行这件事，那么要“知”到何种程度才算是“知”了？才可以去“行”？王阳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特别批评朱熹的“知先行后”观点，认为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必将是“知”“行”的分离，永远不行，也就永远不知。所以他说，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正是对治这种毛病的药。

我们前面讲过，“知行合一”实际上就是用来表达或体现我们“心即理”的真实存在状态的，所以它需要作为一种关于人的存在原理被完全地贯彻到现实人生的各个方面。知识活动自然不能例外，必须体现出“知行合一”才可能实现出真实的知识。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知、真实的知，一定是通过实际行为来体现的。不能付诸实际行动的所谓知，不是真知。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小王同学今天作业没有做，老师批评了他，问他：“知道错了吗？”他说：“知道了。“结果第二天作业又没有做。那么事情很清楚，小王同学所说的“我知道错了”，能说他真的“知道错了”吗？如果真的知道错了，那么小王同学就应当做作业，用实际的行为来表明他是真的“知道错了”。如果他继续不做作业，那么只能说他所谓的“我知道错了”是假的，不是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特别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也就是说，真正的知、真实的知一定是能够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的；凡是不能付诸实际行动的知，都不是真实的知。为什么呢？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我们内在的真实状态，当然包括知识状态，都只能通过现实的行为状态来体现。一个人的真实知识，就展开在他的实际的经验活动之中，现实的行为活动过程，是个体内在的真实知识得以展开、呈现的根本方式。我们要去做一件事，一定有要去做这件事的理由或“想法”，这一点是作为“意”而存在并且是为做这件事的人所“知”的。对做这件事的人而言，如果这个“知”是千真万确的，那么他必定会把这个“知”实现出来，也即去“行”这件事。在这里，“知”虽然在逻辑的意义上可以被说成是先在于“行”的，但在作为一个过程的完整性意义上，“知”不仅不是与“行”相分离的，而且正是“行”的开端或起点；“行”是“知”的向外展开，是“知”由意识的存在状态转化为经验的行为状态，是“知”的实现形态。正是在把“知”“行”作为一个由内向外的完整活动过程的意义上，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只有这样的“知行合一”，才代表了知识活动过程的完整性，所以王阳明说，“知至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至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正是在知识活动过程的完整性与统一性的意义上，“知”“行”是不可能两相分离的；如果两相分离了，那就不是真正的知识活动，是无法实现“真知”的。因此，王阳明特别强调“知”“行”是同一个知识活动过程的两个不同面向，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意义上用了两个不同的称呼，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王阳明全集》卷6《答友人间》）因为这个缘故，我也特别强调说：所谓“知行合一”，并不是把“知”“行”两件事合为一个，而是本来就是一件事，所以“知行合一”其实是说“知行同一”。

任何知识都是通过行为活动来获得、来体现的，因此知识的获得过程体现为行为过程，知识运用的行为过程则体现为真实知识的表达过程。就此而言，“知行合一”便是一件自然的、不须争辩的事情。举例来说，当年王阳明去江西作战，毫无疑问，他是需要有关作战地方的山川地理知识的，他亲自去勘踏地形，了解、询问、走访山川道路、村庄的具体位置，在这一系列的行为活动被付诸实践的同时，就是他关于那些地方的山川地理知识的获得过程；而他作为将军，要谋攻，要排兵布阵，也就是他的山川地理知识的具体运用。前者可以说是“即行即知”，后者则是“即知即行”，知行的确是一体的，不可能分开。我不妨强调一下，当我们说“知行合一”的时候，不论是“知”还是“行”，我们都需要把它理解为一个过程，知识的获得体现为行为过程，行为的实践展开为知识过程，这一点很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真伪”问题，是可以通过行为的实践活动来加以验证的。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例子。假定你有许多问题要请教老师，老师说“我给你本书，你的所有问题都在这本书里”。那么你拿到这本书后，要了解书中的知识。怎么办呢？你只能去阅读这本书，一行一行看过去，一页一页翻过去。阅读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过程，当这个行为过程完成了，也就同时获得了书中的知识。在这个例子中，其实事情还稍微有点复杂。如果你只是把这本书翻完了，却不动脑子，没有诉诸自己的思维活动、意识活动，那么你能够获得这本书中的知识么？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有问题了：我们所说的“行”，要不要把思维活动、意识活动、精神活动之类的内容包括在内？这个问题我这里不做详细解释，我只想说明，在王阳明那里，“行”是一个比我们日常理解的内涵更宽泛的概念，是把内在的思维活动、意识活动包括在内的。王阳明把思想活动也作为“行”的一个层面，这样做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是有的。一个从来没有想过去偷人家东西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事实上的小偷；一个从来没有立志做圣人的人，绝对不可能真正成为圣人。一个人现实的行为活动，事实上就是某种内在的“知”或观念的客观化，意识、精神的活动在这一客观化的过程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知识和行动的统一性代表着人本身活动的完整性以及存在的健全性，从这个意思上讲，“知行合一”不只是一种什么原理或观点，而是我们实现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这个话稍微有点抽象，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也不展开讲了。

我这里应当提一下的是，现在许多人都在讲王阳明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对曾国藩的影响，对日本、韩国的影响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事实，王阳明的思想对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不少近现代的历史人物，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日、韩的不少现代企业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但实际上，我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最大。毛主席写过一本《实践论》的书，不知大家读过没有？《实践论》的主题就是论述“知”与“行”之关系，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因此“真知”是可以回归到实践中去的，实践是检验知识真伪的根本标准。基于真知来源于实践的意义，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里面所包含的思想其实就是“知行合一”。我们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是提一下，不做展开了。

4.“知行合一”的“知”作为”良知”,“行”仍是“行为实践”“活动”的意思。在这一意义上讲“知行合一”，其实便是“致良知”。我们前面讲“知行合一”的意思，特别强调内外一致，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知行合一”既然讲内外一致，那么就是“率性而为”“我怎么想就怎么做”。这对不对呢？不对！如果“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就叫“知行合一”，那么这样的“知行合一”不可能是一种关于现实人生的有益指导，只会害人不浅！如果“我怎么想就怎么做”是对的，那么“我想做贼”结果就去做贼了，“我想打人”结果就去打人了，这样行吗？所以于万注意，“知行合一”的“知”还有“良知”一层内涵，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知行合一”的意义，最终要落实到“致良知”上。良知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完全具备的那个“心即理”的“心”，是我们的本心。良知这个本心，它是永远能够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所以依着良知去做，就叫“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在各种各样的现实的生活状态之下，我们都能够“知行合一”，都能够”致良知”，把我们内在真实的本心实在状态体现出来，这样我们才真正实现了人的存在，实现了真实的人生，并同时实现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由于时间关系，关于“致良知”的问题，我这里就不做具体阐述了，以后有机会再来与大家探讨。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王琦整理并经主讲嘉宾最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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