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两次转型说”理念下的复原探索

作者：彭林

来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摘    要：综观《仪礼》学史，其大势在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将社会上活态传承的周代典礼仪式著之竹帛，转换成凝固态的文本——《仪礼》;第二次，是将晦涩的《仪礼》文本还原为活态。第一次转型成于孔子，旨在存亡继绝;第二次转型则是后世礼家的终极使命，期于不负孔门存礼初衷。在此理念指导下，笔者带领的团队，长期会读《仪礼》，就宫室、服饰、名物、仪节诸专题分工专研，并结合考古、建筑、音乐、体育等多种学科，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射礼》拍摄成真人实景的影视片，使固态的《仪礼》以具活力的形式走出书斋、走向世界，扩大了国际学术交流的途径。全方位、立体式、动态化的复原研究，要求任何细节都必须清晰，无法逃避，许多在文本化过程中被省简、忽略、舍弃的仪物，以及在书斋中难以意识到的问题，亦一一浮出水面，逼使我们实实在在地作出回应。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们努力突破乾嘉学者纯文本研究的窠臼，坚信实验性复原是《仪礼》研究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仪礼》 ；实验性复原；孔子；《乡射礼》；活态传承

作者简介：彭林，男，1949年生，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礼学研究中心主任、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礼”与中国礼乐文明。

《仪礼》本名《礼》，与《诗》《书》《易》《春秋》同为孔子手定《五经》之一，为中华礼乐文明之渊薮。《仪礼》迥异于其它元典处在于，其所记载的是“礼”，是变动不居、循序行进的各式流程。综观两千年来的《仪礼》学史，其大势在两次转型：第一次是由活态传承转化为文本传承，第二次是由文本传承回归活态传承。在此“两次转型说”的理念之下，将静态的《仪礼》文本，复原为动态的周代典礼仪式，是我们探索研究新径的重要尝试。

一、《仪礼》研究史上的两次转型

《荀子·大略》云：“礼者，人之所履也”【1】。礼，是以特定之人物为主导，依事先设定之步骤，在规定的宫室场合中，藉由服饰、器皿、牲牢、币帛等物质形式，配以容颜等心理要素，动态演进的程式。由《尚书》《毛诗》《逸周书》《左传》《国语》等文献可知，各种典礼仪式在春秋以前已经普遍出现，然则，礼是先有文本，抑或先有仪式？学者多习焉不察，鲜有论及者。

沈文倬先生《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一文，从殷周礼制变革的角度考察周代典礼的形成及其文本化的过程，认为周代典礼源于生活，“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扩充和完善起来的”，“礼典的实践先于文字记录而存在”【2】；“孔子时礼的书本还没有撰作”【2】。《仪礼》成书始于孔子，《礼记·杂记下》的如下记载可为强证：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郑注：“时人转而僭上，士之丧礼已废矣，孔子以教孺悲，国人乃复书而存之。”【3】春秋季世，礼崩乐坏，恤由初丧，因“士之丧礼已废”，有“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之誉的鲁国，居然已无人知晓当如何为之举丧，孺悲前往请教孔子后，“《士丧礼》于是乎书”【4】，即著之竹帛。今本《仪礼》中的《士丧礼》等篇即成于此。据沈文倬先生研究，现存《仪礼》十七篇，“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2】。孔子及弟子将活态的典礼仪式转换为凝固态的文本，是中国礼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旨在存亡继绝，希冀借由文本形式将周礼传之后世。转换后的文本尽管枯燥，然犹如经脱水处理后的蔬菜，鲜活的视觉效应虽已尽失，而其核心养分由此得以保存。

治《仪礼》者若洞悉此成书原委，当知将文本形式还原成活态典礼，实现《仪礼》的第二次转型，令“失水”的周代大典以鲜活的形态再现于世，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惟有如此，方不负孔门师弟子存礼之初衷。

经秦火之后，周代礼乐散佚。汉初，叔孙通摭拾秦仪，创制新礼，然绝非两周典礼之旧。由汉及唐，时移世易，周代尽人皆知的彝、簠、簋、觥、觯、斝、盉、匜等礼器，“行于今者盖寡”；诸多仪式于后世已“无所用”，虽如韩文公之好古，亦叹“《仪礼》难读”，传习者寥若晨星，礼仪再生与否，似已无人关注。然则，此书为何犹不能废弃？乃因“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5】，两周礼乐文明之根荄在其内。

《仪礼》研究的主轴，当在厘清人物关系、宫室位置、器物陈设等基础之上，揭示仪式流动的过程，有学者为清眉目，多有手绘礼图者。据文献记载，至迟自汉代郑玄以来，即有学者撰作礼图专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崇文总目》等多载书目，惜均亡佚。北宋聂崇义整理前代六家《三礼图》（郑玄、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开皇所撰）【6】，作《新定三礼图》，其内容主要围绕礼器展开，并不涉及《仪礼》之仪节。目前学界已知最早的以绘图方式展现《仪礼》仪节的礼学著作，乃南宋杨复《仪礼图》。其书主宾位置、肴馔陈设等，均随文而出，读者称便。杨复乃朱熹门人，据其序言，彼时有人曰赵彦肃者，尝作《特牲》《少牢》二礼图求教于朱子，朱子喜曰：“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为佳尔！”考虑到《仪礼》原书无图，故欲与学者考订以成之【7】。可见，杨复撰作《仪礼图》，实质是欲继承先师朱熹的学术理想。入清，张惠言《仪礼图》一改杨图大小无比例之弊，庭院堂室大小，全书一律，学者奉为圭臬，声誉鹊起。张惠言之《仪礼图》由是取代杨复《仪礼图》，成为研读《仪礼》的重要参考书目。朱熹、杨复、张惠言等先儒的礼图著作，皆有复原研究之意，惟受限于技术，唯一能采用的方式，即是绘制礼图。尽管如此，两千年来《仪礼》研究的主流是在名物考据，前辈在此领域的成果，尤其是乾嘉诸贤的精辟考证，为《仪礼》研究奠定重要基础，需要今人再接再厉，赓续着力。但若画地为牢，止步于文本，不思进取，则永远无法实现此书的第二次转型。

此道中最早的觉迷者，乃是沈文倬先生。沈先生认为，研究周代社会生活情况，“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目前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都着重在社会性质、经济、政治制度的探索，而罕有较详论及当时的生活状况”【8】。他不满意前儒所撰礼图，因其“画得太草率”，“比如宫室，只画几条或粗或细的线条，标明这是堂、这是房”；即使是现代照相技术，亦无法激活古人生活情况，“光靠‘实物’的照相或图片来表达，也是呆板而没有联系的”【8】。沈先生认为，《仪礼》研究“必须另辟蹊径”【8】，他倡言，“只有把研究的结果，用连续性的图画来表达，那么房屋器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人的活动——入门升堂，坐立饮食，都历历如在目前了”8。1951年春，沈先生拟定《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8】，“我觉得《三礼》里有许多资料，是对研究周代城市生活情况有很大用处的。……如果能与古物学家合作，以集体力量来从事，我想，这工作一定能做得快些好些正确些。”【8】“礼文所述行礼时的进退周旋，文字非数百言不能明其义，按图以求，就能一目了然。”【9】他将《仪礼》内容分为宫室、衣服、饮食、交通、冠昏、丧葬等十二门，计划每门绘图四十多帧，总共五百帧，希冀用连环画的形式，将《仪礼》还原为活态的典礼仪式。所遗憾者，沈先生一介书生，手头毫无资源，加之始终未遇能与之合作的绘图者，最终抱憾作罢。

无独有偶，台湾大学李济、孔德成、台静农等教授亦已意识到《仪礼》研究应该跳出文本研究的陈套，决定以《仪礼·士昏礼》为对象，做“实验性复原”的尝试。作为学术准备，孔先生成立“仪礼复原实验小组”，亲自讲解《士昏礼》，并安排中国文学研究所及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按仪节、服饰、器物、宫室、车马、民俗六大专题，在搜集文献、考古、名物、甲金文、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其后形成50余万字的《仪礼复原丛书》，成果丰硕，由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69年，在孔德成教授指导下，由六位同学分别饰演新郎与新妇等人物，拍摄成实景演示的十六厘米黑白影片。两千多年来，周代“士昏礼”第一次走出学者书斋，进入大众视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由此迈出《仪礼》从文本回归典礼实况的“二次转型”的关键一步，成绩远超沈文倬先生创作绘图本《仪礼》的设想，堪称凿破鸿蒙！可惜，影片杀青之后，再无续作，虽已骐骥一跃，终未成千里之行。

1989年，笔者以题为《〈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的博士论文毕业，两年后重心转入《仪礼》研究。研读期间，发现诸礼仪节多有省文，需统贯各篇方能得见全豹，益知礼图之不可或缺。某日，在校内第一次获见电脑绘图功能的演示，大为惊奇。1993年10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举办“海峡两岸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现代化技术研讨会”，笔者提交题为《用电脑画面显示〈仪礼〉仪节的有关问题》的论文，认为可利用电脑绘制人物相对位置图、器物相对位置图、行礼路线图；并提出设想：“可以利用图示产生一个图形系统，自动显示行礼的过程”【10】；文末附有笔者所绘“《燕礼》所记公与卿大夫相见时位置图”“《聘礼》所记祭品陈设图”“《乡射礼》州学：豫则钩楹内”等六幅礼图。此乃一位近乎电脑盲的肤浅之论，但却从此念兹在兹，矢志不移。

又是二十余年过去，《仪礼》文本研究与考古发掘成果日新月异，亟待总结；多媒体技术异军突起，表现手法远超连环画、黑白电影，效果更为精细与鲜明；随着国家开放，经济全面提升，科研经费大幅增加，在孔德成先生等开拓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仪礼》研究第二次转换的条件日益成熟。2014年，我们以“《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核心部分是对《仪礼》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射礼》等四篇作复原研究；此外，从周代礼仪中提取精华，重建当代中华日常礼仪，亦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经专家评审，课题获准立项。经过六年努力，已于2020年结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复原的部分作论述。日常礼仪重建的成果，拟另文总结。

二、复原的基本步骤

《仪礼》复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稳步推进。依照时间程序，我们大致分为文本会读、专题分工、器物制作、仪节推演、撰写台本、实景拍摄等六大环节。

文本会读 会读，是多人共读一本经典的学习与研讨方式，是对传统的文本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其优长是便于精读细论、相互启发，效果远胜于闭门独学。《仪礼》文古义奥，能否读懂，乃是本课题成败的关键，故我们着力尤多。会读频率：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或每周一次，全天八小时。先从最难读的《丧服》篇入手，次及《士丧礼》等篇，再从《士冠礼》起，依序推进。会读不限进度，务求将文本每字“嚼烂”。

具体做法是，先复印指导教师选定的《仪礼注疏》版本，每次会读前，各自阅读拟讨论的章节，为经注疏加句读，生僻字要查检《说文解字注》等工具书，做好眉批或笔记。会读时，先由一人读一节经文与郑注、贾疏，串讲文意，其他人讨论其句读与解读是否得当，最后指导教师作点评，并重新串讲。若学生未发现经注中暗藏的难点，则指导教师“叫停”，重新讨论，如《士丧礼》设“握手”一节，文字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大有玄机，笔者乃讲论陈公柔先生《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11】、沈文倬先生《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的几点意见》【12】中有关“握手”论辩的精微之处，由此领悟经典的正确研读之法。

会读亦是推求礼义的过程。如《士昏礼》主旨之一，是营造含蓄蕴藉而又温情脉脉的夫妇一体的气氛，完成双方由素昧平生向琴瑟相和的过渡。故昏礼前五礼皆由夫家使媒介往来沟通，旨在“养廉耻”【13】，为彼此磨合提供空间和时间。至亲迎节，妇至夫家，夫妇正式接触，各自的随从分别为对方铺席，且其席东西异位，即逐渐深入地表现。接着女之随从“媵”与男之随从“御”交互为新郎、新妇盥手；“同牢而食，合卺而饮”，旨在宣喻夫妇一体。夫脱服、妻媵受与妇脱服、夫御受，皆是“交道其志”【14】之意。直至夫亲自脱去妇头上所著之缨，彼此进一步亲密。次日妇见舅姑后，赞者醴妇，彰显“妇道新成，亲厚之”【14】之意。曹元弼认为，婚礼令夫妇“敬而不离，亲而不狎，生民之本、万福之原盖在是矣”【15】，可谓深得礼义者【16】。

专题分工《仪礼》繁难，我们仅会读《丧服》一篇，前后凡十四个月。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题，避免重复劳动，我们依课题需要、兼顾个人兴趣，安排课题组成员分头负责宫室、服饰、器皿、射具、拜揖、礼图、仪节等专题时，负责搜集与整理既有的文献研究成果与考古资料，以便在会读中涉及到某领域的问题时，都有人做过功课，能站出来做重点介绍。

会读与分工结合，可以逐步消化经注中的难点。如拜揖，作为最基本的仪节，《三礼》所载比比皆是，卜辞、金文亦时有所见，然多语焉不详，或者彼此抵牾。如《仪礼》之拜礼凡六类：拜、再拜、再拜稽首、拜稽颡，以及妇人之拜（肃拜）与拜扱地；揖礼则有揖、厌两类。唐人义疏以《周礼·大祝》之“九拜”一一对应《仪礼》之拜，然二《礼》名目多不相同，有张冠李戴之嫌。我们安排专人对《仪礼》六拜二揖作深入研究，发现无所取资于《周礼》“九拜”【17】，由此廓清了前儒的种种误说，更据文献资料考订出较为可信的行礼方式。

会读与分工结合，使学生接触某一成体系的学术领域，并拓展相关的知识面，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如负责宫室建筑方向的同学，为避免从书本到书本，说外行话，而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修古建方面的课程；负责研究周代服饰的同学，为避免纸上谈兵，自费购买手提缝纫机，对《仪礼》涉及的各种织物通过实体制作来加强理解、判断是非，并与北京服装学院服饰史学科的教授建立密切联系，随时请益沟通。凡此，都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器物制作 器物复原的原则，是尽可能求真。因课题名“《仪礼》复原”，故必须以《仪礼》文本记载为第一依据。如朝服的布料、染色、裁剪、缝制等，不能离开文本记载操作。仪式中常见的笾、豆、鼎、簋、爵、匜、盘、尊、禁等礼器出土甚多，研究成果也较多，复制难度不大；席与鼏出土较少，但文本犹可依凭。但亦有不太好处理的名物，我们通过动手实操，从而找到了复原的思路。

器物制作也是消化学术难点的过程。如《乡射礼》所记之侯（箭靶），形制复杂而记述简略，后儒解读大相径庭，郑众、郑玄、贾公彦、戴震、黄以周、徐养原、胡夤等各执一说。此外，经师鲜有实际操作者，对尺寸的精确度重视不足，故久讼不决：或以由上个、上躬、侯中、下躬、下个等五部分组成，或以由上个、侯中、下个等三部分组成；上个之尺寸，或说长四丈，或说长五丈；躬之位置，或说躬夹中，或说躬含中，或者干脆去躬。我们结合文献对侯进行复原实验，而知《乡射礼》之侯当由上部、侯中及下部组成：上部含两舌及上个，总长六丈；躬含中，长两丈；下部含两舌及下个，长四丈【18】。

《乡射礼》堂上的五架屋，体量庞大，我们先按比例制作了大小不等的几个木构小样，仔细观察后意识到，屋之三面是墙，仅南面无墙，屋下光线很差，而主要人物的活动都在堂的偏北处，光线问题如何解决？经过讨论，方才悟出先秦屋顶西北角之所以要拆除几块木板，乃是一种采光的设计，旨在让阳光从此处漏入，故称“屋漏”。可为佐证者，一是仰韶时期的半穴居房屋，如西安半坡F24、郑州大河村F1-4等，根据建筑史家杨鸿勋先生的复原图，在其山墙与屋顶交界处应有通风口【19】，杨先生认为这种通风口原本用作排烟口，后来承担采光的功能，并指出后世作为窗户的“牖”即由此排烟口“囱”演化而来【19】。二是今存南宁的宋代孔庙，东西两侧山墙上部三角形区，皆有多块木板被拆除。

凡《仪礼》未提及者，则以年代与之较为接近的文献为依据，如《乡射礼》所用之弓的形制以及制作材料等，经注不及一字，我们乃依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弓人》所记角弓为依据，用牛角、鱼胶、鹿筋等材料按当时工艺制作。

仪节推演《仪礼》仪节有两类：一类为通礼，适用于所有礼仪，如揖之法，有特揖、旅揖、天揖、时揖、土揖、迎面揖、并面揖、堂上揖、妇人揖等；立有经立、恭立、肃立、卑立之别，坐法除亦有此四等之外，又有实坐、虚坐、并坐之法。凡此均要演习，以便明确经注所言细节。另一种为人数与动作较多的仪节，角色纷繁，揖让周旋、站位变换亦颇为频繁，为熟悉仪节，会通文意，需要走位与演习，以熟悉人物上下场的路线。我们多次在露天空场中，用石灰划出门、涂、阶、堂、序、楹、房、室的位置，按照会读后对文本的解读，对局部性的仪节进行走位。其中连续推演时间最长的一次，前后凡十天。而人数最多的一次，有七十余人参加，场面宏大，所有角色都由此熟知自己的位置以及场地转换的节点与路线，我们则借此检查先前的认知有无错讹或遗漏，以及了解场景调度可能出现的问题。

撰写台本 在厘清典礼仪式全过程以及宫室、服饰、器物等具体细节的基础上编写台本。所谓台本，是指用简明文字撰写的拍摄流程，供拍摄时负责全场调度者之用，犹如乐队指挥的乐队总谱，提纲挈领。每节文字之下，分别注明仪节的场所及出场的角色、人数、道具、技术要求等。

实景拍摄《仪礼》复原，最终要落实到多媒体影片拍摄上。我们租用河北大厂影视基地的影棚做了《乡射礼》的拍摄，历时28天。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周代《乡射礼》的场面，我们按照一比一的尺寸搭建堂的实景，围墙做出夯土的效果。东西两条堂涂，按照岐山云塘西周遗址所见，用卵石铺成图案花纹样式。场景搭好后，场面之宏大，令所有人震惊。

《乡射礼》出演的人数最多，几近八十人，为了保证复原水平，其中10位主要演员特别从国家京剧院的武行演员中聘请。由于演员们对《仪礼》与周代文化大多缺乏基本了解，故在拍摄前需要培训，介绍拍摄内容，讲解射、行走、折返、迎授受、并授受等动作的要领并分组训练。

之后，又在北京东郊影视城拍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由于仪节多在室内，场地狭小，若将场景全部铺实，则拍摄势必在四面围墙中进行，颇为困难。为清晰展示人物与仪节的流动，场景做了简化处理，即原则上不出现墙壁，仅出现门框、墙框等。

三、多学科结合

中国传统学术讲究整体性，讲究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近代大学学科源自西方，讲究专业分工，学科分割过细。《仪礼》所记，牵涉古代社会诸多领域，我们痛感学养不足，知识缺环太多，应对乏力。为此，我们除了在教学中加入古文字、青铜器研究等课程之外，还积极开展与相关学科的交流。

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考古出土的资料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遗存，具有正经补史、解纷断疑的重要作用。研究古代史而不关注考古学，则永远站不到学术的最前沿。以考古资料与文本记载互证，是准确再现周代文化的基本要求。如周代宫室建筑的面积与布局，文献记载往往以某一核心建筑为基准，按比例推求其它部位之丈尺，诸家验算彼此抵牾，莫衷一是。陕西扶风召陈等西周建筑基址的发现【20】，无疑为我们搭建《仪礼》冠婚之礼与射礼的宫室布局、面积提供了重要依据。如《乡射礼》堂上诸多木柱的柱洞，直径大约几何？文献阙如。我们依据凤雏西周甲组建筑基址的数据【21】，确定最小的木柱在30厘米左右，最大的在50厘米左右。堂后檐柱高约2.4米左右，亦是根据著名古建专家傅熹年先生的研究而得出的【22】。

扶风云塘发现的西周建筑基址【23】，与《仪礼》所载士之寝庙的格局基本符合，证明古人绝不我欺，尤其难能。院落中的东西堂涂，居然是用细小的卵石铺成精美的纹样，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在搭景时直接予以采用。《仪礼》所记之庭，中间靠北之处皆立石碑一块，长条形，两面磨光，下部植入地中，顶端作圭形，上部有穿孔，这在考古发掘中已得实物证明，并有专题研究成果【24】，我们在复原时也作了采用。

音乐 儒家文化是礼乐文明。古代典礼，每每礼乐相须。《乡射礼》中的第三番射，射手须按乐队演奏《驺虞》的节奏发射，否则即使射中亦不计成绩。然《乐经》早已亡于秦火，南宋时朱熹等人曾倡导复原周乐，且有成果见在。我们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项阳、中国音乐学院研究员王子初等专家来校研讨。他们认为，朱熹等所作是否为周乐，无法确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与中国音乐学院杨春薇教授合作，按照周代的大致风格复制《驺虞》的曲谱，社会反响尚好。在《乡射礼》中乐队演奏的笙、磬、瑟等乐器，则是中国音乐学院博物馆依据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复制并慷慨借予我们使用。

建筑学 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建筑基址，均只见建筑的地面与地下部分，屋顶部分一无所见。我们在考证周代屋顶的样式时，多次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古建专家郭黛姮等教授请教。其后，我们发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盖已是仿正脊形屋顶，故周代屋顶准此建造。

有些礼图，将堂上最南一排木柱的位置放在与夯土台基南端齐平之处，如此，木柱将势必暴露在风雨之中，容易朽烂，不符合中国土木建筑的特点。我们在考察古建筑时发现，南排木柱之南，都有一定宽度的空间，如此可以保护木柱免受雨水侵蚀。而且，这一地带亦是乐工坐下演奏的地方，当有足够的宽度。我们在请教清华大学古建专家后，将这一地带加宽至70公分，俾便乐工与相者并行通过，与文意切合。

宫室的建筑空间，为前堂后室，后室又有两房一室或东房西室之别。房的北侧没有墙，形成与“堂”类似的“北堂”空间，夯土台边缘有“北阶”可下堂。房的北侧为何是“北堂”？又为何有“北阶”？学者从无讨论。张惠言、黄以周所绘礼图中，大夫、士寝、庙的院落内仅有一座主体建筑，“北阶”之北正对院墙，如此布局，让人费解。我们通过反复研究发现，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是一座“前堂后寝”的二进院落，与张、黄二家礼图迥然不同。而杨复《仪礼旁通图》所绘“寝庙辨名图”，同样为“前堂后寝”的二进院落，可与凤雏村遗址互证，犹存古意。如此，“北阶”就成为沟通前后两组建筑的“穿廊”，由前堂而入房，过北堂，下北阶，可至后寝，从而解决了堂上行礼时房中所设礼器从何而来的问题，只因后方的空间与《仪礼》仪节无关，所以经文没有涉及【25】。而仅凭经文所绘制的礼图，在缺乏建筑考古材料印证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就容易犯呆板之弊。

射箭运动界 周代射礼知识，从弓箭的材料选择到制作工艺，再到决、拾等各种配件的使用，我们原本一无所知。为此，我们与国家射箭队前总教练徐开才先生、十七次打破过射箭世界纪录的国家队运动员李淑兰女士等建立密切联系，随时请教。如射手为何左臂均要戴“拾”，其作用何在？徐先生说是防止弓弦弹出时擦伤皮肤。其后，笔者组织清华学生到北京国际射箭俱乐部射箭，果然有同学因未戴拾而小臂擦伤。有些问题，学者聚讼不决是因为在文本里讨生活，脱离实际。如《乡射礼》有“不鼓不释”一语，意指射手射箭与鼓点的关系，以往学者有两种说法，一说射手听到鼓点再射，一说箭中靶的时间与鼓点重叠，何说为是，无从判断。我们就此问题请教徐开才先生，他的回答不假思索：当以前说为是，后说绝无可能，除非是巧合，此为任何一位专业射箭运动员都有的常识。这让我们有了取舍的重要依据。

弓箭制作 弓箭是《乡射礼》的重要器具，而弓的结构与制作工艺，《仪礼》无说，如今中国弓箭商店所售均为西方人发明的反曲弓，中国传统弓箭均不见售。好在民间尚有热衷于古代角弓复原者，他们虽非科班出身，但一腔热情，锲而不舍，达到很高的制作水平，在与他们取得联系后，要求按《考工记·弓人》所载工艺流程制作。他们不仅如期完成，而且为我们详尽介绍传统弓的材料、性能、力学原理，以及对雕翎箭的箭杆、羽毛的取材要求等，这类知识，书本上很少记载，使我们对弓箭制作工艺的认识迅速提升。张国权先生本职是医药科技工作者，业余喜好收藏与制作历代弓箭、箭囊等。与许多传统弓箭爱好者一样，张先生原本未闻与扳指配合使用的还有“韘”，在听过笔者介绍后，随即按要求用鹿皮制作了一枚。这种交流，双方都很有收获。

多媒体技术 在《仪礼》会读过程中，我们绘制了《乡射礼》的六百帧礼图，以此为基础，利用Flash软件技术制作动图，使用SketchUp软件制作三维宫室模型，将全部场景、人物、器物、行走路线等全部输入电脑，使之成为可以连续行进的动态仪式，然后反复推敲、修改，建立全方位的数据库，再做“兵棋推演”，逐段与文献对比，在宏观与细节的统筹之中进行辨析、折中、裁断，由此发现并纠正不少问题，创获甚多。如主宾在堂上就位后，有司上堂为宾主致送物品当经由怎样的路线？文本只字未提，我们依据古礼的原则，将路线规定为走堂侧面、走边沿，不得斜穿过堂，不得在堂中间径直往返。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我们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邵志飞教授与嘉礼堂文化公司张颂仁教授鼎力支持下，利用最新多媒体技术拍摄成360虚拟实景（Virtual Reality）全景视频、沉浸式三屏装置等，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大为提升，观众涵咏其中，对周礼的体认随之加深。

四、躬行求真

《仪礼》在成书过程中，为避免行文繁缛、重复，对不少器物的记述做了省简、忽略、甚至舍弃的处理，对许多较为烦冗的仪节做了分散解析，即所谓“互文见义”。至于日常生活中诸如步趋、拜揖之法等尽人皆知的常识，不及一字者，亦不在少数。

《仪礼》的纯文本研究与复原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较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对经注中不感兴趣或不懂的部分可刻意回避，或含糊表述。复原研究是全方位、立体式、动态化地展开，大量“雪藏”的难题、缺环，以及在书斋中或许永远意识不到的问题，蜂拥而至，逼使我们实实在在地回应，任何细节都必须明确，并给出学术说明，无一处可逃遁，令人真正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以下略举数例。

翔行 古时坐立行走，皆有规矩，不可苟且，由于当时尽人皆知，故文献往往省略，由此成为我们复原的难题。如《乡射礼》宾主从门内分东西两列向堂上行走时的手势，是拱手，抑或在胸前、背后？经注一字未及。古今学者皆不以为意，从未有人提及。由于这段路径较长，镜头无法回避，我们必须予以回答。我们从《礼记·曲礼上》如下三条记载得到启发：

“室中不翔”，郑注：“为其迫也。”【26】

“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郑注：“忧不为容也。”【26】

“入临不翔”，郑注：“哀伤之，无容乐。”【27】

“室中不翔”之理由，郑注说是“为其迫”，室中地方狭小，无法翔，故郑注在“为其迫也”下又云“堂下则趋”【26】。言外之意是，室外可以翔，堂下可以趋，无它，皆是因为空间足够大。

“父母有疾”时，“行不翔”，郑注：“忧不为容也。”父母有疾病，孝子忧心，故其行不翔。言外之意，父母健康时，子女行走时可以翔。

“入临不翔”，郑注说是“哀伤之，无容乐”，来到丧家吊唁，若作翔行，则显得心情愉悦，有悖常理。换言之，非临丧、吊唁场合可以翔。

综上可知，除父母有疾、吊丧，以及狭窄的室内等非常态场合之外，在常态状态下行走时当“翔”。《士冠礼》宾者执冠“行翔而前”，正是在堂上翔走的明证。《礼记》提及“翔”者尚多，并涉及具体场所：

《玉藻》“凡行，容愓愓；庙中，齐齐；朝廷，济济、翔翔”，郑注：“庄敬貌也。”孔疏：“此一节明道路、庙中、朝廷行步之法。”“济济，有威仪矜庄也；翔翔，行而张拱也，并朝廷所须也。”【28】

《少仪》“朝廷之美，济济翔翔”，孔疏：“济济翔翔者，谓威仪厚重、宽舒之貌。”【29】

足见，于道路、庙中、朝廷行走均当济济翔翔，以彰显“庄敬之貌”。析言之：济济，是威仪厚重、矜庄；翔翔，则是宽舒之貌，故要“行而张拱”；“翔”必须“张拱”。郑注《曲礼》“室中不翔”云“行而张拱曰翔”【30】。可知“翔”为周代礼仪场合的规范动作。

翔亦见于其它文献。《易·丰卦》：《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俞樾按：“翔者，鸟高飞而张其两翼也。”【31】《淮南子·俶真训》“虽欲翱翔，其势焉得”，高注：“翱翔，鸟之高飞，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动曰翔。”【32】是翔为鸟展开两翼滑行之状，此状若形之于人，则为两臂左右平举。《论语·乡党》：“趋进，翼如也。”朱子《集注》：“疾趋而进，张拱端好，如鸟舒翼。”【33】张拱如鸟之舒展双翼，是为翔。

据以上资料，我们推定主宾在由院中走向两阶之前，都采用翔行的手势。

门塾《仪礼》寝庙大门左右内外各有一塾，习称“一门四塾”。塾的形制，经注无说，后世疏家附会出塾的形制如堂之说：塾内均有前堂、后室之分隔，张惠言《仪礼图》据此作图，而且将面积画得很大，学界视之为定式。更有甚者，是将四塾外侧添加木板墙、门、台阶。然《仪礼》中并无在门塾行礼的记载，故塾有堂室之说大可怀疑。我们遍检资料，发现张惠言的画法并无依据。再翻检考古资料，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建筑遗址、陕西扶风云塘的西周遗址，都有门和塾的遗迹，凤雏村的东、西门房【34】，云塘遗址中的F8，每塾宽约4米、深约3米而已【35】，在如此窄小的范围内分隔前堂、后室，犹如“螺蛳壳内设道场”，如何可能？郑玄之所以称塾为堂，是因为其正面无墙，“堂者，明也”【36】。综观《仪礼》之塾，不过是供行礼时放置器物之处，故我们决定不采纳张惠言之说。在拍摄现场搭建门塾之后，直观效果立即显现，观者无不感慨：真是实践出真知！

冠弁 周代成年男子行冠礼，有缁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种，其形制，经、注、疏皆语焉不详，宋人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从后世帽子的御寒功用出发，绘作大圆筒形，显然未从生活实用角度细加追究。我们最初亦采用此说，但在实操中发现，聂氏大圆筒式之冠谬不可通，除非簪子从脑门中间穿过去，否则无法戴在头上。于是，我们回过来研究先秦之冠的作用，《说文》：“冠，絭也，所以絭发。”段玉裁注说冠的功用是“约束发”【37】，并未提及御寒功用。再细读《士冠礼》，知古人将发髻挽好后，先用发笄固定，然后用冠罩住发髻，再用簪子横贯将冠与发髻固定住。故冠之大小，以罩住发髻为限，形制不至太大。故我们决定重新拍摄《士冠礼》，将原先使用的皮弁、爵弁换成新款。

《士冠礼》始加之缁布冠，其形制为“缺项，青组缨属于缺；缁纚，广终幅，长六尺”，郑注：“缁布冠无笄者，著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项中有，亦由固頍为之耳。”【38】读之，简直不知所云。贾疏云，郑注“著頍，围发际”云云，均无正文可据，“此举汉法以况义耳”【38】。而汉时卷帻是否与周代相同，无法证明。此一节经注疏，我们阅读无数次，依然只能得其仿佛，无法得其确解。

此外，朝服之玄冠，由武（冠圈）与梁（综贯头顶前后的织物）两者构成，但两者是固定连接为一体，抑或两者分开，行礼时方才合体？此外，若是临时合体，则梁之两端与武的结合方式，是内卷还是外翻？至今未能求证。

鱼俎《士昏礼》新婚夫妇同牢而食的鱼俎上，“鱼十有四”【39】。《特牲馈食礼》鱼俎为十五条，此为正数，昏礼为取偶数而去其一；郑注：“鱼，水物，以头枚数，阴中之物，取数于月十五日而盈。”【40】鱼种及重量，经注疏皆未之及，奇怪的是，此前无人问及于此。拍摄前我们去市场购买，方知一鱼之重，若超过2两，一俎之内即难以容纳！

马与车《士昏礼》亲迎需要马车，我们按照周代车马坑数据，延请民间匠作师傅复制。在录影棚欲将两匹马套进车时方知，车身太低，无法套入，令人大惑不解！其后，我们查阅周代车马坑遗址马骨数据，发现当时马匹之形体均较小。再作调研之后，而知两汉与匈奴游牧民族交往频繁，其马匹躯干较中原所产高大，深受汉人欢迎，矮小的中原马匹由此被取代。今日之马较西周之马高大，故无法套入周车。此事令人感慨，若不作复原，恐怕永远想不到。

朱极三 涉及射礼的问题亦不在少数。世界各国射箭钩弦之法，分中国式与地中海式两大类，一般认为，前者以大拇指钩弦，故有扳指；后者以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并排钩弦。今读《仪礼》发现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大射礼》云小射正“取决，兴，赞设决，朱极三”，郑注：“极犹放也，所以韬指，利放弦也。以朱韦为之。三者，食指、将指、无名指。”【41】是朱极以“朱韦”为之，故名；用于韬住食指、将指、无名指。又，《士丧礼》有“纩极二”，郑注：“生者以朱韦为之，而三。死用纩，又二，明不用也。”【42】纩极仅用于丧礼，以“纩”（丝绵絮）为之，因是冥器，故死者用其二，且以纩为之。此为“朱极三”确实存在之佐证。

如此，则《大射礼》射箭以扳指与三枚朱极并用！黄以周云：“決之韘以擐右手巨擘，极以韬食指、将指、无名指。韘以钩弦，极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43】是周人用扳指，亦用三指钩弦之法，黄氏云“韘以钩弦，极以放弦”，则放弦与钩弦如何使用不同手指？前儒或闪烁其辞，或语焉不详，读之茫然。2016年，笔者与日本弓道界专家交流，获赠全套日式射具，其中有一副勾弦时分别用于大拇指、食指与中指的指套，但与用于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朱极三”明显不同。中国之“朱极三”与地中海式射法究竟区别何在？三指钩弦足以放弦，扳指作用何在？笔者曾为此请教专业射箭选手，他们听说《仪礼》有“朱极三”之记载，无不惊诧莫名，均不知当作何解释。此一难题，牵涉到周人射箭的基本方式，不可等闲视之，当代研礼者不可继续闭门造车，当与体育史学界深入合作，寻求正解。

侯与旌 射礼中的靶子“侯”，靶心部分依靠左右两根木柱、往中间斜插，呈上宽下窄之形，经我们实验，明显违反力学原理，无法固定。此系文献记载有误，抑或我们误读文献？此外，报靶用的“旌”，我们依文献记载复原，高达4.58米，报靶时由有司左右摇动，令射手能目见。实践证明，旌的重心过高，摇动时稍不留神即致倾覆，非常危险。后请国家京剧院一位练功二十年之久的武生执持，方勉强胜任，不知周人如何做到？

门闑《仪礼》涉及名物甚夥，且多有异说。如《仪礼》之门闑，原本不过是用于之门的木橛，但在礼仪场合又有区分身份的功用，学者对其是一还是二，就有争议，不易遽断【44】。

如此等等，不能烦述。《仪礼》难点、盲点之多，超乎想象，由于复原而随处涌现，我们无力解决的，远远多于我们能解决的，令人惊愕，亦令人欣喜。由此，我们对《仪礼》的认识更为深入，今后着力的方向更为明确。

如上所述，复原工作既面临严峻挑战，亦有破解迷茫之喜悦，更有以实证检验异说之是非的收获，当然，亦不乏无力解读疑难的无奈。总体而言，对《仪礼》的认识大为深入。

五、几点收获

《仪礼》之学久衰，笔者素有存亡继绝之心，自2001年起即组织硕士、博士研究生会读《仪礼注疏》，希冀借此培养若干位能读懂《仪礼》的青年后进。由于现行学制的缺陷，学生多昧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三礼》领域更是零基础，故如读天书，极为痛苦。会读之艰难以最初三个月为最，个别学生因畏惧而退出，大多数人秉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顽强坚守，经过多年苦学，终入坦途。学生多将读书心得写成《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式的札记，学术基础逐步加厚，独立研究《仪礼》的能力日益提升，令人有喜获丰收之感，以下略作检视。

明辨异说 礼学研究之难，在诸家各执一端，歧说叠出，故自古有“议礼如聚讼”之说。明别不同见解之是非曲直，始得深入经注蕴奥，我们于此多有收获。

关于“堂深”的研究。《仪礼》之《士冠礼》《乡饮酒礼》《特牲馈食礼》等均有盥手、盥爵的仪节，盥器匜与盘设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与堂的距离取准于堂之深浅。礼家对“堂深”的具体范围界定不一：郑玄说“中以南谓之堂”【45】，指屋顶正脊下以南的部分；贾公彦说“堂廉北至房室之壁”46为堂深，指台基的南边往北至东房西室的墙壁；黄以周认为是指中以南至庪【47】。三说莫衷一是。我们发现，《仪礼》许多仪节中，有司上堂呈物，每每走到最高一级台阶后立定，“尽阶不升堂”，不再往前，等待进一步指令。最高一级台阶已在夯土台基之上，“尽阶不升堂”一语表明，堂廉与庪下之间的地带不得称堂，可知黄以周之说至确，精审过人。【48】

再如，《士虞礼》与《少牢馈食礼》有“堕祭”，或作“挼祭”、“绥祭”。在正祭当日，祝与主人、主妇及佐食在室中陈设阴厌之馔，准备迎神。祝告请神飨，并释孝子祭辞完毕后，迎接尸进入室中。尸安坐阴厌之位后，祝命令佐食“堕祭”。尸进食并与主人献酢后，主人接受尸嘏，又有佐食授予“堕祭”。其后主妇亚献尸，尸酢主妇，又出现佐食“堕祭”的仪节。

学者于“堕祭”之义，有以下四说：郑玄的“下祭”说，乃是减下祭品；敖继公《仪礼集说》认为“绥”或“授”字之误，乃授予祭品；凌廷堪认为“堕祭”即《周礼》九祭中的“命祭”，是尸未饭前之祭；黄以周认为堕祭是指不哜、不尝的祭食。各家聚讼之由，乃源于《特牲馈食礼》“祝命挼食”一语的行文位置错易，使人误认为祝所命行堕祭的对象是尸、主人、主妇。然王引之《经义述闻》指出“命堕祭”的对象实为佐食，故堕祭主要由佐食进行。综合《三礼》相关记载，“堕祭”、“挼祭”、“绥祭”可分为三种用法：一为下祭，用作动词，谓减下当祭之物；二为名词，指已被佐食减取下来的祭品（黍、稷、祭肺）；三为总括由佐食减下黍、稷、祭肺至尸、主人、主妇接受祭品而行祭的一连串仪节。“堕祭”为祭礼大节。郑玄云“事尸之礼，始于绥祭”【49】，则堕减祭品乃整个事尸礼的大节。祭礼特置佐食为尸、主人、主妇“堕祭”，与平常食生人之法不同，旨在突显尸的尊崇地位。而佐食分别为尸、主人、主妇减取祭品，其实亦象征了佐食从饫神之余分取福祉以授尸，继而又从尸食之余分取福祉授予主人及主妇，佐食堕祭在整个福祉授受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是祭礼中标志性的仪节。以上诸说，以郑注最贴合经文【50】。

以例求礼  经学研究贵有“例”，自杜预《春秋左传序》中提出“三体五例”之说，寻找经籍中的“义例”，探求贯穿经书的原则与体例，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仪礼》所记仪节多有重复，若巨细无遗，琐碎必录，则势必成繁文缛节，无法卒读。故某一仪节若见于多处，则各有省简，需综合诸文，方可得见全豹。清儒淩廷堪作《礼经释例》，分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变例、射礼、祭例、器服之例、杂例等八类，归纳《仪礼》各篇同异详略之文，归纳出二百四十六例，极便于读者。但淩廷堪并未穷尽《仪礼》之例，后学尚有探求之空间。我们在深入读书之后，不再满足依文解句、随文释义的层次，开始走向寻求新例的途径，并取得一些成果，以下是其中两例。

其一，升席降席例。《仪礼》屡见为宾主设席的仪节，宾主升席、降席之方向自有一定之规。《乡饮酒礼·记》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此为记者对堂上东西向二席升降规律的局部归纳，郑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51席之上下统属，系乎礼仪空间的整体秩序，郑注易记文之“南/北”为“上/下”，以上下论升降，将局部仪节纳入整体礼仪空间秩序之中予以观照，深层通义由此得以彰显。统观《仪礼》全经升席、降席之文，联系散见于诸篇的郑注，可厘定升席、降席正例为：“凡席，升、降皆由下。”这一礼例所蕴含的义理，乃在表达行礼者相敬之意，就人伦关系言之，可分为两型：

宾主互敬型。如《乡射》《乡饮》堂上之席的升降，乃在一种宾主抗礼的格局下展开：宾席东上，盖以礼盛时主人位在东，升降由西方，意在敬主人；主人席南上，盖以礼盛时宾位在南，升降由北方，意在敬宾；介席南上，盖以礼盛时主人位在南，升由北方，意在敬主人；大夫席西上，盖以礼盛时主人位在西，升降由东方，意在敬主人。

尊卑统摄型。如《士昏礼》室中的舅姑席，《燕礼》《大射》堂上的公席，因其位尊，无所统属，因此舅姑席与公席之南上，皆可依《曲礼》郑注“因于阴阳”【52】的角度来理解。此时，位卑者之席统于尊者：《士昏礼》妇席室中北墉下，西上，是统于舅姑；《大射》卿、宾、小卿、大夫席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皆统于公。位卑者升降由下，皆出于对尊者的敬意【53】。

其二，拜揖例。拜揖，是周代典礼仪式中最基本的礼节，经文屡见不鲜，但无成体系的说明。至《周礼》出，而有“九拜”之说。唐人义疏以《仪礼》《礼记》所见拜礼牵合《周礼》“九拜”一一对应，而多有张冠李戴之举，清人多有批评。今归纳《仪礼》所见，而知拜有拜、再拜、再拜稽首、拜稽颡，以及妇人之拜（肃拜）与拜扱地等六类；揖则有揖、厌两类。继而对《仪礼》中的拜礼、揖礼的使用条例、动作细则、朝向与位置三问题，按轻重排列，并比对礼例，寻绎礼义，发现《仪礼》经文六拜二揖，无所取资于《周礼》“九拜”，进一步归纳案例，于礼例多有发见，且为诸家所未能明辨者。如妇人“侠拜”之礼，历来皆以“凡妇人于男子皆侠拜”为解，然经中妇人与男子相拜之例甚多，行二来一往者实为少数，绝非通例。经搜集比对“侠拜”诸例，方知妇人之侠拜当如男子之再拜，为加敬之拜，而非通常拜礼。此外，揖礼则有“以手通指”、“相人偶”、“告将行”等三类用例，因场合不同，礼义亦各有不同。

《荀子·大略》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54】自拜至于稽颡，上身每况愈下，其势昭然。而拜时双手至地与否，经无明文，乾嘉学者颇有争论。今据《燕礼》经文，拜洗之后，主人复盥手乃持爵，郑注：“主人复盥，为拜手坋尘也。”【55】此为拜手至地之确证。又如“再拜”之礼，当一跪而再拜，抑或两次跪拜？前儒亦意见不一。《礼记·王制》云：“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56】以八十者气衰骨弱，不宜劳顿；由此反推，常人皆当再坐而再至，故“再拜”为两次跪拜57。

挑战难点《仪礼》研究的诸多难题，名家聚讼纷纭，学者多视为畏途。经多年刻苦攻读，我们团队中已有能挑战名家的年轻人，对“衽”的考辨便是一例。

衣服之衽，见于《仪礼·丧服·记》：“衽，二尺有五寸。”但衽的形状以及位于衣服哪个位置，礼家聚讼不已，郑注：“衽，所以掩裳际也。二尺五寸，与有司绅齐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58】是衽为上衣的一部分。依《玉藻》郑注“衽属衣则垂而放之”【59】，知衽连属于衣，衽垂放后与有司之绅齐平，同为二尺五寸。衽上方与衣连接的位置应与腰带齐平。

郑注“掩裳际”，是说衽的功用，以下是说衽的剪裁法，其中“燕尾一尺五寸”句学者理解各异，贾疏认为左右衽外露部分呈直角梯形，双衽处于衣身后侧，形如燕尾，朱熹、黄以周等皆沿袭其说。

江永则以“布有正反”，贾疏剪裁法“两衽皆左不可用”为由破贾疏，将“燕尾一尺五寸”理解为单衽形如燕尾【60】。但《仪礼》服饰用平纹布，无正反之分，且裳分前后，前裳掩后裳，交接处位于身后，非正当身侧，贾疏剪裁法衽垂下较长处正当裳际，更符合衽的功能作用，故可采信。

周代礼服中的深衣，衣裳相连，亦有衽，其制作法中“续衽勾边”（《礼记·深衣》）一语，学者聚讼至今。深衣之衽的功用同样是“掩裳际”，郑注：“（衽）属裳则缝之，以合前后”【61】，衽在裳侧旁，与裳直接缝合连属，使深衣之裳无前裳、后裳之别。

深衣剪裁法，孔疏认为与裳幅相同，上宽六寸（加缝份共八寸），下宽一尺二寸（加缝份共一尺四寸），斜裁一幅布而得两个裳幅或两片衽。因为衽幅、裳幅的大小、形状相同，连接后，衽与裳为一体，只能从位置上区别。八片裳幅，四片衽幅，浑然一体，正是《礼记·深衣》所谓“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孔疏将深衣之衽释为“裳”，正是“衽”的引申义之一【61】。

《朱子家礼》将衽理解为前后裳相连处的缝线【62】，与郑注相悖，且无法解释经文“续衽”之意。江永认为深衣之衽斜裁，而裳幅当裁【63】。然裳前后各四幅为长方形，衽左右各两幅为直角三角形，直角边与裳幅相连，则穿着时斜边无法与下裳下缘保持水平，与《深衣》云“下齐如权衡，以应平”相悖。黄以周认为深衣之衽剪裁法与贾疏所理解的丧服之衽剪裁法相同，连属于衣【64】。但是，深衣之名，源于衣裳相连，覆体深邃，黄氏所说之衽已无“掩裳际”之功能，亦不可从。综上，仍以孔疏为上。

学者另一争议频起的是衽为“小要”。《玉藻》：“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郑注：“凡衽者，或杀而下，或杀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59】学者多从形状来解读“小要”，但均不能与经文互洽。

孔疏破郑注，认为深衣两襟处，以衣、裳缝线为界，上下都是衽，缝线以下为掩裳际之衽，属幅而下；缝线以上为衣襟之衽，属幅而上，缝线处即是郑注所谓“小要”【59】。意在弥缝礼经中衽的几种释义。而郑注谓杀而下为深衣之衽，杀而上为丧服、祭服之衽，孔疏明显曲解郑注。

黄宗羲《深衣考》维护郑注，“盖衣裳相合则上下大而中间小，斯成为衽”【65】，将衣裳相连与前后裳相连混为一谈，认为衣裳相连，腰部最小，形似棺上小要，故名“衽”，其说混淆“要”“小要”，对“衽”的理解也与郑注大相径庭。

黄以周以深衣两衽与丧服、祭服两衽，“合四衽成小要形”【66】，与经注及黄氏对深衣之衽的理解相悖，深衣之衽剪裁法与丧服、祭服不同，黄氏四衽拼合说无据。

沈从文认为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衣服中腋下的矩形嵌片，“无论正面还是侧面看去，衣衽的轮廓恰和木榫‘小要’相互类似”【67】，故定名为衽。然此嵌片不足一尺之大，与《丧服》衽“二尺有五寸”相差悬殊，且与《仪礼》衽“掩裳际”的功用不相干，其说亦不可从。

“小要”的正确解释如下：《说文》：“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68】要的本义是指人身体中部两侧。周人以上衣遮盖此处的部件名为“要”，作用是掩盖住下裳的上部边缘。“衽”位于要两侧，作用是掩盖下裳侧边边缘，其位置与功能都与“要”相似，为有所区别，而名之为“小要”【69】。

走向学术前沿  反复精读礼学经典，使我们获得介入出土文献与文物之讨论的能力与资格。清华简是近年发现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古代文献，我们非常关注。《耆夜》篇发表后，论者蜂起，主流意见认为，此文所记是武王与周公等多人相互酬酒，属于当时战胜归来的礼仪。我们以《诗》《左传》《礼记》等文献为依据，指出周人饮酒以献、酢、酬为关联的仪节，不可能无献、酢而仅有酬，更不可能多人互酬【70】。

再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近年出土数量较大的装在弓韬之内的弓弩，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韬内弓背与弓弦之间，两侧各有一根木条。此木条的定名与功用，考古界讨论热烈，定名不一。2015年3月《光明日报》的专题报导中公布了相关数据，以及发掘者关于木条应定名为“檠”的论述。我们专程去发掘工地做了考察，认为《考工记·弓人》所记“檠”，乃是制弓过程中用于固定角弓弧度的“弓匣”，与此木条的形状与功用全然有别。《诗》《仪礼》等文献中另有“䪐”字，作用在于辅弓，即控制弓背的张弛之度，保护弓的良好弹性，与此木条之功用相类。此字《毛诗·小戎》作“闭”：“竹闭绲滕”，而《弓人》郑注引此作“竹䪐绲滕”【71】；《仪礼·既夕礼·记》作“柲”，古人已有将闭、䪐、柲与“檠”混淆者。故我们将此木条定名为“䪐”【72】。

以上诸例，是我们回应学术挑战的几份答卷，学力有限，不敢以为必，结论可能很肤浅，但绝非率尔操觚之作，每一份都浸透真诚付出的心血。

六、《仪礼》复原与对外文化交流

当下中国学者的根本任务，不是为了给西方文化的权威，再增加一个例证，而是寻找出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然后用它与西方文化做平等的对话。《仪礼》是轴心时代的中国元典之一，所记冠婚丧祭、射飨聘觐之礼，内容与体例，举世无有其匹。由于此书古奥难读，不便于向世界传播。我们摄制的《乡射礼》等篇，用多媒体技术，多视角、全方位复原了周代州一级学校的射箭比赛，字字有出处，处处有考证，准确、生动、形象地再现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特质，使今人能轻松了解三千年前活泼泼的周代社会生活，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提供了古老而又清新的题材，近年以来，其文化影响已初步呈现。

国际射箭总会（WA）的章程称，世界最早的射箭比赛乃是公元16世纪由英国贵族所发明【73】。而《乡射礼》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人便已发明严格意义上的射箭比赛，有裁判、工作人员，有严格的比赛规程，有完备的计分方式，其人文内涵亦远较今天的国际比赛深厚。2017年5月20日，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决赛现场，我们制作的《乡射礼》英文注释版第一次登上国际箭联比赛大屏幕。2018年4月17日，国际箭联网站播放了作为中国弓箭文化宣传片的《乡射礼》。2018年4月22日，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决赛现场大屏幕再次播放《乡射礼》短片。我们将逐步向世界宣告：中国才是射箭比赛的诞生地。

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射礼，在唐宋时代传入朝鲜、日本后，广受欢迎，因比赛背后充满哲理与文化内涵，而被称之为“弓道”。为加强与日韩的文化交流，我们组织人员到韩国、日本考察弓道历史沿革与现状。2017年4月15日，我们在徐州主办第一届礼射国际学术研讨会，筑波大学教授、日本武道协会副会长、国际弓道联盟理事入江康平，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韩国国弓教授会会长罗永一等传统弓箭研究的专家与会。我们在会上介绍了《考工记》记载的弓箭制作技艺，并表演了乡射礼的主要仪节。日韩学者大为惊讶与叹服，入江康平教授感慨道：“中日两国距离如此之近，而我们居然如此不了解对方！”

徐州会上，韩国代表展示了他们传统的“抛射”法，射道长约100米，贯穿整个足球场的纵向距离，射手按照抛物线的原理，朝天发射，箭矢利用弧度滑向远处的靶子。这令我们恍然大悟，这分明是中国古制。周代射礼的射道分为三个等级，以弓的长度为丈量单位，分为50弓、70弓、90弓等三个级别。100米，约当于70弓的长度！这种射法，中国已经失传，岂料依然在韩国保持。

《乡射礼》在欧洲的影响亦已出现。2018年7月，我们应邀赴瑞士洛桑参加一个主题为非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播放了《乡射礼》复原的多媒体视频，与会代表反响热烈。一位美国的大学教授希望我们赶紧向社会发行，以便她能在教学中使用。印度国家博物馆一位研究员赞扬道：“这是富有启迪意义的重要成果。”洛桑联邦理工大学的莎拉·肯德丁教授盛赞这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绝好形式，并在同年8月的达沃斯论坛上专题介绍了我们的研究课题，并希望今后与我们合作。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博物馆（EPFL Pavilions）将于2021年9月17日至2022年2月6日举办“Deep Fakes：Art and its Double”（深度仿造：艺术及其再现）展览，特地从我方借用乡射礼复原制作的一套礼器，用于该展览。

另外，尚有一事令我们意外。清末民初满清贵族端方收藏一套周代青铜礼器，在铜禁之上有爵一、觚一、觯二、角一、斝一，与《仪礼·特牲馈食礼》用器相若，弥足珍贵，因而轰动一时，王国维曾有文章论及【74】。其后，这套铜器流入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因其珍稀，辟有专室陈列。这套历经沧桑的青铜器，锈迹斑斑，大多数观众既不知其功用，更不知其价值，稍看两眼即转身离开。近年，馆方获知我们拍摄《乡射礼》的消息，乃从中节选六分钟，在展厅的环幕内循环播放，观众终于看懂这套青铜器的用途，恍然大悟：原来是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礼器！这对于深入解读与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新方法与新思路。

《仪礼》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成于孔门之手，旨在让周代礼乐文明“脱水”“保鲜”，存活于后世；第二次转型则是后世礼家的终极使命，使周公之礼再度“复活”，流动演进的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的各色人物，精美绝伦的各类器物，色彩粲然的衣冠服饰，重新进入中国乃至世界的视野，供人赏析、借鉴与研究。如此，《仪礼》之当代价值得以重光。

数年的践行，我们迈出了复原研究的一小步，但得到的启迪却是重要的，即不如此则无法达到将《仪礼》推向彻底“拆洗一番”的境界，亦永远无法超越前贤。同时我们亦清醒地看到，团队年轻，读书少，学力浅薄，一切还在起步阶段，不如人意、甚至讹误之处一定不少，但道路已开启，惟有矢志不渝，坚忍弘毅，方能不负前贤往圣。

注释
 
1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9《大略》，《诸子集成》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27页。
 
2 沈文倬：《略伦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菿闇文存》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2，58页。
 
3 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4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2页。
 
4 沈文倬先生认为，《仪礼》之《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是一整体，故《杂记下》所云《士丧礼》实际包括此四篇。
 
5 (唐)韩愈：《读仪礼》，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6 (清)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6页。
 
7 杨复：《仪礼图序》，《通志堂经解》第12册，扬州：广陵书社，1996年，第241页。
 
8 沈文倬：《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菿闇文存》，第1008，1009，1015，1009，1008-1031，1008页。
 
9 沈文倬：《懿斋学述之一》，《菿闇文存》，第974页。
 
10 彭林：《用电脑画面显示〈仪礼〉仪节的有关问题》，《海峡两岸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现代化技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1993年，第146页。
 
11 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第67-84页。
 
12(3)沈文倬：《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的几点意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29-38页。
 
13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14 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5，第80，87页。
 
15 曹元弼：《礼经学》卷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16 高瑞杰：《从〈士昏礼〉看婚礼交接诸义》，《文史知识》2017年第4期，第75-79页。
 
17 钟诚：《〈仪礼〉拜揖的礼法与礼义研究》，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18 陈士银：《乡射侯考》，《中国经学》第2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5-76页。
 
19 杨鸿勋：《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18，32-33页。
 
20 如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尹盛平执笔，《文物》1981年第3期，第10-22页;以及下文引用的几种考古资料。
 
21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第27-34页。
 
22 傅熹年：《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一》，《文物》1981年第1期，第65-74页;又收入《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3-45页。
 
23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0~2000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第3-26页。
 
24 陈钦龙：《郑韩故城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5 马延辉：《论杨复“寝庙辨名图”所见前庙后寝之制》，第七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9月。
 
2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第41，66，41页。
 
2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第78页。
 
28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0，第925页。
 
2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5，第1027-1028页。
 
3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第41页。
 
31 (清)俞樾：《群经平议》卷2《周易二》，《俞樾劄记五种》，台北：世界书局，1984年，第4页。
 
32 (汉)刘安：《淮南子》卷2《俶真训》，《诸子集成》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页。
 
33 (宋)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70页。
 
34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第8页。
 
35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第8页。
 
36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4上《释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37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7下，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353页。
 
38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2，第25，26页。
 
39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4，第69页。
 
4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46，第892页。
 
4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18，第334页。
 
42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35，第670-671页。
 
43 (清)黃以周：《礼书通故》卷25，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05页。
 
44 彭林：《孔颖达、贾公彦门闑制度异说辨正》，《中国经学》第22辑，2018年，第47-64页。
 
45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35，第675页。
 
46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8，第131页。
 
47 (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2，第39页。
 
48 彭林：《〈仪礼〉堂廉、堂深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33-49页。
 
49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43，第820页。
 
50 李洛旻：《论〈仪礼〉“堕祭”及其礼意》，(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2期，2016年1月，第1-20页。
 
5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10，第170页。
 
5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第43页。
 
53 李旭：《〈仪礼〉升席降席例辨证》，《中国经学》第17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3-146页。
 
54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9《大略》，第326页。
 
55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6，第257页。
 
5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3，第422页。
 
57 钟诚：《〈仪礼〉拜揖的礼法与礼义研究》，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58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34，第651页。
 
5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9，第895，895，896页。
 
60 (清)江永：《乡党图考补证》，《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页。
 
6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9，第895，896页。
 
62 (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83页。
 
63 (清)江永：《深衣考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1-392页。
 
64 (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3，第157页。
 
65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
 
66 (清)黃以周：《礼书通故》卷49，第2318页。
 
67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68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3上，第105页。
 
69 罗婷婷：《〈仪礼〉诸侯之士朝服研究》，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70 彭林：《清华简〈耆夜〉饮至礼辨析》，(台湾·嘉义)《中正汉学研究》第23期，2014年。
 
71 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4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9页。
 
72 彭林：《弓檠与弓䪐考辨》，《考古》2019年第1期，第96-103页。
 
73 章程参见国际射箭总会官方网站：https：//worldarchery.sport/sport/history(读取时间：2021年9月17日)。
 
74 王国维：《说斝》，《观堂集林》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