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郎】记我与台湾记者皮介行先生的交往

栏目:纪念追思
发布时间:2011-07-09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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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与台湾记者皮介行先生的交往  
作者:槟郎
 
 
  皮介行先生,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人,台湾《环球通讯社》记者,《环球》杂志主编。自1985年来,皮先生频繁到祖国大陆访问。1987年10月,他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记者,十二大新当选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微笑着对他说:“你们是第一只燕子,第二只燕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燕子陆续飞来。”中共十三大时,皮先生采访过当时的总理*赵。皮先生问:“赵总理,你好。在你的任期内,是否希望实现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是否希望实现‘一国两制’?”赵:“我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在大陆多去一些地方,实际地看一看。大陆这38年来,有很多进步,但也有些地方比较落后,你要去看好的,也要去看坏的。我还希望你回去不至于遇上什么麻烦。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能不能统一是一回事,总不能背道而驰吧!我看,目前的形势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前进。你赞成吗?”皮先生立即回答道“赞成、赞成”。十几年来,皮先生经常到大陆采访,关注大陆的社会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表现出一个华夏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 

  我与皮介行先生相识于中文网络。他的名字最先为我所知,是在张青帝兄创办的大地网站上,在我任首席斑竹的大地思想前沿论坛,他的名字悄悄地出现了,也逐渐引起我的注意。他在思想前沿论坛发了几个主贴,主要是谈论中华文字和台湾泛蓝联盟的,都被我利用斑竹职权固顶了。他的反对大陆部分知识分子媚美言论的跟贴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后来知道,皮先生和我一起,在由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声明上签了名,我们在国际国内许多问题上观点非常相近。最近,在韩国高校从事教育交流的我短期回国探亲,临行前无限感伤,发表一篇《祖国,我回来了》的随感文章,得到皮先生的热情回应,我们便在别人兄的中间文化网站论坛里进一步交流,彼此更加了解和好感。我将皮先生对我的回应文章《读〈祖国,我回来了〉寄语作者槟郎》收入我个人的网站槟榔园文学书院永久保藏。今天他又寄诗来与我交流,促使我写这一篇文章。 

  对作为记者的皮介行先生,我不太了解,他主编的《环球》杂志,我也从来未见过。但通过网络交流,我了解的皮先生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不但表现在他在新闻职业中对大陆进步事业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情推动,还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深厚造诣,他对儒家心性道学的推崇,他在大陆网络上热心结交仁人志士上。皮先生每发表文章,都奉孔子历,使他显得特别,而这一点很得也有儒家心结的我的好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明志,待大陆走上现代民主化道路,我将淡出批评界,专心学儒,著古装长袍,蓄长发戴儒冠。我也主动向皮先生表示,得海峡两岸统一之后,我将去台湾阳明山中隐居,与他共致力于中华儒学振兴。 

  有着中华仁人胸怀的皮介行先生爱自己的祖国,爱灿烂不朽的中华博大精深文化。但目下台海分治,台独嚣张的局面使他痛苦。他看到我那篇回国探亲随感文章虽然感伤,也有回到祖国怀抱的欣慰,安慰我时,他自己也不禁感伤起来了:“但回头想想,又不免感慨系之!槟郎,还有个祖国可回归,还有个安定工作,而我一切均不定,也不知祖国在何方!神州故国是个昂扬挺立的君子国,却不是无神的共产中国!台湾是祖国吗?曾经也是吧!但如今是台独执政,扮演着美日摇尾狗的角色!这像个有国格的国家吗?生在各势力的夹缝中,又能奈何?”实际上,祖国尚未统一,全世界炎黄子孙莫不扼腕痛惜的,皮先生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感伤中的皮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中寻找精神解救的答案,他对我说:“统一不统一,看大势,看天心,不是单纯人为可以成事的!但一切不妨,神州如无神性,统一也无价值,也不可久。神州如能再生神性,则华夏重光,朗照天下,必将对未来世界,提供尊荣与生机……”虽是对现实的无奈,却也在更高的境界上对中华统一和民族复兴抱着极大期盼,拳拳之心感人肺腑。 

  我在那篇文章中的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的客愁通过诗文的抒发,和在祖国网络上的活动还能排遣,得以忍受。但异国与中国的对比的感受却使我苦闷,甚至近乎绝望。”网上有友淮生兄感慨道:“100年前,李鸿章到美国,也很受刺激;80年前,郁达夫在日本,也在呼唤祖国富强;今天,槟郎在韩国,也和上面两位一样百感交集……兄,预测一下:再过80年、100年,留洋的中国人,还会萌发你一样的惆怅吗?韩国也成为了惆怅的对象,这本身就是令人惆怅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起点和韩国不相上下;韩国经济以8%左右速度增长了20 多年;成了人均数千美元的富裕国;中国也增长30年,为什么还是处在赤贫状态呢?兄,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皮介行先生也做出近似的反应,被儒家浩然之气充沛的他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据我所知,在历史上中韩关系特别紧密,部份韩国还曾是中国国土。而中国对韩威德甚盛,对韩国之生存与成长,极多协助。韩国整体输入中华文化,包括文字、思想、道德,他们也以礼义之邦,君子之国自命。韩国某大学教授尚认为韩国是儒学之祖国,因箕子封在韩国北部,而其洪范九畴,的确也是儒学思想。所以,中国人对韩国根本无须自卑,重要的是认识到,中国做为上国,对韩而言是尊贵之国。而今天搞成如此,不该去怪古人,倒应该自己痛心疾首,痛切检讨!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我虽然好言自己“贫贱”,实际上君子固穷,只用来作为一种苏格拉底的辩论策略,表达我的真实忧国忧民的心意,有些网友很误解我“哭穷”,但许多网友是理解我的写作抱负的,淮生兄和皮介行先生便是其中的两位。 

  皮介行先生与我谈到了中国问题和个人修养问题,我们有共同之处。在中国问题上,皮先生对中国民主化方向的看法,与我是一致的。我文章也说羡慕韩国的现代民主制度,强调在“努力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皮先生说“依我看,中国要扬升,仍应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国家作为调节与保障。传统文化的智慧与庄严,应该重建;现代神学、史学、科学、哲学……也应认真研究;特别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应放开,把民间社会的智慧与力量,引入公共决策程序中,创造多元民主的中国新制度……孟子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我想当下中国,贞下起元,一元来复,已经走上大变革之路。槟郎先生生当其时,正是精诚其心志,昂扬其见识,深造其智慧。待风以雄飞的大机会,不必灰心,好风会来,再造一个美丽神州,再建一个庄严中华。江山有待,君子自强!”我目前主要致力于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在制度问题上思考比较多,而皮先生不但考虑了制度,而且考虑了文化复兴建设问题,我虽未强调,但观点是一致的。可能我是大陆人,在制度的变革上更感到急迫。而他对我的鼓励和寄以厚望,是我感到惭愧,但以此自励的。 

  在个人心性修养上,我和皮先生在基本看法上相同,那就是“致良知”,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而这并不冲突。皮先生说:“一般人既搞不清‘致良知’是啥东西,也觉得是无用之空论,却不知道这是极重要的价值本体问题。在一切关系界域里,事物总是流转于因果与条件之内,其中无法安立价值。价值无法安立,其一是走向躯体化,以感官快意定价值,所谓‘跟着感觉走’、‘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其结果就是末世的物化与沉沦。其二是走向价值相对化,价值失去超越性,成为关系世界之一员。人失去挺立之凭依,于是随大流,看利益,有利益就可改其持守。如此,则违法乱权,防不胜防,人权不保,社会功利、短视、低俗,就像当前大陆社会众生相。”而这必然联系到中国问题:“因此,要改造大陆社会成为一个高贵的道德人文社会,所谓:行宪、政改、民主自由。当然也不失一方法,但我以为:若不根本的重建文化与价值观,人民不能挺立,则一切立宪、行宪、政改,都将成形式之空谈,纸上之文章而已!” 

  在个人性心修养上,我与鲁迅有共通点,那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折点上,我们无法回到古代的适得自心,也暂看不到未来现代文明上的“天人合一”,因此,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我们以“肩起黑暗的闸门”的作为来完成个人的心性修养,以德配天,完成个体一生之参天地化育之生命。皮先生说:“中国有泛神倾向,天地山川,神鬼万物,都可有灵,亦都为人间价值之凭依。但最重要之价值大本,却是儒家、禅宗所论述的良知、自性。我以为这有一种自性神的尊严与崇高,所以修德、悟道,‘朝闻道、夕可死’!一但悟道则可以‘界定万物,取舍万端’,人的根本抉择,一依于此。因此,岳飞、文天祥可以留取丹心,死而不悔,大唱‘还我河山’、‘鼎镬甘如饴’。”皮先生的心性说并不像好古的朱光潜先生以“静穆”为美,岳飞、文天祥正是鲁迅所说的陶潜先生的另一面,也是“金刚怒目”的。皮先生文词好古雅,直抵王阳明;我则直白现代意识,师法鲁迅,但在此问题上,我们无疑是相通的。 

  以此文纪念我与皮介行先生的交往,并介绍他给大陆知识界朋友。 
 
                                              写于20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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