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峰】心解“四书”,义理经学:关学《四书》学的学术特质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1-12-24 16:00:24
标签:关学《四书》学、张载、旨趣、经学

心解“四书”,义理经学:关学《四书》学的学术特质

作者:李敬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学四书学研究”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十八日癸卯

          耶稣2021年12月21日

 

关键词:四书关学张载学术经学义理学派学者旨趣制艺

 

“四书”自宋始,逐渐取代“五经”成为显学,并形塑此后800余年的学术格局和经学形态,尤其是成为宋明理学分支之一的关学赖以建构的经典依据。众所周知,关学乃由北宋张载始创,以其在思想上推崇气学、在学风上躬行礼教、在旨趣上注重践履、在学脉上条贯秩然而享誉学界,并在与思想史上不同学派融通交流中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且“独以醇正称于天下”的理学学派。《四书》学作为关学建构的文本依据和学理支撑,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随着中国《四书》学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演变、重构、形成的地域形态的学术思想,不仅涵具和体现中国《四书》学史的一般特征,亦别具和呈现区域学术形态的特质,即顾炎武所说的:“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其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独研义理、不事训诂。关学《四书》学自张载开创伊始,就奠定了脱略考据、直探义理的学术旨趣,这种经学亦被称为“义理经学”。门人后学延续此学派风气,在《四书》注解上,几乎没有考据性的著作,牛兆濂就说:“汉学之害,秦中当日尚无此。”即使在乾嘉汉学风靡一时的清代中期,关学学者依然坚守义理解经的学术传统,几无汉学的影响,宋学自由立说的特质极为明显。如王心敬就说:“解经贵通大义,泥于字句必失正旨也。”刘古愚亦说:“盖泥文字以为训,不证之以义理,故见不及此也。”牛兆濂指出:“圣贤经训必使实体诸身,不徒为章句之习。”这个中缘由除了前述的学派传统外,亦与关中地区缺少孕育考据学的土壤息息相关,因为考据学需要经济、图书、出版等方方面面的支撑,而关中地区在这些方面是极为欠缺的。一是关中基本上是自耕农的社会,地主很少,难以像江南地区那样从事考据者的背后往往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二是图书的匮乏。正如清代学者张维屏对这一窘况的感慨:“二百年来,陕西名人如李揩、孙枝蔚、李念慈、王弘撰、李因笃、王又旦、康乃心全集皆未见,岂道远莫致耶?抑无人刊行耶?”三是恶劣的地理环境。曹冷泉曾指出:“西北地势高亢,灾祸频仍,实不容学者沉迷理窟而忽视现实生活也。”这就是说,无论从外在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是内在的独重义理的学派传统皆致使关学游离于训诂、考据之外,始终一尊宋学。当然,由宋至清,关中地区一直远离学术舞台的中心也是不能遗漏的因素。

 

不重举业,轻视制艺。《四书》自称雄科场以来,便产生专门为科举服务的《四书》制艺之作,以另一地域性《四书》学山东《四书》学以“举业制艺”为主作为参照。关学《四书》学则恰恰相反,几无为举业制艺而作的《四书》学著作,只有清代孙景烈的《四书讲义》明确为制艺之作。之所以如此,主要与关学的学风紧密相关。关学学人始终以“做天下第一等人,为天下第一等事”为根本追求,对科举功名并不留意,如吕柟说:“只欲实干举业,亦不是实。必以圣贤之实自体贴,方是实耳。”李二曲被康熙多次征召,皆推辞不就。王心敬同样被多次举荐,但皆力辞不赴,张秉直只是为了却父母望子成龙之意,才勉强应举,中举后便不复仕进。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也造就了关学学者“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在这种风气的直接影响下,关学少有为科举制艺而作的经学之作,成为关学《四书》学颇具特质的一面。

 

通经致用、摈弃空谈。关学宗师张载注解《四书》最为强调经学的实用性,也即通过在经书中体会实理、实道,并以此来观照人伦日用,这才是治经的根本目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张载之后,历代关学学者的《四书》学皆展现出这一特质,如吕柟说:“今人读经书徒用以取科举,不肯用以治身,即如读医书尚且用以治身,今读经书反不若也”,又说:“开示亲切。不徒为训诂空谈。”这里,吕柟通过反批评来凸显治经的目的在反身躬行。四库馆臣在评价其《四书因问》时就指出:“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王心敬亦指出:“盖四子书与他书不同,原是四圣贤体验心得之言。若行不至知终不真,故要得理会心得,必以实行为致知第一实法。”如此事例,不胜枚举。以此可见,关学中人释经“一字一句,皆躬行心得之言”,真正把经学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就证实“关中旧多积学力行之士”论述的准确性。要之,关学《四书》学既受关学躬身践履宗风的陶铸,反过来又助推和强化这一宗风的形成与强大。

 

不拘门户、汇通诸派。这里所讲的“门户”主要指的是儒学门内的诸家各派,而非指涉释、老。关学始终秉持崇正辟邪的治学态度,也就是说,他们对待旨趣相异的释、老态度是排斥的,而对待儒门内的各家态度则是兼容并包的。梁启超曾比较有洞见地指出:“关中学者虽克自树立,然受赐于外来学者之奖劝实多。”梁氏此言不虚。张载诠释《四书》时,便是广泛征引,以释己意,吕大临更是融会关、洛两家,这从他对“仁”的解释可以得到直接的印证。如,吕柟虽学宗张载、朱子,但对阳明心学则是以公心待之,甚至当其被恶意诋毁时,不畏权贵,仗义挺之。再如,冯从吾亦对门户之说表示担忧,他说:“一开口便落门户,真令人不敢开口矣。”又说:“孔孟而后,诸儒各有得失,不能尽同,是在学者去短集长,毋令瑕瑜相掩可耳。”后来的清代李二曲更为具体地指出:“辨朱辨陆,论同论异,皆是替古人担忧。今且不必论异同于朱陆,须先论异同于自己,试反己自勘,平日起心动念,及所言所行与所读书中之言同耶,异耶?同则便是学问路上人,尊朱抑陆亦可,取陆舍朱亦可;异则尊朱抑陆亦不是,取陆舍朱亦不是。只管自己,莫管别人。”由上可见,李二曲对待理学、心学既不主张尊一辟一,亦不主张两相皆崇,更不主张两相皆废,而是要公正对待两者的得失,相互融合,救正补偏。由此,他的弟子对其学术总结道:“苦心折中,会合濂洛关闽、河会、姚泾而融为一家。”

 

“心解”释经,独证独创。张载释经独创“心解”之法,意在超越文字章句的限制,注重真心体悟,注重诠释者本人的内在理解,而非经文本身,强调“自出议论,自抒新意,自立新说,自成体系”,极具主观色彩。这一“主体论诠释”方法也就是朱子所谓的“理在解语内”的路径,而非“理在经文内”的方法。而后的王恕注释《四书》时所尊奉的亦恰恰是张载这一主张,他说:“不可不用传注,亦不可尽信传注,要当以心考之也。”这里,王恕所确立的释经原则“以心考之”与张载的“心解”之法如出一辙。王巡泰极力推崇张载“心解”之法,他说:“张子曰:‘心开即记,不思则还塞之矣。’盖人功侯所至而心之开敝,因之体认有浅深,见解有是非,议论有得失,不可假也。一人有一人之体认,而一时之见解、议论,因之不可强也。”可见,王巡泰也强调自我在注释经文中的主体性作用,也就是己意不能被经文所牵引,强调内心对经文的真体实悟。要之,张载所开创的“心解”之法恰恰是对其所主导的“义理经学”的呼应,前创后因,在门人后学的推波助澜之下,成为关学《四书》学治经的标志性符号,显示出地域学术的连续性与学术旨趣的“家族相似性”。故而清初学者徐嘉炎指出:“西北崇朴学,东南尚华靡。朴学必朴心,华靡徒为耳。此固地气然,人情亦复尔。”无疑是切合关学本旨的。

 

总而言之,与其他地域学术形态相比,关学内在本具和向外展示的更多是“思想”,而非泛泛的文化。与之相应,其《四书》学无疑是地域学派《四书》学的典范,尤其是着力呈现和发展了中国四书学史中的义理型《四书》学,成为涵具独特学术品格的经学系统。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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