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割地五百里”了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吴钩《为王安石辩诬》一文，更详细的辩诬，请见该期杂志

王安石受到非常多的抹黑、中伤，比如在反对王安石变法、追随保守派的宋朝文人笔下，王安石背负割地给予契丹的黑锅。且来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的记述：

熙宁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画。”……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韩公承荆公风旨，视刘公（刘忱）、吕公（吕大忠）有愧也，议者为朝廷惜之。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

邵伯温所记的“契丹遣泛使萧禧来”一事，发生在熙宁七年二三月。在萧禧抵达东京之前，神宗曾问王安石：“契丹若坚要两属地，奈何？”王安石说：“若如此，即不可许。”神宗又问：“不已，奈何？”若契丹不罢休，又如何是好？王安石说：“不已，亦未须力争，但遣使徐以道理与之辩而已。”

这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显然，王安石并不同意对辽国割地求和。随后，神宗派太常少卿刘忱、秘书丞吕大忠等人前往河东路，与辽方谈判代表萧素、梁颖会于境上，商量划界。但因为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中。而在宋辽谈判期间，王安石亦罢相归江宁故里。

次年春夏，王安石复相。神宗又与他商讨同契丹划界之事。王安石说：“我不可示彼以惮事之形，示以惮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神宗说：“彼必不肯已则如何？”王安石说：“譬如强盗在门，若不顾惜家赀，则当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则但当抵敌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无足畏者。”

从君臣的对话不难看出：王安石反对割地予契丹。他对宋辽划界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不可向辽国示弱，要据理力争，料契丹不敢举兵；二，就算契丹举兵，也不用怕它。

宋神宗尽管表示“如此则不须畏”，但内心还是有些忧惧，所以又派中使带着手诏去拜访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四位老臣，请他们出出主意。

富弼、文彦博与曾公亮都反对割地，韩琦却建议厚抚契丹，割让争议地块：

臣愚，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开示大信，达以至诚，具言朝廷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无，岂有他意，恐为谍者之误耳。且疆土素定，当如旧界，请命边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约，两绝嫌疑。

对韩琦的看法，王安石极不以为然，直说：“琦再经大变（指拥立英宗、神宗继位），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

不过宋神宗对划界的态度似乎更接近韩琦。熙宁八年（1075）四月，神宗皇帝给代表朝廷与辽国谈判划界的韩缜下诏，对部分地段的划界作了让步。要说割地给予契丹，那也是出自神宗本人的“圣裁”。对于割地，神宗大约有几分惭愧，跟王安石解释说：“度未能争，虽更非理，亦未免应副。”王安石说：“诚以力未能争，尤难每事应副，国不竞亦陵故也。若长彼谋臣猛将之气，则中国将有不可忍之事矣。”对朝廷这次示弱的可能后果很是忧虑。

宋朝与辽国的划界，一直到熙宁末年才算结束，划界的结果是宋朝大约放弃了数十里的领地。但到了轻薄文人的笔下，宋朝的让步被夸大成“弃地五百里”“弃地七百里”，王安石更是被诬为主张割地求和的“卖国贼”。

事实却是：熙宁七年刘忱在河东与辽方谈判划界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居江宁；熙宁八年至十年，韩缜与辽方的划界谈判，则直接由神宗指挥，期间王安石虽已复相，却长时间以疾居家，未理朝政，不久（熙宁九年十月）便又罢相；而在朝之日，王安石每次与神宗论及划界之事，都是提醒、勉励神宗不可向辽国示弱。他怎么可能主张割地予契丹？

在宋辽划界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派文人的颠倒黑白：韩琦分明提议向辽国“退近者侵占之地”，在邵伯温笔下，却摇身变成反对弃地的诤士、智者；王安石明明白白跟神宗说过不可割地，却被邵氏诬为将祖宗故地“轻以畀邻国”。

邵伯温记述的王安石“弃地五百里”谣言，源头出在苏辙身上。元符年间，苏辙在回忆录中说：

予从张安道（张方平）判南都，闻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谓：“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及北使至，上亲临轩，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挥边吏分画。”使者大喜，出告人曰：“上许我矣。”有司欲与之辩，卒莫能得。予闻之。

苏辙在编造王安石于熙宁划界之时力主弃地的谣言时，用了两个词：“闻”“予闻之”。这一细节表明，苏辙的记述乃是来自道听途说。当时，应该确有传言声称王安石讲过“咫尺地不足惜，后取之不难”之类的话。

那么王安石讲过吗？讲过。那是熙宁五年九月，在一次御前会议中，王安石说：“朝廷若有远谋，即契丹占却雄州，亦未须争，要我终有以胜之而已。”但是，王安石讲这话的背景是：朝廷正用兵于河湟，而知雄州张利一却在宋辽边境生事，引契丹巡马过河。枢密使文彦博扬言与辽国“交兵何妨”。王安石不欲与契丹争细故，影响收复河湟之大业，因而才用过头话反驳文彦博。实际上，当时宋辽之间并没有发生领土纠纷。等到熙宁七年二月，传辽使萧禧前来索地，王安石便明确跟神宗说：“若如此，即不可许。”

苏辙却将王安石熙宁五年讲的话掐头去尾，改头换面，删掉背景，然后装入熙宁七年“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的事件中，之后邵伯温之徒又添油加醋，终于让王安石背上了弃地数百里的黑锅。

纵观北宋元祐以降保守派士大夫（及其追随者）对王安石与熙宁变法的叙事，不实之处甚多。出于反对变法之立场，他们不仅夸大了新法的弊端，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抹黑王安石。尤其是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诚如有识之士所指出：“《邵氏闻见录》凡涉熙宁变法处，几近谤书。”今天我们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不论观点为何，首先决不可只听保守派一面之词，而应当细心辨析史料，多方求证，以成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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