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哲学家

作者：阿列克斯·戈奇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本文探讨叙述、意义和哲学的失败。

什么样的人生是哲学人生？如苏格拉底宣称的那样，哲学人生是最好的人生？抑或哲学人生能成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吗？本文将依照两位名声并不怎么好的导游来描述一下哲学人生：一位是时髦的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另一位是引起极大争议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我将论证说哲学工程最终并不能赋予哲学人生以意义。本文有一些思想自传的因素，特别是为那些像我自己这样从事哲学研究的职业，且热衷于探讨其意义的人写的。文中提出的很多主张都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只是在符合读者自身经验或想象的同情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些说服力。

人生意义

没有意义的人生不是好的人生。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都能赞同的，可以作为讨论的起点。但是，“人生意义”的观念模糊不清，往往令人很不满意，首先因为“人生意义”这个短语至少有两大含义。一方面，当我们说“生活有意义”时，我们在谈论的是自己体验人生的方式。那些将精力和才能有效集中在对其有重要意义的任务上，在朝着其真正关心的目标不断迈进，就算日子过得疲惫和艰难，他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一种意义感。相反，那些缺乏方向的人，其日常任务没有将他们移向对其重要的任何目标的人，无论日常生活经验是多么轻松和愉快，迟早会感受到一种无意义感悄悄溜进来。

另一方面，除了这种感受到的意义感体验之外，“人生意义”也指向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即我们认定的以大写字面T开头的真理：世界终极真理。这样的宏观画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用以看待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框架。通常，它也为我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框架，告诉我们应该选择不应该选择什么以及选择背后的理由。所以我们能够说，基督徒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定基督教教义是人生意义，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教义中派生出人生意义等。

虽然人生意义第一种形式的是我们的感受，第二种形式是我们的理解，但是，为了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将个人体验到的意义称为“有意义性”（meaningfulness），将基于世界观的意义理解称为“大写字母M开头的意义”。这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意义更重要，而是因为它的野心更大，更关心终极性和绝对性而不是日常生活的寻常活动。

当然，这种有意义性的感受和意义的二分法是对人生意义问题的一种简单化处理。不过，为了方便论述，我将绕过该二分法的很多延伸和复杂情况，把关注的焦点仅仅集中在一个议题上：即有意义性和意义在哲学家生活中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先笼统地谈谈有意义性，然后再观察它在哲学家的特定案例中如何展现出来。

达伦·麦克安德鲁（Darren McAndrew）的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和约瑟夫·坎贝尔（Jospeh Campbell）画像

意义和英雄追求

文学理论家约瑟夫·坎贝尔（Jospeh Campbell）在其里程碑式著作《千面英雄》（1968）中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即特定种类的故事---英雄追求是世界所有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主题，此类故事都遵循标准的、可预测的结构。（我将不加批评地呈现和使用坎贝尔的观点，但我应该提及在众多圈子里他一直遭到排斥和拒绝，很多人觉得其著作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有关对坎贝尔的批判可以很容易找到。）

实际上，坎贝尔将英雄旅程划分为17个独立阶段，若用更广泛的术语来说，这些故事的结构大致如下：首先，我们遇见正常的、日常生活中的主人公：“从前有个男孩叫杰克，他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接着“冒险召唤”到来，这可能呈现出解决问题的形式或某种值得向往的追求或可获得的珍宝或两者兼而有之：杰克赶着奶牛来到市场上，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出售魔豆的人。主人公接着从“普遍世界”跨过门槛进入“特殊世界”，那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但也有特殊可能性：杰克沿着豆茎往上攀登进入巨人领域。在这个特殊世界，英雄遭遇了一系列挑战，也常常得到恩师和盟友的帮助，与敌人作战，并最终战胜冤家对头，赢得大奖：杰克将巨人王宫里的众多珍宝“解放”出来，最终通过砍掉豆茎而杀了巨人。在探索的最后，英雄跨越门槛再次返回到普遍世界，带回了他们赢得的“珍宝”，这不仅能够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造福更广泛的共同体生活。多亏了能下金蛋的鹅和杰克“赢得”的其他珍宝，他和奶奶再也不必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了。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故事结构不仅存在于童话故事而且是很多流行故事的模板：好莱坞电影、畅销书、视频游戏等。我们讲述给自己听或他人听的自传性故事也往往是这个套路。与《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重要角色之一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或者美国科幻探险电影巨人捕手杰克（Jack the Giant Slayer）相比，我们自己的故事通常更谦虚一些，但是，尤其是当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时，常常可以在我们对自身生活及其形象的理解中发现同样的公式。生活为我们提供了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获得的好处，我们去追寻那个目标，无论它可能是什么，在此过程中，我们遭遇各种挑战和考验，如果我们幸运，可能获得朋友加盟，还可能有恩师指点；最终（希望如此）我们克服这个问题或者实现夙愿，然后带着一身的本领返回“普遍世界”。如果我们的人生在自己看来似乎多多少少有了这般模样，---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在“追求某个事业”，哪怕十分微不足道---通常来说，我们将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相反，生活毫无意义的感受往往与此相关：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有显著的目标或需要实现的追求。如果将目光再次转向电影，极端的例子就是《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的威拉德上尉上尉在西贡宾馆的房间里等待开赴前线的命令中陷入崩溃的场景。

哲学家的英雄追求

孤身一人者渴望浪漫的爱情，野心勃勃的职场打拼者渴望晋升，拥有拐角处的办公室。这些任务是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结构，是他们的英雄追求。同样道理，哲学任务就是哲学家的英雄追求，能为其生活赋予意义。不幸的是，哲学最终证明是不可能的任务，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追求，但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它。

为了理解哲学家的英雄追求的具体形式，我将依靠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1899-1973）的观点。斯特劳斯的著作主要探讨哲学家与社会的关系，但其思想基础是对哲学家的描述，正是这个基础与我们的话题密切相关（请参阅《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什么是政治哲学和其他研究》（1988）。在哲学家意味着什么的很多描述中，我之所以选择斯特劳斯的观点仅仅是因为它直接说到了我的亲身体验。你可能看到过有人指控斯特劳斯鼓吹捏造政治谎言或者为帝国主义和侵略他国的行为涂脂抹粉，就算是真实的，我也将请你至少暂时搁置这种成见。

孤独者渴望得到关心和浪漫的爱情；野心勃勃者渴望获得高贵的地位和优厚的工资待遇；哲学家则渴望拥有一套世界观和信仰体系---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更大更抽象的意义。这种关切让哲学家去追求一种特别的叙述轨迹，我对其轨迹的追踪是把斯特劳斯的哲学家描述置于坎贝尔的英雄追求的框架之中。需要强调的是，我将把斯特劳斯和坎贝尔的分析混合起来得到了一种杂合体，它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位作家思想的代表。

在哲学家追求之初，未来的斯特劳斯式哲学家毫无疑问拥有她或他碰巧生活其中的社会的主流世界观，无论它是什么，就算有好几个，必然是占支配地位的那个世界观。一旦这个哲学家认识到这个世界观未必是世界的绝对真理时，其冒险召唤就到来了：它可能遭遇质疑，可能是错的，信仰它的理由可能与严谨分析和认真思考没有多大关系，更大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出生环境的偶然因素和文化适应有关。用斯特劳斯的术语说，青年哲学家逐渐明白他或她到现在为止一直相信的真理不过是一种观念而已，而观念是一种由可能受到质疑的事实定义的信仰形式，而非超越任何合理怀疑而确立起来的事实。但是，哲学家发现这个核心议题上的观点天生并不令人满意，感受到用知识取代观点的一种压倒一切的需要，因为知识的特征是确定性，能抗拒任何可预见的驳斥和反对意见。因此，哲学家开始着手寻找“要做之事”---那就是揭示世界真正本质的真知。此时，哲学家已经跨越门槛从普通世界进入哲学那个潜伏着各种危险的“特殊世界”。

危险在于：至少从斯特劳斯-坎贝尔的描述来看，走上哲学研究之路，哲学家就必须放弃他或她在故事开始时得意洋洋地拥有的世界观。但是，这个现成的世界观恰恰就是早先辨认出来的以大写字母M开头的意义，放弃它就等同于将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意义感和个人身份认同顿时分崩离析。另一方面，虽然哲学家现在多数致力于紧迫的追求，因此，其他形式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有意义性的感觉，这来自完全将自己的才能用来追求一个重要目标。“人生意义在于寻找意义”是个陈词滥调。事实上，这很好地描述了哲学家的状态，哲学家人生的有意义性感受源自其对真理的探求---终极的、绝对的意义。

在他或她寻找知识时，哲学家常常得到一个或多个导师的帮助。比如斯特劳斯将柏拉图作为导师，认定自己首先是柏拉图主义者，虽然可能是非传统的那种。哲学家在好朋友的陪伴下旅行（斯特劳斯个人的特殊朋友是出生于西班牙的犹太哲学家、科学家及神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和阿拉伯哲学家、数学家,音乐理论家阿布·纳斯尔·穆罕默德·法拉比（Al-farabi），这两位分别是中世纪犹太教和伊斯兰传统的柏拉图阐释者；期间存在和敌人的论战：斯特劳斯的确与政治哲学中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霍布斯（Hobbes）开始的“自由派”传统和20世纪哲学的各种运动进行了斗争。最后，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宣称自己赢得了决定性胜利，然后带着哲学寻求的大奖风光无限地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最终能使哲学探索渴望得到满足的“终结所有理论的理论”或永恒真理的其他表现形式。若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很多哲学家宣称从激动地砍杀任何算不上现实知识的地下世界返回到人间了。

《星球大战》最初画面 © 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公司，1977

哲学家英雄追求的失败

我们在坎贝尔作品中读到的世界神话中的英雄追求，就像我们在电影中观看到的或者在视频游戏中表演的英雄追求一样最终都是成功的追求。在所有这些形式中，主人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战胜了对手，获得了大奖，意满志得地返回这个世界，重新恢复其生命活力。但是，真实世界的很多追求是失败的，虽然这样说只是捅破了掩盖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窗户纸而已。有些追求之所以失败仅仅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像登山者没有办法登顶而不得不返回。有些人失败是因为其追求的目标最后证明根本无法法完成或根本就不存在，如古代中国有数不清的船只前往东北方向的海洋深处去寻找赐福诸岛/极乐世界，人们相信那里长着长生不老的仙草。当然，所有这些尝试都是空手而归或者根本就没有回来。一旦追求失败，一旦英雄不得不放弃这个目标，这就必然宣告这个探索带给他或她的生活的意义感的终结。仍然有一些追求---其中英雄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众多考验之后回到光天化日之下的世界，他们自以为带回了来之不易的珍宝大奖，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或许认为登山者到达了次一等的高峰，错误地相信它就是真正的顶峰，或者古代中国水手在海洋中找到了某个岛屿，从新鲜有趣的灌木丛中拔下几片叶子，就认定他们已经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草。

很多哲学家宣称他们已经从冒险旅程中返回，获得了他们心心念念渴望已久的终极知识。但是，稍微瞥一眼思想史就会清楚地发现每一条类似主张听起来都空洞得很，这些哲学家就像迷路的登山者和误入歧途的水手一样处于同样的位置。在我看来，哲学家对终极知识的探索就像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草一样，其实是在寻找某种根本并不存在之物。

斯特劳斯式哲学家寻找确定性。他或她想确切无疑地知道他们发现的世界描述永远不能被推翻或遭到驳斥。但是，我们从来不能排除阿拉斯泰尔·麦金泰尔（Alastair MacIntyre）所说的“认识论危机”的可能性：灾难性的新信息出现或者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信念中的某个矛盾因而不得不回到制图版从新开始的时刻。（‘Epistemological Crisis, Dramatic Narrativ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onist, 1977）当然，很多哲学家（包括斯特劳斯本人）不辞劳苦地竭力避免这个危机。但是，当我们来到危机跟前，就认识到哲学追求从来不可能成功完成。哲学家想要确定性，但是，甚至经受千年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可能在明天尚未已知的未知---一则意料不到的证据或者隐藏的内在矛盾面前轰然崩塌。

在时间的验证面前，除了数学真理和形式逻辑真理，没有“终极真理”是无坚不摧的，但是，那些真理对于寻找意义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安慰。作为哲学家，当他认识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是海市蜃楼时，其更高的意义结构可能就垮塌了，他将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给人带来满足的大写字面M开头的意义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因为人们感受到的有意义性体验是附着其上的，这种有意义性体验也可能瞬间烟消云散。难怪，我们可以说哲学家现在是迷茫无助的人。

最后的一线希望

人生意义可以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形式中发现：我们相信的大规模抽象的意义，以及当我们的生活朝着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目标前进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有意义性感受。这种有意义性的感受常常取决于我们能用“英雄旅程”的方式理解我们的生活。用这些术语解释，哲学家的生活之所以觉得有意义是因为他或她在追求一种终极的、确定性的大写字母M开头的意义，它能抗拒所有变化和驳斥。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大写字母M开头的意义能满足这个标准，一旦哲学家明白了这一点，他的追求就将终止，该追求所赋予的意义感也就瞬间烟消云散。

但是，还有希望。我们称为哲学的广义概念中还存在着其他传统，它们拒绝“知识”的虚假承诺，教导我们去拥抱某些更接近“观点”的东西。还有一些战略来打破探索真理的上瘾性习惯，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作者简介：

阿列克斯·戈奇（Alex Gooch），英国杜伦大学杜伦学术开发中心教授，私下里为他人提供哲学咨询服务。

译自： The Philosopher with a Thousand Faces by Alex Gooch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47/The_Philosopher_with_a_Thousand_Faces